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读《封建论》及其他丨作家立场·天涯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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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4年，北京大学韩毓海教授推出了《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一书。这是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经典名著导读”课讲稿结集，选讲的经典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代表作品。

在北大课堂上，除了对西方思想理论进行拆解、重述，韩毓海教授也注重对中国古代经典文献的解读，并能够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学术层面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天涯》2025年第2期“作家立场”栏目的头条文章《读〈封建论〉及其他》即是一篇精彩的解读，韩毓海教授以柳宗元的《封建论》为切入口，梳理历史关键节点的诸多问题，探讨国家治理体系的文化主体性如何凸显。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读〈封建论〉及其他》一文，以飨读者。

读《封建论》及其他

韩毓海

毛泽东曾说“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柳宗元《封建论》这篇文章，距今已经一千两百多年，但它所提出的统一与分裂、郡县与封建、选贤举能还是世袭世禄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中国历代改革的要害。

我采用的是讲稿的形式，这种方式虽不甚“规范”，但这是一种讨论问题的好办法。理论研究只能从问题出发，照亮历史等社会科学研究的只能是当下的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口号，是时代表达自己最鲜明的呼声，总的来说，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社会科学的经典文献，都是为了解决当时、当地的突出问题而发生的，《封建论》当然也是如此。

帝国与民族国家

我们从中晚唐的永贞革新说起，第一个问题叫“唐宋之变”，这是日本京都学派提出的重要课题，它的核心观点是：唐宋之变，是从“帝国”变为民族国家——唐是帝国，宋是单一民族汉族的国家。京都学派认为：宋是第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也是世界史上民族国家的开端，近八百年之后，西方才有了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是走向现代化的唯一政治形式。

为什么民族国家是走向现代化的唯一形式？这一结论就基于西方发展的历史经验。

西方现代化的进程，被理解为一个反对“封建主义”“封建制度”的过程，按照巴贝夫的说法，这一进程表现为：在征服中成长起来的封建主义及其好战精神，逐渐被“工业主义”的和平、劳动所战胜。在这样一个新社会里，“不带有统治权的全体人的劳动”将成为新社会的主体，将成为与封建制相对立的新社会的本质。而这一历史进程，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集中表现和实现。巴贝夫本人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最勇敢的烈士，也是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早启蒙者之一。

巴贝夫一生的奋斗，极为生动地展现了黑格尔哲学的全部革命精神，要理解黑格尔，就要知道巴贝夫。因为黑格尔哲学的全部革命性，就建立在“劳动”与“斗争”二者的基础上，这是围绕着劳动与斗争建立起来的哲学，自由的含义与主体性，其实就是劳动与斗争。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最高度的肯定是——“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劳动的结果”。

现代性起源于如下论断——权力的来源不是武力与暴力，不是地位和血缘承继，权力的唯一来源就是劳动，这是黑格尔的总结，但不是他的发明。大家知道，“劳动价值论”是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的观点，随后，斯密在《国富论》中极大地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指出国家的唯一目的就是解放劳动、保护劳动和劳动产权，同时指出国家的基础是经济，即国民的财富。值得注意的是，在斯密那里，构成经济的三个要素是资本、劳动与土地，即在他那里，土地占有并不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财富的主要来源毋宁是指资本积累和劳动技术的提高，而斯密所谓和平的方式，众所周知就是指以商业和贸易取代战争。

与此同时，欧洲的反封建进程，也被视为“自由的法兰克人”反抗罗马帝国专制暴力的斗争过程，这个过程后来被简称为“民族国家”反对“帝国”的过程。

法国启蒙运动认为：罗马帝国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其主体是骑士贵族采邑制度，这个制度后来被韦伯称为典型的西方式封建，以便与“中国的封建”（即士大夫—官僚—地主）相区别，当然，作为一种中世纪的制度，即马克思所谓“日耳曼所有制形式”，也与他所谓希腊—罗马的“古代所有制形式”相区别。而狄德罗认为，欧洲“民族”就起源于罗马军事贵族，发展为中世纪的骑士—教士制度：“贵族和教士长期垄断以全民族的名义发言的权利，或自称是民族的唯一代表。”人民，即民族中众多的劳动者，却不能为自己申辩。“……封建政体无非是毫无力量的君主与备受贵族压迫和鄙视的人民，这些武装的贵族既反对君主也反对人民。”

狄德罗这段话，代表了一种非常典型的西方启蒙主义叙述，上述名言不但把“民族”与“人民”区分开来（认为民族就是贵族），而且还指出欧洲存在两个“民族”——一个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征服的民族，这就是罗马人；另一个则是以自由和劳动为基础的民族，这就是法兰克人，而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就是罗马帝国残余势力与新兴的、自由的法兰克人之间的斗争。

最关键的是，在这段话里，狄德罗第一次把“劳动”与“人民”结合起来，创造了“劳动人民”这个术语。从此之后，劳动人民首先是指与封建贵族、土地贵族对立的资产阶级“第三等级”，随后，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这个词又与工人阶级相结合，正是这个术语，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主体。马克思本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第一次用劳动人民“大无畏的革命首创精神”这个说法，来解释黑格尔的自由，并瓦解黑格尔的官方哲学里抽象的历史主体性。

马克思反对劳动与“和平”的结合，他主张劳动与斗争的结合。因此对于巴贝夫所谓“从征服中成长起来的封建主义及其好战精神，逐渐被工业主义的和平劳动战胜”这套理想，马克思的观点是比较暧昧的：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启蒙主义的西方传统，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把现代化进程描述为城市战胜农村、商业民族战胜农业民族、西方战胜东方——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绝不认为这个进程是和平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不但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不同，与巴贝夫的“和平劳动”取代暴力征服论不同，当然，他也与斯密的自由贸易代替战争论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的生产方式绝对不是和平的，而且，与土地征服（“封土之律”的封建不过是一种形式）“土地战争”不同的是，资本主义掀起的是资本战争、技术战争和贸易战争，资本—技术—贸易，这就是斯密所谓的国家力量的根本来源，且这种“国家力量”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力量，是无限扩张、无限积累的力量，它意味着人类战争形式的全面升级，资产阶级成为主体，而绝不意味着“和平劳动”，以及“不带有统治权的全体人的劳动”成为新社会的主体。

如果说，民族国家的基础，就是资本—技术—贸易的不受限制的扩张，这就意味着：民族国家是一种无限扩张的新的暴力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开辟了另外一个历史反思传统，即反过来站在帝国的立场上，去反思民族国家。这样一来，马克思不但把世界史放在欧洲的立场上去检讨，他反过来也把欧洲资产阶级的历史，放在世界史的立场上去检讨。于是，在关于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文章中，他惊人地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与无限扩张的资本—技术—贸易这种暴力形式相对比，帝国倒是一种有限的暴力形式——尽管一旦遇到了民族国家这种新的暴力形式，帝国就像木乃伊那样解体了。例如，他指出，大清帝国为了道义而战，而英国要的却是贱买贵卖的特权——这是历史的讽刺。他还多次说过，罗马帝国远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要“高尚”，因为帝国的原则是培养好的公民，而现代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培养的只是唯利是图的商人，等等。

当站在世界史、人类史的立场上去看欧洲的时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共同体”的概念，正是从共同体的视野看，马克思认为帝国是“有限的暴力”，而民族国家是无限的暴力。

于是，这就引出了两个非常困难的大问题，即：什么是“帝国”？什么是“民族国家”？

在这方面，伊本·赫勒敦的观点最有启发性。他的出发点是对暴力的操纵与控制。赫勒敦这个人大家不熟悉，他1332年生于突尼斯，大家也许知道，中世纪基督教的哲学家奥古斯丁也生于突尼斯，赫勒敦是中世纪和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比奥古斯丁伟大多了，他生在帝国的时代，他的成就就是研究帝国。

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的根本矛盾，是暴力化与去暴力化之间的矛盾，因为完全垄断暴力与完全取消暴力这都是不可能的，因此，国家的能力就在有效地控制暴力，有效控制暴力的办法，就是有效地运用定居文明周围的游牧部落，在利用他们的同时，又能够用一种制度控制他们——所谓“以夷制夷” “以华制夷”，这就是帝国的制度设计。

最简单地说，所谓“帝国”，是多民族、多文化、多语言、多宗教的，是多元的，也可以进一步说是“多元一体”的；而民族国家，则是单一民族、单一文化、单一语言、单一宗教的——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帝国”与民族国家，这两种形式哪种优越？

这就是当前理论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最无解的问题了。

一方面，西方人、日本的京都学派等现代化论者都说民族国家好，因为民族国家是通向现代化的唯一正确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今天的后现代论者、文明论者，则说帝国好，帝国包容、多元、开放，主张文明交流互鉴、求同存异——这多好。

我在《五百年来谁著史》《龙兴》中的看法与这些说法都不一样，我的出发点是唯物论，也就是说，是一种从经济出发的看法，更具体说，就是从税收出发的看法。

首先，帝国与民族国家，都是国家，什么是国家？列宁最简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国家是暴力工具。而我的补充也很简单——国家是通过垄断暴力来征税的工具。这意味着国家是财富积累的手段，它必须依靠暴力，但却不是简单地、直接地、一味地使用暴力。

但是，国家从产生起，它就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国家是暴力，但另一方面，国家的目标却是通过解除大多数人的暴力，让他们缴械投降，老老实实地纳税。它的手段与目的是冲突的，况且解除大多数人的武装，这绝不是件容易的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没收天下武器铸造铜人，但还是没有挡住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这说明，仅靠暴力还不行。

自秦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就面临着一个基本的分工问题，那就是——不能让农民又种地又交税又当兵，无论是寓农于兵，还是寓兵于农，都是没有效率的，军队战斗力的提升是一个问题，更关键的是农民不可能承受如此大的三重负担，所以，这还要另外打主意，而这个主意就在周边的游牧部落。

部落不是国家，部落的人不会种地，不交税，所以，一穷二白，又穷又自由，穷得只剩下自由了。为了逃避赋税和种地，他们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四处流窜，另一个是抱团抢劫。因为他们四处流窜，魏源就把游牧部落称为“行国”。因为他们穷、抱团而自由，所以宫崎市定才说他们“朴素”，因此专门写了《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也正因为他们具有穷、流窜、抱团、抢劫这四个自由的特点，赫勒敦才把这种自由，称为“阿萨比亚”（asabiya）,简称帝国的自由。

当我们考虑到定居与游牧，即居国与行国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时候，就触及帝国的经济基础，帝国的和平，是指保持大部分农耕者的定居与游牧部落的“自由”之间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但和平内在于帝国，而且“自由”也内在于帝国。

从汉代起，就有软硬两手，外儒内法，这就是治理，所谓治理，软硬两手，其实就是打拉结合，拉就是收买：一方面——对内收买，就是给内部的那些不安定因素即有本事的人个官做，汉代选官，除面子工程“举孝廉”外，主要选两种人，一种是善治河者，另一种是知兵法者；另一方面——对外也是打拉结合，这其实就是对匈奴的政策，先打一仗，打服了再把他们拉进来，匈奴归附，国家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戍边打仗。

什么是帝国呢？一方面，大多数人被解除武装，定居农耕，老老实实交税；另一方面，国家再拿一部分税收，给周边游牧的不安定的“自由”因素发工资，让他们保卫边疆，这就是帝国的自由与和平，多民族、农耕与游牧结合的帝国就是这样形成的。

讲唯物论，当然还要讲辩证法，辩证法是什么？是从矛盾出发。那什么是帝国的矛盾呢？这个矛盾是帝国内部的“自由”不能大，游牧部落不能文明化——周边游牧部落的一旦养肥了，而且娶了汉族公主，变得有文化了，一旦国家给钱少，他们就造反，是汉帝国所面临的矛盾的爆发——把丫鬟嫁给保安的代价。

历史在辩证中发展，就是在克服自身内在的矛盾里发展。怎么克服这种帝国的矛盾呢？我们看唐帝国。唐是帝国的升级版，隋唐是在哪里崛起的？是在山西与河西走廊一带崛起的。这两个地方有什么特点？那就是商业经济比较发达，军事力量比较强，胡汉融合比较好，把农业、商业和军事统一起来，把胡人、汉人融合起来，“又战斗来又生产”，这就是府兵制度的基础。简而言之，唐代的武力，是由其经济实力垫底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人，特别能打仗，软硬两手都行，这就是唐代的山西人、陕西人和甘肃人。府兵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中华文明是从北方兴起的，在隋唐之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在北方。北方的哪里呢？以山西为中心，以陕西、河北为两翼，中原河南是腹部。北方是凭险而战，凭险而守。

进一步走向盛唐，这不仅是靠凭险而战，不仅是凭把握中国统一的战略要害，走向盛唐的关键还有大运河，大运河开拓了市场，增加了税收，所以，就把北方的少数民族都养肥了，他们都老老实实地当兵戍边，这是唐帝国的高峰，和平与自由的统一。

唐帝国有钱有枪，走向盛唐，帝国万事大吉，但新问题又来了：当时世界上不止一个帝国，唐代的麻烦在于，它遇到了其他帝国的竞争，这个帝国就是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帝国比唐帝国穷，但它有伊斯兰教，对唐帝国的军事支柱——突厥人产生了强大吸引力，就是因为这种文化的吸引力，大唐的主力军——突厥人的队伍叛变了。这说明，文化自信确实是根本的自信。

部落本来很小，部落之间彼此有矛盾，但宗教可以化解部落之间的矛盾，把各个部落凝结为共同体。

正是为了平定河中地区突厥人的叛乱，公元751年，唐军在怛拉斯这个地方，与黑衣大食——即阿巴斯王朝支持的突厥叛军展开决战，一个星期后，唐军战败，这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它的后果极为严重，因为它引发了一系列叛乱，特别是四年之后，唐帝国内部的胡人全面叛乱，这就是安史之乱。

帝国怎么持续下去呢？这是个问题。从唯物论的角度说，这要靠生产方式变革，靠发展新的生产力，问题是什么才是新的生产力。而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这是中国面向现代化的先声。我们讲《封建论》，就是从这里讲起，讲中国的改革的起点，是怎么通过生产方式变革，来维持唐帝国。

简单地说，这个生产方式变革的起点，就是从中晚唐起，中国的先决者们逐渐认识到：仅仅靠大土地庄园、依靠农耕和土地税，无法维持唐帝国的国力，同时，他们认为，大唐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通过国家垄断税收——主要是盐、铁和茶的税收，来汲取资本，同时，通过征收间接税——主要是商业税，来增加税收，进一步积累资本，而通过积累资本，来推动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革新，通过技术革命特别是军事技术的革命，以摆脱对于游牧民族军事力量的依赖。用千年之后晚清的说法，这叫原富、自强。

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系，积累资本，推动技术发展，是以财政税收体系现代化的办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于是，从刘晏的转运法、杨炎的“两税法”发端，终于造成永贞革新的系统的改革方案。尽管这个改革昙花一现，但也体现了作为改革家的柳宗元、刘禹锡的历史作用。所以，我认为，只是从文学尤其诗歌的角度去讲柳宗元、刘禹锡，这是遮蔽了他们的光芒。

以财政税收体系改革推动治理体系改革，提高国家能力，现代化的思路，就是这样产生的。而王安石的改革继承了这一切，几乎把宋帝国缔造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具体说，就是依靠国家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乔万尼·阿里吉认为，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抽象的模型，而是国家追求财富的工具，是追求劳动生产效率的工具，因此，王安石运用国家的力量推动市场经济，这恰是对市场经济的正确理解），从而实现资本积累，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造成分工和技术发展。最终，依靠富裕的江南，宋与野蛮的游牧民族脱钩断链，花钱购买了和平，同时，资本积累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不仅是钢铁和瓷器的高温冶炼，也是突火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的诞生，八百年之后，西方就是用枪炮这种武器，横扫了大刀长矛组成的乌合之众。正如京都学派不无美化地指出的，这就是为什么宋代是人类最理想的近世，因为它是和平的、富裕的、文明的、先进的——世界很乱很乱，这边风景独好。

京都学派对宋代的高度评价，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日本江户时代的理解。江户时代对外是锁国的，对内则通过推动土地商品化瓦解大庄园制度，这两种努力看起来都是和平的，这就是巴贝夫所谓的用和平、劳动的方式，战胜征服的、战争的方式，是所谓的“东洋近世”理想。但历史的事实是，无论是宋代还是日本的江户时代，都被武力终结了，区别在于，宋代终结的原因在于，其经济发展没有导致更高暴力，而江户时代的终结则是由于其经济发展导致的武力升级，明治维新依靠的就是这种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暴力升级。

宋代之后的中国怎么样？大致说，中国又陷入帝国的自相矛盾中——落后的民族掌握武力，经济和生产上先进的民族俯首帖耳，纳税当奴才。在元与清就是这样。但元代之后，除了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竞争之外，还有海洋的生产方式的挑战，明代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海上的倭寇，贩海盐的集团，台湾的问题。这就构成了帝国新的矛盾。按照京都学派的说法，明代的葡萄牙人、日本人，相较于文明化的中国来说，也是贫穷的、四处流窜的、抱团抢劫的，因此也是朴素而自由的，是“朴素主义的民族”，而明朝则是“文明化的国家”，对于这个文明国家来说，一方面，武力—资本—技术是分离的，另一方面，资本与技术的发展，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压制，儒家反对资本，对于商业和技术不感兴趣。所以，魏源说，中华帝国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处理居国（农耕）、行国（游牧）和海国（海洋）三种生产方式的关系。

接下来是一个重要问题：在罗马帝国瓦解之后，西方为什么没有重建帝国，而是走向了民族国家？不是它不想，而是它不能。

这里的原因很多。一是罗马帝国之后，与其说西方没有形成强大的统一国家，不如说它没有形成武力的彻底垄断，中世纪近千年蛮族不断入侵，使得人民自卫、地方自卫成为欧洲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人民从来没有被彻底解除武装，造成了骑士的文化和遍地的堡垒，这就是西方的“封建”，西方的封建是由骑士和采邑制度构成的，而中国的封建，是士大夫—官僚—地主三位一体的封建。韦伯说，一个是战斗的民族，斗争的宗教，另一个是妥协的民族，和平的宗教——这是根本的不同。二是西方政教分离，中世纪以来的西方，教皇要统一但没有实力，皇帝要统一，但没有合法性。三是查理曼大帝之后的分裂。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格罗斯认为，在中世纪后期，满足了经济、军事实力，又具有合法性的是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但非常可惜，它周围的两兄弟——英吉利与法兰西具有同样的经济、军事实力，它们不允许德意志这么干。

西方走向资本与技术的结合，引发生产力的革命，是以其军事封建制为基础的，即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以其特殊的封建制度为基础的，这种军事—资本—技术相结合的道路，就是西方现代化的道路。

中国原本有条件走和平—资本—技术相结合的道路，从公元一千年就有这种可能性，但前提是：资本与技术相结合的道路，经济的发展，必须有政治体制的支撑。但非常可惜的是，当时中国的领导阶级，其指导思想，就是建立在科举制度基础上的儒家地主阶级及其意识形态。科举制度以表面的、程序上的所谓“公平”（即“尚贤”和“选贤举能”），以少数人垄断文化资本的方式，不仅掩盖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巨大不平等和不公平，而且加剧、塑造了这种不平等和不公平，儒家思想不仅在制度上，而且在思想与精神上，彻底解除了中国人民的武装，同时，排斥国家对于经济的垄断，排斥市场经济，从而排斥中国向着一个经济国家即现代政治经济国家发展。儒家思想不是一个整体，当然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把长期垄断中国文化资本的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的文化平等诉求等同起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果说，本文讲的这些文献，代表着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传统，那么，与之对立的就是儒家的思想，就如五四先驱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以地主阶级为主体的士大夫思想，而不是建立在劳动、人民、斗争基础上的思想。

在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法国的启蒙主义者把“劳动”与“人民”挂钩，当劳动人民成为民族的主体的时候，意味着把贵族特权阶级开除出去，这被简单地称为面向平等的反封建。而在世界历史上，把“自由”和“朴素”挂钩，是从卢梭开始的传统，他的灵感来自罗马帝国周边的游牧民族，这就是卢梭的成名作《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的主题，宫崎市定关于东洋“朴素主义的民族”的说法，其实是对卢梭思想的搬用。

西方的民族国家，开辟了穷兵黩武的现代化道路，它的前途是帝国主义，看到帝国主义，于是有人怀念帝国，帝国好啊，多元一体，和而不同，多好啊，但这种幻想是假象，帝国的包容是花钱买来的，是通过对内全面解除人民的武装来实现的。自从有了西方的民族国家，帝国就不可能了。

但我认为，多民族的人类共同体并非是不可能的——我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和平的、多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国家共同体，但其前提是：其经济的主体必须是由资本积累、广阔市场和技术创新所支撑的，其领导阶级的能力，是在劳动与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而不是通过读书、考试形成的。正如毛泽东反复指出的那样——对于“文化资本”的垄断，不但是造成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根源，而且它也是使得知识和知识分子完全脱离生产与斗争，奴化他们的手段。因此，他所说的知识与知识分子，是把知识与劳动与生产结合起来的领导阶级。

什么是实践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历史的可能性？假如中唐之后掌权的是柳宗元、刘禹锡，假如宋代引领风尚的是王安石、叶适、陆九渊、岳飞，而不是司马光，假如清代被委以重任的是魏源、林则徐，这种可能性就是有的。

历史的可能性是争取来的，我们必须从这样的角度去总结我们的历史，以谋划我们最长远的未来。

永贞革新与《封建论》

唐宋之变，核心是财政税收体系之变。这是改革的实质。

首先说《封建论》产生的背景——永贞革新。

公元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此后整整五十年过去，在唐顺宗上台的那一年——805年，即永贞元年，发生了著名的“百日维新”，这就是永贞革新，目标是推动唐帝国由一个军事帝国向着经济帝国转变，而它所制定的基本政策，极大地增加了唐帝国的财力和经济实力，从而使唐帝国从一片混乱中，重新走向了发展与稳定。从此，唐帝国又维持了一百余年，而这个时间，实际上比走向盛唐的帝国前期还要长。

唐帝国之所以能够在大乱之后又延续了这么长时间，主要就是拜永贞革新所赐。而柳宗元、刘禹锡就是发动永贞革新的重要成员，是改革的先驱，但搞改革的先觉者往往没有好下场，其中命运最凄惨的一个，就是柳宗元。我们讲作为改革家的柳宗元、刘禹锡，是因为中国有重视文学的传统，这不是说作为改革家的刘晏、杨炎不重要，但是后两者在中国历史上，远没有柳宗元、刘禹锡那样家喻户晓。

实际上，今天的唐代史研究已经开始接受这样的观点：安史之乱并没有摧垮唐帝国，相反，它活得挺好，而且继续活了将近一百五十年——如复旦大学的李碧妍老师的书《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就非常扎实有力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安史之乱主要是乱在北方，南方没有乱，叛军从来没有渡过汉江与淮水，而唐帝国平定叛乱，继续发展，主要依靠的是南方的财力。此后，中国之发展、统一，也基本上是依靠冀朝鼎所提出的“南方基本经济区”。二、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治理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从表面上看，这当然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转变，地方的权力增加了，以至于出现了藩镇问题——但从实质上来讲，自从永贞革新之后，中央的财力极大地增加了，行政上虽然表现为分权，但经济上则实现了集权，而经济上的集权，才是维持统一的基础，它推动了唐帝国由一个军事帝国向着经济帝国的转变。

过去讲永贞革新，主要是讲它如何反对藩镇和宦官，实行行政上的集权，但这种讲法没有讲出永贞革新与历史上其他的改革的区别所在。我认为，经济上的集权才是真正的集权，经济的统一才是统一的基础，至于行政上的分权，那是次要的。永贞革新是唐帝国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的起点，这一点是实质，这是最了不起的——以上是我个人的观点，可能与历史系和中文系讲的不一样，大家姑妄听之。

要达成这样一种经济上的集权统一，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但安史之乱之后，大家都在找方向，而最早看到这个大方向的人是刘晏。

安史之乱中，唐玄宗在四川将皇位让给他儿子李亨，即唐肃宗。唐肃宗没过多久就去世了，他儿子李豫继承了皇位。唐代宗李豫在位时间比较长，有十七年。在这十七年期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宰相叫刘晏，与其说他看对了政治风向，不如说他是一个为未来历史发展指明方向的人。

这个人在大乱中沉思，首先是看对了政治风向。天宝十五载（756年），唐玄宗在剑州发布了著名的制文，命三位皇子领天下兵：太子李亨领陕西、山西、河北，永王领江南，丰王领西北（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这等于三分天下。如果说是封建，这是真正的封建，而为唐玄宗出这个主意的人，主要是宰相房琯，而当时坚决反对这么干的人，则是高适和刘晏。高适反对的理由，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刘晏反对的理由，因为事后史书上这样记载：

禄山乱，（晏）避地襄阳，永王璘署晏右职，固辞，移书房琯，论封建与古异：“今诸王出深宫，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

当时，永王李璘曾经招刘晏去当副手，他坚决拒绝了，他为什么坚决拒绝呢？他这样说——因为三王领军，这就是东周的封建，但是，东周的封建之所以能够搞成，那是因为有齐桓公、晋文公这种有本事的人，他们支持和保卫朝廷，所以他们才把东周维持住了。反过来看，唐玄宗那三个皇子，都是长在深宫里的，他们哪一个也不是齐桓公和晋文公，他们想当齐桓公和晋文公，根本没这个本事。即使永王李璘拿到了江南这把最好的牌，他也不会打，于是，刘晏坚决拒绝去给永王当副手。

这就是远见卓识，而李白就缺乏这样的远见卓识，号称“天子呼来不上船”，其实他太浪漫，结果就上了永王的船，李白在关键时刻站错了队。

关于政治家，马基雅维利讲了两条：一是运气，二是能力。搞政治，不是仅靠本事才能，也要靠站队，简单说就是凭运气，李白、柳宗元、刘禹锡不是没本事没才能，但关键是站错了队，运气太差了。在历史的大转变中，站队最难，而中唐，就恰恰是历史的大转变时期，风向变了，大方向变了，从以政治为中心，变成以经济为中心了，从以北方为中心，变到以南方为中心了。

此前的唐帝国，命运系于府兵，政治要害是在北方，而北方的要害在于突厥，甚至突厥的动向，决定了唐的政治风向。突厥造反，也不是始于河中，而是东北，早在武则天时代，东北的突厥可汗默啜就造反了，默啜造反，才导致了契丹、奚、粟特人的内迁，他们迁到了现在的辽阳和北京一带，这些人被唐帝国组织起来对抗突厥，这也就是日后安禄山造反的基本力量。

安禄山自号“光明之神”，动员造反的意识形态是祆教，其实也属于中亚胡人的宗教。

安史之乱中，北方的中心在哪里呢？大家或许绝不会想到。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抓住的一个战略要害是正定，当时叫常山，常山太守是颜杲卿，颜真卿的兄弟，这哥俩一个在正定，一个在德州，率先起来反抗安禄山，其中正定的作用是最大的。为什么？因为正定背靠太行，有井陉关通山西，又与洛阳、开封最近，现在的正定方言，还是河南话。所以说，搞定了正定，就搞定了山西、陕西、河南，当年，李光弼、郭子仪就是因为正定在颜杲卿手里，才得以从井陉东出太行，威胁安禄山的老巢。

但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唐帝国最终也没有真正搞定正定，当时，正定由安禄山的叛将张忠志治理，他是最大的藩镇。张忠志不是一件好事都没做，他是做了大好事的，最重要的一件是阻挡武宗灭佛。当时出家人太多了，要扩大国家的税收，这就必须灭佛。武宗灭佛，但河北藩镇不听他的，反而大肆支持佛教，如果不是河北藩镇不听话，今天不可能在正定看到那么多寺院，这里也不可能在唐后期成为禅宗祖庭。藩镇割据好不好？如果没有藩镇割据，北方的佛教也许就在武宗灭佛的时候消灭了。可见，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的战略要害都是由藩镇来控制的，唐帝国能控制的其实是南方。

唐帝国控制南方靠什么呢？主要是靠大运河。靠运河漕运，把南方的财富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是冀朝鼎所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是他在美国写的博士论文。这本书虽然很薄，但是其中提出了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范畴。一个概念是基本经济区。中国从唐朝开始，基本经济区就在长江流域，而其基本政治区还在黄河流域，因此就存在着政治区和经济区分离的问题。美国的华盛顿特区和纽约经济中心是非常近的，中国的政治区和经济中心就离得很远。如何将这两个中心联系起来？冀朝鼎当年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在正定的附近建一个经济区，而这是由正定的历史战略地位决定的，所以，这是大历史观下产生的“千年大计”。但是，在北方能不能建经济区呢？历史告诉我们，很难。这不是一般缺乏政治经济条件，而是缺乏文化基础。自中唐之后，中国的经济意识都是以南方为基础建立的，南方人有经济意识、经济思维，而北方缺乏经济文化，在经济意识和经济文化缺乏的地方，搞基本经济区的难度非常大。

立足江南经济区，通过运河漕运，增加国家税收，最早认清这个大方向的人就是刘晏，同时，他实行盐、铁、茶的专卖，就是战略物资的国家经营，这极大地增加了唐帝国的财力，同时更打击了大地主庄园的势力。

代宗李豫之后的皇帝是德宗，德宗时期有一个宰相也很不错，叫杨炎。杨炎就是大家在课本中学过的两税法推行者。他认识到，只凭土地税、人头税不能解决问题了，当时是南方经济发展，人口超过了北方，北方的大地主庄园在战乱里瓦解，而土地商品化，则进一步瓦解了南方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随着土地商品化，地价上涨了，工资下降了，所以，重要的是收商业税，鼓励商业发展。

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论》指出，中唐以来赋税的货币化、土地商品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两税法改革为唐宋转变奠定了经济基础。他关于唐宋转变的论述，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比较强调历史必然性，至于马基雅维利关于“运气”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要强调的东西，所以，侯外庐先生的论述当然深刻，但我认为缺乏一点历史的“生动”。

由于这些努力，国家财力上升了，国家就有了制约藩镇的资本了。到了唐顺宗时代，条件具备了，当时的朝廷里开会，决定把帝国的工作重心全面转向经济工作，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永贞革新。

为什么永贞革新特别耐人寻味？因为它深刻地体现了历史的“生动”，通过这个，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必然性，还看到了历史的偶然性，看到了马基雅维利所谓历史的命运。

永贞革新的改革集体，历史上叫“二王八司马”。朝廷中领头的是“二王”——王叔文、王伾，他们都是唐顺宗的近臣，当过顺宗小时候的玩伴，和他一起斗蛐蛐、抓鸟。唐顺宗即位之后就任用他们。这两个人不是坏人，他们立志要改革，加强中央财政集权。

“二王”下边还有八个能干的臣子，就是我们后来说的“八司马”，但他们只搞了一百天改革，就被顺宗的儿子唐宪宗贬出中央去当地方调研员了，于是就成了司马了。司马是什么官呢？是州刺史的副职，放在今天，算是厅局级，相当于一个市的政协副主席吧，总之是个闲职。其中职位最高的是韦执谊，他曾经是宰相，但是被贬得最厉害。韦执谊一向是王伾、王叔文的同党和跟屁虫，他俩说怎么干他就怎么干。

韦执谊在改革失败以后，就从宰相直接贬为市级的调研员。“八司马”当中唯一一个后来重新复出做了宰相的是程异，但大家都说他是小人。还有韩晔﹑韩泰以及著名的柳宗元和刘禹锡。柳宗元去了永州，刘禹锡原本去播州，即今天的遵义，但由于柳宗元说刘禹锡家有老母，自己愿意替他去播州，于是感动了皇帝，刘禹锡改去朗州——大概是现在的湘西常德。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刘禹锡就要先王阳明几百年，去贵州夜郎国悟道去了。

所以我说，政治这个东西，关键在于马基雅维利所谓的“运气”，说你跟上皇帝总没错吧，总保险吧？不然，永贞革新遇到唐顺宗中风，唐顺宗刚上台，刚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他老人家竟然就中风了，中风之后不能自理，更不能理政，一百多天之后，只能把权力交给他儿子。唐顺宗上台那年，还用的是他爹的年号贞元，刚用了自己的年号永贞一百多天，就下台了，于是他那帮臣子就很惨，因为接班人唐宪宗身体很好，虽然大刀阔斧地采用了他们的改革主张，但把这帮人全都赶走了，这就是政治的微妙。

十年之后，唐宪宗又想念他们了，一声令下，把“八司马”中的一部分人调回长安，恢复名誉，恢复工作。这么一来，他们原本都有可能变成后来的程异，但是刘禹锡管不住自己的嘴，他回来之后就愤愤不平，写了一首诗：“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禹锡认为他是老干部，竟然十年没有得到提拔，而提拔的都是朝廷新贵。这首诗，立即传到皇帝那里去了，后果可想而知，也不用问谁打的小报告，总之，皇帝认为他们十年了还没有认清形势，又把他们贬出去了。这次柳宗元被贬到了柳州，四十七岁就去世了。刘禹锡去了山高皇帝远的连州，就是现在的广东清远，再去了夔州，他心态好，在那里大写竹枝词，最终又在地方混了十三年，终于回到洛阳。这就是他对白居易的回答：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可怜这个刘禹锡，他熬死了四任皇帝，竟然不是以改革家，而是以伟大诗人留名于世。

遥想元和十年（815年），离安史之乱正好是六十年，这一年，大唐因为采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张，立足江南，实力大涨，成功控制了各路藩镇，实现了元和中兴，中兴之主唐宪宗想起了当年倡导改革的人才，想把他们都解放了，而柳宗元、刘禹锡都在召回之列，其中也包括元稹，元稹先一步到达蓝田的蓝桥驿，这是进长安的最后一站，他来不及等柳宗元、刘禹锡，因为进京迫切，就在驿站留下诗歌，约定大家进京喝酒，但刘柳没看到他的诗，就再被贬出京，随后被贬出京的白居易，倒是看到了元稹留下的诗，“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一路风尘一路贬，这就是他们的当官从政之路。

唐代诗人怎么排名？大家知道，就是李杜、刘柳、元白，这是前六位，但谁知道，其中后四位是改革的难友？所以，我说搞古典文学，要知道改革。

任人唯亲与选贤举能

什么是封建呢？这真是一个非常难搞的问题，非常复杂，如果最简单地说来，中国大致有三种封建。一种是世卿世禄，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子把位子传给儿子，父死子继，老子当官儿子接着干，辛亥革命之前，我们总体来说就是这样的。二是皇帝打天下，士大夫官僚治天下，但是，所谓士大夫代理皇权——这却是士大夫官僚的一厢情愿，历史基本没有真的实现过，然而，很多人相信这个，历史上最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一个，乃是宋神宗初期的宰相文彦博，他有一句大言不惭的话，就是所谓皇上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为百姓治天下也。宋神宗听后就笑了，于是就让他滚蛋，因此起用王安石，开始改革。三是叶适说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也就是宋江宋公明这号人治理地方，这是上下两层皮的封建。

其实，最简单地说，中国只有两种实际上的封建：一个是上面的封建，就是世卿世禄；一个是地方和基层的封建，这就是土豪劣绅加胥吏。还有一种想象的封建，就是知识分子的封建思想，三者中最稳固的是什么呢？是封建思想。

毛主席一辈子反封建，前半期主要是打土豪劣绅，要干掉基层的地主和把头，土豪劣绅。

中国社会有没有阶级？蒋介石说，中国只有宗族，没有阶级，梁漱溟先生也这样看，为此在延安与毛泽东通宵争论——中国的封建就是有宗族而没有阶级，这是蒋介石和梁漱溟的观点。

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是个阶级社会，最早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这种阶级分析的人，其实是朱熹而不是毛泽东。1180年，朱熹就南康郡赈济饥荒发表的公文书，这可能是对中国大地主庄园制度的阶级结构，分析得最为清楚的范文。公文指出，当时的农村可以分为几个阶级：一、富家；二、中产；三、下户。富家又可分为拥有大量土地和佃户，同时经营生意，在外当官的；拥有大量土地但不当官不经营生意的。中产又分有土地，雇工自足的；有土地而少量雇工的。下户，分有少量土地的，大量没有土地的，而最下层是完全没有土地的佃户。

从马克思的传统里，找不到《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种文章，毛泽东是读朱熹的文章长大的，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蒋介石、梁漱溟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也不是朱熹主义者，他们不要马克思主义，但却也不简单，懂传统中国。土地革命的时候，一批知识分子都说江南无地主，更没有土豪劣绅，但对这个说法，不仅共产党不同意，连朱熹也不同意，朱熹说，江南的佃户，是一家都是佃户，老子欠租，女儿抓去当丫鬟，这是天经地义。国家要解放婢女，地主不干，白毛女这种事，自古有之。

唐宋之变，大地主庄园瓦解了，土地商品化，土地都是买来的，买卖公平，那为什么在南宋时代，在南康郡还有那么大的贫富分化？这怎么可能？难道是朱熹骗人吗？大地主、大庄园被小地主取代了，佃租关系是商品关系，怎么还会有人口买卖呢？因此，现在有人说，地主都是《白鹿原》里的白嘉轩，白嘉轩这样的小地主，是儒家思想得以立足的根基，是中国的支柱，黄世仁是共产党杜撰的，是贺敬之瞎编的，刘文彩是个大好人啊!而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有文章，他详细说明，解放初期，江淮地区流行地主初夜权，这是铁一样的事实。

竺可桢先生说，中国的读书人是不动手的阶级，不动手不劳动，所以他们知道的现实是很可疑的。说到唐宋之变，这是有的，纸面上一定有，但现实里有没有，究竟是否变成功了，这却是另外的一个问题。王安石做小官、地方官的时候，比较了解现实，但他当了大官，当了宰相，就不如苏轼、朱熹这种倒霉的地方官更了解现实，所以他的改革就推不动，他的改革就是纸面上、文件里的改革。

唐宋之变如果不是纸面的、文件里的、学术上的改革，如果是真的、现实里的改革，那么，其结果自然是——地主的土地是买来的，是勤劳积累起来的，是公平交易的产物，同样的，如果官都是公平考试出来的，他们的智商和能力就是比别人高，这种选拔是公平的，那么，我们当然完全没有话可说了。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样，土地和财富有可能是压迫、剥削、欺诈得来的，科举选拔出来的人，除了会考试之外，很可能什么能力都没有，他们除了会念文件、写文章之外，没有其他能力，所以，文件、材料、文章上是一回事，现实中完全可能是另外一回事。

什么是半封建？意思是，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连封建制度也是落后的，欧洲的启蒙思想，是把劳动和斗争放在核心的，而竺可桢说——中国的儒家思想最贬低的就是劳动与斗争，即使欧洲的封建领主骑士，也主张斗争，主张造反革命，威胁了我的权力我就造反，所以，要了解现实，就必须调查研究。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核心就是任人唯亲，而不是什么选贤举能。这种话，大概很伤读书人的主体性，但为什么要这么说？我们看中国历史上选拔干部，其基本原则究竟是世卿世禄还是选贤举能？我认为其主流，当然是世卿世禄，不是什么选贤举能。周秦两汉就是世卿世禄，魏晋是门阀世族，隋唐任用世子、任子，宋明虽然有科举，但对于世子、任子制度来说，科举不过是一个补充，清代是八旗，这就不用说了，贾宝玉和范进的科举起点根本不同。因此，官二代官三代，就是中国上层的游戏规则，是封建。

因此，柳宗元在《封建论》里的这段话，就清楚地说明了历史上没有什么真正的选贤举能，而只有任人唯亲——这就是中国政治的问题：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

那你说柳宗元之前大概是这样，但宋代之后有了科举，科举就是选贤举能，但我认为，科举更不是选贤举能，因为科举选拔的标准，是孔子的学说，孔子的学说是忠、孝、悌，孔夫子讲亲亲尊尊，他所理解的选拔，实际上就是选身边人，他认为墨子兼爱就是无爱，孔子所谓爱，就是爱爸妈和兄弟，而不是做到兼爱。

孔夫子对封建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封建制就是建立在嫡庶关系基础上的等级制。天子的嫡长子是天子，其余庶子是诸侯；诸侯的嫡长子是诸侯，其余庶子是卿大夫；卿大夫的嫡长子是卿大夫，其余庶子是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孔夫子大概就属于士阶层。从空间角度看，封建还可以当作是一个围绕着王畿所构成的五服地理结构。

在孔夫子的那个时代，他这种任人唯亲的思想还不占优势，起码周召共和就不是任人唯亲，周厉王不让人民说话，造成道路以目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结果他被赶跑了，周于是没有王了，就实行集体领导制，这就是周召共和，共和的说法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今天的北京怎么来的呢？燕的说法是怎么形成的呢？我想应该是周公和召公在陕塬这个交通要道分陕而治时形成的，周公负责陕的西边，召公负责陕的东边。前一段时间考古发现周朝的时候，北京就叫燕，所以北京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周代。燕昭公的时候，他和蔡元培一样想要招揽人才，他身边的贤士郭隗就给他讲了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国君，让臣子去买千里马，结果臣子花了五百金买了一匹死马，还对国君说一群千里马马上就来了，为什么？因为买死马都花了五百金，大家一听，肯定会把活的千里马送来，果然后来来了很多千里马。招揽千里马和招徕人才是一个道理。这才是选贤举能。关于选贤举能，《战国策》把这个故事总结为四点：第一种是帝者与师处，即有帝王气象的人跟大师玩，这就好比我们北大的蔡元培校长，蔡元培是个官员，但是他就喜欢跟陈独秀这帮人交往；第二种是王者与友处，这就是靠亲戚朋友；第三种是霸者与臣处；第四点最精彩，是亡国之君与役处，意思就是说：亡国的人天天和自己的小兄弟混在一块，如果只是任用自己的小兄弟，这个国家一定会完蛋。

按照《战国策》的说法，孔子的思想就是任人唯亲，这不但不是选贤举能，而且是亡国之道。

既然从来就是“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但为什么又会有士大夫天下、布衣卿相的说法呢？为什么读书人会产生历史主体性的错觉呢？因为这是一个读书人的理想，先是孔夫子的理想，然后是宋明理学理想，这个理想就是读书做官，但做官之后，却不好好做官，而又是标榜读书，结果就是官没做好，学问也走了歪路。这是儒家最误中国之处。

孔夫子任人唯亲的思想，是在宋代开始真正得意，因为宋代出了一个司马光，司马光提出了一套历史观，提出了一整套选拔标准，现在有人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比西方优越，其最优越的地方就是科举的选贤举能，就是儒生治国、士大夫治国和读书人治国。这些人啊，他们对真实的中国历史其实是不知道的，选举科举，这当然都是有的，但绝不是什么选贤举能。

为什么说科举不是选贤举能呢？这就要放在历史上看。

从历史上看，我觉得安史之乱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我前面说了——后世的错觉是——安史之乱使得绚丽的唐朝帝国一下子就灭亡了，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竟然忘了唐帝国在安史之乱后其实又存在了近一百五十年）。唐朝突然灭亡，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前提。那么唐朝为什么突然会灭亡呢？从这个错误的前提出发，后世主要的解释来自司马光。司马光生活在宋代，对他来说最大的厄运不是木星撞地球，而是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对于他来说，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最重要的便是汲取安史之乱沉重的历史教训。

我认为唐太宗绝不会像司马光这样考虑问题，因为唐太宗的思路大概是越乱越好，他自己就是乱世出现的英雄。

与他们不同，司马光认为不乱是最重要的，怎么才能不乱呢？关键在于选人用人，司马光的标准不是选贤举能，而是选弱人废人。《资治通鉴》开篇说：治国如同养狗，如果养一只“狼狗”，这狼狗虽然能干，但它会咬你。如果养只“哈巴狗”，虽然它什么都不会干，关键是他什么也不敢干，而这偏偏就好了，如果谁都不敢干事，这才有根本上的稳定。

《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开始写起——三家分晋就是晋国养了韩、赵、魏这三个白眼狼，最后它们反过来把晋国分了。反过来说，秦、汉、唐失败的原因，就在于重用能干的人。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养“狼狗”，最后导致天下大乱。于是，宋朝开始就养“哈巴狗”，历史告诉我们——科举选拔的标准不是什么选贤举能，而是王安石所说的“教养取任皆不得法”，简单说，就是选那些不会干、不能干、不敢干的“哈巴狗”，因为这样就有了稳定。

司马光的历史观与司马迁完全不同。他不但错误地理解了什么是贤能，也不知道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

对于国家、对于政治、对于治理来说，所谓贤能无非两条，一曰富，二曰强，一是保证人民的安全，制止动乱，二是让人民吃饭过日子，最多再加一条让人民说话，其余的就没有了。而司马光所谓的贤能，就是听话，政治就是听话，治理就是听话，国家就是听话，世界上有靠听话能自立于历史的国家吗？一个也没有。

什么叫贤能？贤能是怎么产生的？国家是怎么产生的？治理是怎么成立的？《封建论》的开头的回答惊世骇俗：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

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这里有几层意思：第一，人是无毛无爪动物，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借助生产资料，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所以，人的第一个才能，是假物以为用，即掌握运用生产资料，这就是经济才能；第二个才能，是斗争的才能——“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第三个才能，就是“群”，什么是群？严复把社会学翻译为“群学”，其实，柳宗元说得更直白，群就是打群架，人的第三个才能，是组织起来生产、斗争。

那么，什么是贤能？什么是政治能力与治理能力？无非是三条：掌握生产资料的经济能力、斗争能力和组织能力。除此之外还有吗？我认为基本上就没有了。至于听话算不算贤能？算不算政治能力呢？我是领导亲戚、小兄弟，这算不算？我认为不算。

把经济能力、斗争能力和组织能力凝聚起来，就是所谓的主权，代表主权的，就是领导者，因此主权就是领导权。而问题在于——领导权和主权如何交接。

孔夫子的说法，其实就是毛泽东说的“秕糠”，因为孔夫子认为，领导人应该把主权交给自己的儿子或者亲戚，交给最听他的话、最孝顺他的人，这就是任人唯亲，而反过来，柳宗元的主张是——应该交给那些有经济能力、斗争能力、组织能力的人，这样才是选贤举能。

中国的科举，总起来说，就是要排斥这三种能力。

《封建论》《利维坦》与治理能力

什么叫国家及其治理？什么叫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这个起点上，站着两部经典，一部是《封建论》，一部是《利维坦》。这两部经典的内容高度契合，但前后差了八百年。《利维坦》作于1651年，作者霍布斯有一群朋友，包括发明了天文望远镜的伽利略、哲学家培根、数学家笛卡尔等。这是那个时代欧洲思想的结晶，也是为了回答那个时代欧洲最突出的问题。

首先，为什么会有国家？这两部经典的回答是完全相同的——因为人根深蒂固的缺点、弱点，人不是神，人就是世俗人，世俗人都有七情六欲，人最大的特点是比较近视，只能近距离看到自己的好，而不可能看到别人的优点。人生来平等——他有，我为什么不能有？人生来自由，我愿意这样，你凭什么干涉我？因此，人生来自由平等，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在于自由平等导致什么，助长什么？

霍布斯说，生来自由平等的人，有三个天性：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忌，第三是荣誉。其中，第一个使人求利，第二个使人求安全，第三个使人求荣誉——你凭什么看不起我？

人生来自由平等，也生来热爱竞争、猜忌、自大，导致求利、求安、求名，导致这种人性的任性发展和膨胀。

因为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世俗人，所以他们就一直处在这样的状态——准备战争和进行战争。一种处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敌对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人要保存自己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抱团，是团结，人多力量大，这就是打群架，群的意思，就是打群架。一个人力量小，集体的力量大，一个人权力有限，集体的权力膨胀，集体的权力，集体的意志，就是主权。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主权。

霍布斯认为，所谓国家权力——即主权是什么？第一层是收税权和军事权，离开这两权，国家主权就是空的。第二层又包括几条：一是保护私有财产权，就是市民法；二是断事权即司法；三是开战权、外交权；四是选拔权即行政权；五是判断思想学术的优劣权，即意识形态领导权。第三层，国家作为集体意志，体现为法律，这就是立法权。

究竟是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霍布斯的回答是，主权当然高于人权。把人权转化为主权，这是一个进步，在权力转让过程中，财产得到保护，公正得以实现，最重要的是获得了安全。

因此，政治学最核心的原则是：权力是可以转让的，而主权是不能转让的。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从形式上说，你可以把权力转交给任何人，但从实质上讲，这个人必须有三种能力：一是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日子的能力；二是维护人民安全的能力；三是组织人民的能力。如果不具备这三种能力，那他就不是一个主权者。

这里的问题是转让，转让的原则是I will,这里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愿意，一个是我将要，这就是不但把现在，也把未来进行转让，后者的意思，导致了资本的逻辑——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柳宗元和霍布斯开创了主权学说，主权就是集体的意志，主权的实质是和平，避免自相残杀，是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过日子，是组织人民，让人民说话。

但他们之间差了八百年，针对的问题根本不同。

霍布斯学说针对的是基督教会，在宗教的基础上能否建立国家？霍布斯的回答是不能：一、宗教把人设想为神之子，而不是有七情六欲的世俗人。二、教会不能有裁判权，因为裁判权是司法权，如果教会有了裁判权，等于有了司法权，这样教会就有了国家功能，而在一个体系里，不能有两个国家，有两个国家就会打架，这就是欧洲陷入宗教战争的原因。

柳宗元的主权学说针对的是儒教，儒家的基础是家庭，在家庭的基础上能否建立主权？柳宗元的回答是不能。主权是集体的意志，而不是家庭的意志，这是从理论上讲的；从实际上讲，你任人唯亲，但你的亲信不具备维护安全和发展经济的能力，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主权者，你的权力交接就不符合主权原则，于是，结论产生了，无论西方还是中国的封建，都违背了主权原则，统治者都侵犯了国家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把“劳动”和“斗争”视为“能力”的核心词，因此，所谓“学习”在上述意义上也属于实践的范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能力观”都建立在财富的创造与保卫的基础之上，与资产阶级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更为关心财富的分配与平等问题。因此，无论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没有把“能力”与抽象的“智力”“智商”“学习”“知识”等同起来。

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儒家和科举制度创造了一种制度和治理的幻觉，以为通过读书和考试就可以高人一等，而中国历史上所谓治理的奇迹，核心就在于“选贤举能”——即少数“高智商”的人，治理一批“低智商”的人，这就是孔夫子所谓“上智下愚”。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举制度的崩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证明这种幻觉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了一个真理——即执政者的觉悟和能力并不比广大劳动人民更高。

在当今世界，把能力等于“智商”，把智商等于读书考试，把选拔等于评职称、评帽子，这种往上爬的贤能主义（Meritocracy）,它把社会地位、阶级固化之造成，归结为一种貌似合理的精英选拔制度，智力+努力=成功，这就是英国的卡梅伦和美国的奥巴马推销的一套“奋斗哲学”，从小学开始卷，一直卷到北大、清华、哈佛、耶鲁，这是成为精英的奋斗之路，它把社会分化的造成，理解为智商高下的比拼。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社会分化的根源，显然在于资本剥夺劳动的新的形式，但这种往上爬的贤能主义，却把当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解释为一种基于智商和考试的“人才选拔战略”。

为什么要重读《封建论》？我认为，所谓儒家政治的复兴，其核心就在于上述保守主义政治要诉诸的——这种往上爬的贤能主义，它把新自由主义导致的极端市场化、极端竞争、高度的内卷化，合理化为“选贤举能”的公平竞争，从而掩盖了这个社会的巨大不公平。

“两个结合”

我们研究一个社会，无非是三个出发点：政治、经济、文化。梁启超有个说法，就是“国情”与“国性”，政治和经济构成了基本国情，文化则构成了国性，即鲁迅说的国民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结合，一个结合是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一个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而如果用梁启超的话说，那就是一个是与“国情”结合，一个则是与“国性”结合。

那么，政治、经济与文化，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西方社会学传统无非有三大支柱，都是围绕着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作文章，但次序不同。

一个是卡尔·马克思，他强调经济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经济先变，政治其次，文化最后变，他认为文化最顽固，即使政治经济都变了，文化依然如同梦魇一样纠缠着这个社会。这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名言。

第二个是韦伯，他重视社会权力的分配，每一个时代社会权力分配的方式是不同的，每个社会掌握权力的那个阶级，既塑造着其经济，也塑造着文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总是统治阶级思想文化。

我觉得第三个应该是从卢梭到弗洛伊德，把人类当作生命体，生命体由肉体与精神两方面组成，其变革秩序，与马克思完全相反，主张文化先变，随后才是政治，最后是经济。这就好比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法国大革命，先是法国贵族的思想和文化变了，整个思想氛围变了，然后才是政治大革命，最后才是经济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顺序是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再比如说，人是个生命体，肉体好比政治经济，精神好比文化思想，一个人生病，往往最先表现为精神焦虑，所以，要特别重视精神焦虑，分析社会变革，要从精神焦虑、精神危机入手，而不是从经济和政治危机入手。这是弗洛伊德的主张。

这三种传统都很有道理，但我是马克思主义者，我还是认为马克思的说法最好，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变了，但它的文化往往会持续很长时间，正因为文化没变，所以这个社会的变革就会非常艰难。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说，法国人的经济已经完全是股票投机的资本主义了，但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依然还停留在拿破仑的英雄时代，这是一个幻觉。

同样的，中国的科举早就已经废除了，地主阶级早就不存在了，家族制度被小家庭取代——总之中国的政治经济都已经现代化了。但是，今天中国的读书人还在讲儒家复兴，这就是马克思说的那个情况。为什么？

陈来先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他概括说，因为近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儒家遭到了四次灭顶性的打击。其中第一次打击就跟北京大学有密切关系。1905年，清王朝废科举、建学堂，这个学堂当然不是清华学堂，而是京师大学堂。这就有一点讽刺，虽然北大是废除科举后所建的第一个新学堂，但至今北大文史哲里面的儒家学者依然最多。

废除科举，不但意味着中国政治和教育的中枢发生根本性改变，而且说明儒家不再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体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科举盛行了一千多年，敢于把科举废除，这可以说是数千年未有之变革。光绪和慈禧并不是不改革，而是先从政治制度上改革。

儒家的第二次灭顶性打击是五四运动。北大爆发了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这改变了中国文化系统的书写和表意符号。

第三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中国基层打倒了地主阶级。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自宋代以来，地主阶级就是社会中最关键的经济基础，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才实现了官员、士大夫和地主的三位一体，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他们在政治上是官僚，在经济上是地主，在文化上是士大夫。因此土地革命，使得儒家在经济和基层没有根基了。

第四次打击是改革开放，特别是城镇化运动，独生子女政策，这打击了中国的家族制度。这四次打击使得儒家基本上被连根拔起。

按照陈来先生的说法，儒家虽然面临了四次打击，但是还有几次复兴，第一次是新儒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没落了，有希望的还是儒家，但怎么复兴？他们不知道，因为儒家思想没有政治经济的根了。

第二次复兴是蒋介石在1944年写了一本书叫《中国之命运》，当然陈来先生没有这么说。蒋介石认为，以士大夫、地主和官僚为一体的社会结构，是中国制度的根，关乎中国的命运。

第三次复兴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其中包括李泽厚先生提出了文化心理结构的概念。这个时候中国要崛起了，西方确实没落了，他认为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实现现代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的文化能否现代化呢？对这个问题他有一个比较超前的想法，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它不仅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发展的根本问题，其实也是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这不仅是中国学术与思想的巨大问题，也是世界学术思想的重大问题。

想来也正是三十年前，也就是1994年，在美国杜克大学，当代西方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与李泽厚谈话，而他们讨论的主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2024年，杰姆逊教授去世了，我就把他的书《新马克思主义》找出来读，特别是认真重读这篇谈话，三十年沧桑巨变，斯人已逝，真理常存，我真是感慨万千。

读的过程中，我在想——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结合点在哪里？这篇谈话里说：第一在于唯物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就是唯物论。而讲到唯物论，讲到发展科学技术，讲到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的同时，当然有一个安全的问题，如何思考技术发展与人类安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这篇谈话里有共识，也有巨大的争论与分歧，李泽厚认为要不遗余力发展科学，发展科学才能反封建，杰姆逊则对技术与资本的结合深感担忧。第二是辩证法，辩证法的核心就是矛盾，我们分析中国与世界，出发点就是正确地分析矛盾。从提出矛盾、分析矛盾、解决问题出发，这就是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基本方法，这就是辩证法的要害。第三是杰姆逊说的“集体的实践”，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关于以集体实践为中心，还是以个人自由发展为中心，这篇谈话里也有共识，但同样存在着更为巨大的争论。杰姆逊认为，离开了劳动与人民的结合，就没有真正的文化现代化，李泽厚对“劳动人民”这个说法却有所保留。在李泽厚、杰姆逊双双去世后的今天，我重读这篇谈话，深刻认识到：离开了唯物论、辩证法和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世界意义，尤其是不能深刻理解其对于当前人类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李泽厚先生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导师，我年轻的时候读他的书，可以说崇拜他，现在，我对他也有一种特别的理解，如今他已经在美国逝世，我要讲讲我对他的理解，这个理解与别人不一样。我认为把李泽厚理解为新儒家是不对的。

李泽厚先生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自己其实也是这么看的，他的马克思主义本领是年轻时代打下来的，根深蒂固，因为懂马克思主义，这使他比他同时代的人都强很多。但同时，我认为他主要是个卢梭—弗洛伊德主义者，也许他自己听到要发笑，但我这么看，为什么？因为他是文化决定论者，他认为一切变革都是文化先变，这就是弗洛伊德的观点，文化危机之后才有政治和经济危机，文化思想解放之后才有政治经济解放。于是，他看近现代史，顺序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同，他说是这样——先有晚清的经学革命，有西学东渐，才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先有五四运动再有中国共产党，先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才有延安道路，先有中苏论战才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先有文化大革命才有改革开放，等等，总之先是文化，然后才是政治和经济，这不是弗洛伊德主义的观点吗？这不是说文化变革在先，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才是最长远最根本的自信吗？

我认为，李先生的意见是，中国最需要一次文化复兴，一次文化和思想的大解放，没有文化和思想大解放，那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是不长远不牢固的，以为李先生说的文化思想大解放就是回到儒家，这是对他的根本误解。

我们今天讲文化主体性，其实离开了主权，就没有主体性。晚清之后，新中国之前，我们的主权都没有了，哪还有什么文化主体性呢？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根，就是主权，离开了中国大地，离开了中国人民，就离开了主权，离开了主权，那个文化主体性就没有根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性，不是简单地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而是在近代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争取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奋斗创造出来的，在这个创造中国现代新文化主体性的过程中，无数仁人志士，深感传统文化中缺乏主权意识，于是，他们要进行文化改造、文化革命，使我们的文化，立足于中国大地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唯物论、辩证法，人民的主体性思想，改造了传统文化，创造了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新文化，使我们的文化，植根于中国大地和中国劳动人民。

中国有优秀的传统，其中就包括重视读书人，重视文化，但是，历史上，我们的读书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与斗争，他们重视书本的知识，轻视实践，而政治活动主要是实践，是立足大地和基层人民群众的实践。绝不是你在书本上解决了问题，在文件上解决了问题，在实践里就可以行得通。即使有所谓智商这种东西，它也是本质化的，不是通过一套程序就可以考出来测出来的，能力、智商和本领，主要是从实践和基层来的。

我们今天讲文化主体性，是指什么？是指传统文化？指儒家思想？我认为不是，虽然不少人是这么看的，我们今天讲的文化主体性，是指中华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三位一体。

中国共产党不是儒家之徒，不是士大夫官僚阶级，因为士大夫官僚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儒家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与中国大地和中国人民的结合。韦伯说，儒家思想排斥劳动，排斥斗争，排斥劳动，所以排斥经济，对于资本、贸易、技术不感兴趣。所谓排斥斗争，就是鄙视夷狄，儒家的礼仪思想中，缺乏对自由平等的肯定。王安石说，科举考出来的，智商都很低，因为他们教养取人皆不得法，完全脱离实际——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是没有根的，但中国共产党是有根的，这个根是中国大地、中国人民，离开了中国大地、中国人民这个根，儒家思想不能成为魂，它从来不是抽象的普世价值，新儒家把儒家思想抽象为普世价值，这不可能成功，不能说一个外来者，你相信了儒家，你就可以统治中国，所谓夷狄入华夏则为华夏，这是不对的，离开了中国大地、中国人民这个根脉，就没有魂。

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是佛教中国化，佛教是方外之教，而马克思主义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是革命，我们有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离开了中国大地、中国人民，讲什么文化主体性都是一派胡言。

李泽厚先生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是由一个先进知识分子为主体构成的政党，我们的党，首先是在回应数千年文化的危机中诞生的，思想和文化的先进，思想与文化的自信，思想与文化上的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国民党和历代统治阶级的关键。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在极为广泛的文化解放与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们党作了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而首先是作了思想上的准备。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路线，作了学术上的准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毛主席说，批评与自我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什么是知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邓小平说，解放思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样一种局面。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就会亡党亡国。他还说，什么是封建主义？如果大家都不敢考虑问题了，思想上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就是封建主义。智商与情商，哪个重要？情商更重要。什么是情商？就是对大地与人民的感情。

什么是文化主体性？对于今天来说，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大地，带领中国人民，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以文化创新与思想解放，来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我们要警惕的是，照搬西方文化，或者孤立地讲传统文化、孤立地讲马克思主义，范畴太大，但道理其实很简单——根是大地和人民，是劳动与斗争，魂是开放包容，继承创新，主体是中国共产党，离开了这三个方面，就没有文化复兴。

（我特别要感谢李伯重先生对本文提出的极为重要批评意见，也感谢林森、常绍民、姚洋对于本文修改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