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林：荣毅仁的中信岁月

导读

本文作者杨林是30多年前进入中信工作，那时，社会上有许多关于“荣老板”的传说，民族工商业巨子、红色资本家、改革开放的先锋、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仅仅是这些名号交织在一起，足以给人一种遐想和好奇。当年，荣老是怎样通过中信这个窗口产生巨大影响的？

历史转折中的受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三中全会闭幕仅26天，邓小平与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五位工商界人士座谈，听取意见建议。

那一年，已63岁的荣毅仁在“五老”中还是最年轻的一位。座谈中，邓小平充分肯定荣毅仁提出的引进技术、管理，发展金融、贸易的意见，希望他出来主持一方面的工作，围绕对外开放和经济工作干一番事业。

正是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向中央提出建立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建议，很快便得到批准。他成为中信的首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中信召开第一届董事会时，叶剑英、王震、乌兰夫、谷牧等中央领导莅临祝贺。谷牧副总理在会上有一个很长的发言。他特别强调：“中信公司的成立，是时代的产物，是我国加速四化建设一个很重要的组织措施。”

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现代化建设并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国家急需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边缘部分形成突破，通过试点摸索规律、全面铺开，通过窗口宣传政策、扩大共识，这是富于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正是在这样特殊的历史转折关头，荣毅仁被中央委以重任。

中信“50万元起家”

中信初创，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资金极度短缺。荣老了解中央的财政非常困难，于是在上报审批的公司章程中，特意把中信注册资金的数字空出来，希望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投入多少资金。

经中央斟酌，中信的资本金确定为2亿元人民币，但财政部一时拿不出这笔钱来，和荣老商量的结果是，改为实际拨付1亿元。可到了真掏钱的时候，财政部不知怎么又犯了难，改为1亿元分5年拨付，每年2000万元。

由于第一笔钱迟迟不能到账，荣老只好先向财政部借了50万元作为中信的开办费，算是预支。这就是荣老多次讲到中信“50万元起家”的来历。当然，这50万元肯定远远不够，荣老拿出了自己的存款1000万元先垫上。

中信成立后，在国家投入较少、自身并不占有垄断性资源的条件下，如何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荣老大胆提出“借鸡生蛋”，开展“三个引进”，即引进国外的资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方式。按照荣老的要求，中信早期业务聚焦于国民经济急需而又薄弱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领域，通过借款、发债等方式筹措外资，投放到一批因为缺少资金面临夭折的国家重大建设工程上。

那时，“左”的观念影响还很大，有人出来批评，搞社会主义建设，怎么能用资本主义的钱呢！？国家重点项目仪征化纤一期工程资金不足，建了不到一半便难以为继，眼看就要下马。纺织部找到中信求助，荣老建议由中信出面在日本发行100亿日元武士债，帮仪征化纤渡过难关。国内反对和责难的声音十分强烈；国外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信誉也多有疑虑。

但荣毅仁董事长认定小平同志指明了方向，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在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最终促成发债成功，使仪征化纤起死回生。

此举创造了国家重大项目基本建设的“仪征模式”，首开新中国在海外举债的先河，成为中国金融机构正式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标志。

“既懂东方又懂西方的企业家”

荣毅仁老董事长在起草中信公司的《章程》时亲笔写下这样一段话：“公司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这段今天看似十分平常的话，在当时却有深意存焉。因为这里所强调的“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和“科学经营管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思想受到严厉批判，是理论界中令人忌惮的提法。他后来特意解释，这段话“实际上使公司成为在当时背景下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企业的一个试点”。

荣老以他特有的勇气和魄力，带领中信在夹缝中探索发展道路，开创了诸多行业和领域的“第一”：成立了新中国第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第一家融资租赁公司、第一家经济咨询公司、第一家房地产公司，建设了第一座高档涉外商务办公楼，组建了亚洲第一家区域性的商业卫星运营企业，首批成立了国有企业创办的商业银行，创建了最早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他将中信打造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他自己更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代表人物。

中央之所以对荣老寄予厚望，即是希望以他作为知名企业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宣传对外开放的大政方针，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用当年叶帅的话说，这个作用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在筹建和领导中信的14年中，荣老以六七十岁的高龄，不辞辛劳地出访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足迹遍布大半个世界，与许多国家的政商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合作关系。1986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世界最富魅力的50位企业家”，荣老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被称为“中国开放政策的重要执行者”。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高层人员互访中断，商务往来停止，外企纷纷撤离。为打破僵局，荣老提出，以中信公司名义向全球知名的企业家、银行家和前政要发出邀请，请他们到北京参加中外经济合作研讨会。那段时间，中信举办的各种经济研讨会、经济论坛和国际经济咨询委员会上，总是高朋满座。

1992年正值苏东剧变后世界风云变幻之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开放有不少疑虑。借中信国际经济论坛在京举办之机，荣老力邀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大批政要和企业家出席论坛。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中央领导会见代表，对外传递了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方针、希望增进与各国合作的重要信息。

“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中信的老同志都非常了解，荣毅仁老董事长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在公司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曾多次谈到对于共产党的认识过程。

中信组建过程中，一些领导同志认为，中信这样的机构可以不必设立党组。荣老对党充满感情、高度信赖，认为自己和工商界的老同志都是党外人士，有党组就有依靠，主动要求在中信成立党的组织。

曾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熊向晖在出任中信公司党组书记后，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并分别征求了中央组织部和荣老的意见，拟定了中信公司党组的职责权限，经中央领导批准实行，这在中信内部被称为“党组六条”。

荣老对于党委组织的各种活动和工作，都毫无保留地给予积极支持。无论是召开党代会、党员干部会、纪检工作会，还是表彰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党员，甚至群团组织的会议或活动，请荣老时他都会很高兴地来参加。

他在中信的“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说：“我这个资本家，就是要讲社会主义，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就是比共产党还共产党的资本家。”从此以后，许多同事说起荣老，也会说他“比共产党还共产党”。他在中信工作了十多年，却没有在中信拿过一分钱的薪酬，这是外人很难想到的。

中信的干部、职工说荣老“比共产党还共产党”，是一种发自心底的尊重和敬佩，但大家不知道，荣老此时已经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1985年7月1日，荣老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荣老入党一事在当时没有公开，大家并不知晓。他老人家纪律观念、保密观念很强，连秘书和家里人也没有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