《荀子·王制》中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意思是在草木开花结果的时候，不能砍伐山林，践踏和破坏草木的生长。
荀子将之称为“圣王之制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作为生态建设重要内容的植树造林，在古代也成为许多帝王和名人志士所崇尚的事情。
01
帝王：不守山林不可为天下王
每年的3月12日是我国的植树节，各地群众都自发地组织起来进行植树活动。其实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就专门设立有“山虞”“林衡”等官职，负责掌管丈量、种植、护林等事务，动员全民种树，并制定与颁布我国最早的植树造林及权利的法律条文：“不树者无椁”。其意是凡不种树的，死后不给棺木。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但各诸侯国倡导植树者仍不乏其人。齐国管仲说：“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不可以为天下王。”为了鼓励植树造林，规定“能树百棵使繁衮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对忽视者，相应制定惩罚条款。
进入秦汉，历朝皆推行促进植树的政策。据传，秦始皇东巡登泰山。见草木一片萧条，即下诏“勿伐树木”，令城郭宅旁“每三丈而树……树以青松。”汉初文帝、景帝时，九次颁布劝民植树之诏：“多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
北魏孝文帝时，推行植树与田法相结合的经济制度，“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五十树，枣三株，榆三根……限三年种毕。”把种树提高到和粮食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
隋朝虽历时短暂，但炀帝初年即为绿化大运河堤岸下令植树，且亲率群臣种柳以作示范。唐代京城长安，通道两旁遍植树木，形成“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的绿化环境。
明太祖朱元璋对植树造林也特别重视，曾多次颁旨要求军民植树。他登基之初就下诏各地：“令天下广植。凡民户有田者，须种桑麻，栗枣各二百株。”在此诏令下，仅帝都金陵钟山一带，就植树50余万株。洪武二十二年六月下令：“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差。有司亲临督勤惰，不如令者罚。”洪武二十五年正月，诏谕五军都督府臣“在屯军士，人种桑枣百株，柿、栗、胡桃之类，随地所宜植之。”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又下旨：“民间但有隙地，皆令种植桑枣。”令地方督民种植，并授以种植之法。“违者全家发遣充军。”因而植树造林之风盛行。
清代为鼓励广植堤岸防护林，曾制定“立捐栽议叙之法”的奖励制度。凡“文武官员自通羊、守备以上，各出己资栽柳干株方为称职”，超出规定者，议院记功晋级。
在如今的清西陵，有一片今天中国华北地区最大的古松林，15000余株古松随山起伏，弥漫在气势恢宏的古建筑群周围。“陵寝以风水为重，荫护以树木为先”。为了保护这方皇家陵寝圣地，据记载，从雍正到道光年间，清西陵共栽移成年松树20多万株。为了皇家陵寝的风水，清政府不仅不惜工本，还给予这项工作很高的待遇，规定运树人员与牲畜可直接进入陵区，“人不下跪，畜不解铃”。
除了以上史料记载之外，民间传说同样彰显了古代帝王对种树的重视。
相传楚霸王项羽自幼爱树，一天，他见村里一老翁正要挥斧砍掉院中一棵桂花树，忙问缘由。那老翁叹道：“本来也舍不得砍它，只因有人说我家这院落四四方方，像个口字，此木立于其中，便成‘困’字，不是太不吉利吗？”项羽略一思忖，便反问道：“照老先生这么讲，院中倒树留人，不又成为‘囚’犯的‘囚’字？那岂不是更不吉利？”老翁无言以对，认为年轻的项羽讲得有理，于是就放弃砍伐桂树的念头，一时传为佳话。
02
名士：植桑种树造福子孙后代
古代除了当权者对植树造林的重视之外，历代名人、官员爱树植树的亦不乏其人。
东汉末年，丹阳太守李衡，在武灵泛州上作宅，种柑橘树千株，临终时给儿的遗言是：“吾州里有千头木奴（指柑橘树），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矣。”果真到柑橘丰收，岁得绢千匹。李衡种橘千树，为子孙造福。
无独有偶，三国蜀汉丞相诸葛亮亦是植树造林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在他给后主刘禅的遗书中就写道：“臣家有桑八百株，子孙衣食，自可足用。”
三国时东吴名医董奉为人治病，不收酬金，只要病人在其住宅旁种植杏树，轻病治好者种一株，重病治愈者种五株。长此以往，董奉的房前屋后都种满杏树，变成一片杏林，春华秋实，于是他又将杏子换粮、杏仁配药，救贫扶穷，后人赞颂他医德高尚，遂有“誉满杏林”“杏林春暖”之说。
南宋时期，杭州集庆寺是专为宋理宗的阎贵妃供神像而建造的，后来寺院扩建，阎贵妃的父亲担任监工，想砍伐灵隐寺的一棵古松作为梁柱。灵隐寺的方丈高僧元肇（号淮海大法师）几次交涉要求停止砍伐，但监工不同意。无奈之下，为了保护四季常青如盖的古松，元肇特意写了一首诗，贴在古松上，其诗云：“不为栽松种茯苓，只缘山色四时青。老僧不许移松去，留与西湖作画屏。”宋理宗读后，认为淮海大法师言之有理，就下旨让此古松“留与西湖作画屏”。一诗阻止国丈滥伐古松，被传为佳话。
还有一些有识之士把“树木”与“树人”相提并论。2006年，有学者在泰山脚下发现一块详细记载古代泰山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这块泰山种柏树记碑由时任泰安府知府金启撰文并书写，碑文介绍嘉庆二年春天，金启来到泰山栽树，总共栽了2万多株树，他还说“树木之举寓育人之意”，也就是说，他把栽树与绿化环境和培养人才看得同等重要。
名人植树，要比给自己刻石树碑明达得多。“黄帝陵”地面建筑几度兴废而森森古木犹存，凭吊于树下，“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03
诗人：身体力行倡导植树精神
古代诗人大多有着博大的情怀，他们不仅追求文化素养，更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其中植树便是重要一项，因此留下很多植树方面的优秀诗篇。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生平最爱植柳树，他不仅在隐居的田园水边广植柳树，还在房前栽了5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他赋诗咏道：“榆柳荫后园，桃李罗堂前”；“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从这些传世佳句中可见诗人终生爱柳植柳，所以世人称他为“柳痴”。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公元759年安史之乱后，来到四川成都，在西郊浣花溪营造草堂时，四处寻找树苗，亲自栽种。正如诗云：“独绕虚斋径，常待小爷柯。幽荫成颇杂，杂木剪还多。”在他的苦心经营下，终于使草堂前院换新颜，确实像他在诗中写到的：“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风含翠筱涓涓净，雨裹红渠冉冉香。”多么优美的一幅田园山水画啊。
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著名诗人柳宗元，也对植树情有独钟，当年在柳州贬任刺史时，一上任就“手植黄柑二百株”，为了改变柳州面貌，他一边号召百姓种庄稼，一边动员群众植树造林，结果第二年初见成效，使柳州“春来新叶遍城隅”。当他离任时，城里城外，河边路旁已是柳成荫，树成行，处处呈现一派绿色景象，他触景生情，写下这样一首诗：“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荫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这首诗既真实生动，又幽默风趣，被传为千古美谈。他不仅倡导植树，而且身体力行，总结出植树经：“凡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确是经验之谈。
另一位唐代诗人白居易做过多处地方官，他从小就与树结下不解之缘，以种树为乐，习以为常。每到一处，都要栽花种树，在谪居忠州（今重庆忠县）任刺史时，把种植树木花果视为造福百姓的大事，带动百姓在城内种了很多花木果树，为了保证成活率，他每天带着书童修渠、培土、引泉灌溉。并以诗咏事：“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李梅。”被传为佳话，广为流传。他诗中有“手栽两松树，聊以当嘉宾”“白头种松桂，早晚见成林”等句。白居易的《春葺新居》诗云：“江州司马日，忠州刺史时。栽松遍后院，种柳荫前墀。”显示了他爱树植树的情怀。
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任杭州刺史，修浚西湖，在湖堤上种树，至今留下“苏堤春晓”景观。其实苏轼少年时曾种松树数万株，并在《戏作种》一诗中写道：“我昔少年日，种树满东岗。初移一寸土，琐细如稻种。”可见其种树的热心、认真和细致。后谪居黄州，在南门外筑东坡雪堂，周围种满了柳、桑、竹、栗等树种，并留下了“去年东坡捡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的佳句，脍炙人口，盛久不衰。
清末，左宗棠率部新疆戍边，沿途大种柳树，被称为左公柳。他题诗云：大将西征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春风普度玉门关。
04
百姓：植千棵树富可敌千户侯
古代百姓把植树作为生财之道，史书也多有记载，历代朝训亦大都有重视植树致富的事例。
春秋时期，晋国大乐师师旷提出：“欲知五谷，先占五木”。《孟子》中指出：“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西汉著名史学家、中书令司马迁《史记·货殖传》载：“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桔……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其意是讲，当时种植千棵经济林者，其财富可与千户侯匹敌。《后汉书》中还特意提到汉光武帝的外祖父是靠种植梓树和漆树发家致富的史实。
北魏规定：每一农夫要“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唐朝授田制规定，分给每农户20亩永业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从而起到富民强国之效。
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少时家贫，常挨饿。一次，两天没吃饭的朱元璋看到一棵柿树结满了成熟的柿子，忙采来充饥。他当皇帝后，大力提倡百姓种树，并亲拟榜文，诏告天下：“今天下太平，百姓除差粮之外，别无差遣，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如法栽种桑、麻、枣、柿、棉花。每岁养蚕，所得丝绵可供衣服，枣、柿丰年可卖钞，歉年可当粮食。里老尝督，违者治罪。”朱元璋念及老家安徽灾多民穷，劝凤阳、滁州、庐州、和州百姓，每户种桑、枣、柿各200株，用以脱贫。
由于朱元璋极力提倡和严格要求，广栽树木之风遍及全国。湖广布政司1393年计算，在管辖的州、县内栽种的各种树木多达8400万棵。明代在林业经济上开了新纪元，放采白蜡与乌桕收子取油渐次普及。《农政全书种乌桕》：“乌桕收子取油，亦足生财。江浙人种者，树大可收二三石，子外白魏，压取白油，可造烛，子中仁压取清油，燃灯极明，涂发变黑，可造纸又可人漆，每收子一石，得白油可十斤，清油二十斤，故其时有树数株，即生平足用，不复市膏油也。”
在根据不同条件选择树种，较快、较多地获得经济效益方面，古人积累了一些经验。例如，种植树“岁种三十亩，三年九十亩，一年卖三十亩，得钱六十四万八千文。周而复始，永世无穷。”至于种榆，更是一本万利之事。古人总结出，榆树既可作屋材，又能作多种器皿；既可“岁岁科简剥治”获薪炭之利，又可收榆代食，赈救灾荒。加之，榆树“研后复生，不劳更种”，故种榆“既无牛耕种子人功之费，又不虑水旱风虫之灾。比之谷田，老逸万倍”。如果“男女出生，各与小树二十株，比至嫁娶”，则“聘财资遣，粗得充事”。真是一树多利，享之无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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