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斤猪肉价随礼”，这一看似简单的规定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基层治理智慧。它不仅减轻了村民办喜事的经济负担，更打破了长期以来“人情债”的桎梏，让乡村的人际关系回归淳朴与真诚。在传承这一好风俗过程中，龙匣村做了什么？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一斤猪肉价随礼”对农村移风易俗工作有何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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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村里办喜事，随礼就按一斤猪肉的价钱，大家都轻松！”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龙匣村村民吴代飞说。
1月21日（腊月二十二），临近小年，吴代飞在自家院子里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没有动辄上千元的礼金，没有铺张浪费的宴席，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按照村里“一斤猪肉价随礼”的老规矩，给吴代飞送上了祝福。
什么是“一斤猪肉价随礼”？翻开礼金册子，吴代飞指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宾客名字和“15元”“20元”的随礼金额介绍道：“这是文华哥，这是谭姐，就住我家隔壁……那天来的基本都是咱村的，大家都是按照一斤猪肉的价钱给我随的礼。”
在龙匣村，红白喜事按一斤猪肉的价钱随礼并不是新鲜事。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斤猪肉价随礼”在村里延续了30多年，早已成为龙匣村村民人人遵守的风俗习惯。
“一斤猪肉价随礼”，这一看似简单的规定背后蕴含着深厚的基层治理智慧。它不仅减轻了村民办喜事的经济负担，更打破了长期以来“人情债”的桎梏，让乡村的人际关系回归淳朴与真诚。在传承这一好风俗过程中，龙匣村做了什么？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一斤猪肉价随礼”对农村移风易俗工作有何启示？近日，记者深入龙匣村寻找答案。
让人情回归互助的乡村智慧
1995年春天，在村口的古枫树下，村民李文华举办了自己的婚礼。婚礼现场，村民们有的拎着猪肉，带着自家的鸡蛋、蔬菜，有的用红纸包着礼金，赶来喝一杯喜酒。“我记得当时猪肉价是三四块钱，大家有随4块钱的，也有随5块钱的。”如今李文华已经是龙匣村党总支副书记，对当年结婚的场景他仍记忆犹新。
时间回到现在，江西小伙阳童几年前因为工作来到茶陵县，并在这里结识了自己的妻子，2023年底，阳童在妻子的家乡龙匣村举办了婚礼。“按照她们村的规矩，红喜事是同一个村民小组的人来参加，加上我们俩的同事，一桌8人，一共摆了20桌。”聊起在龙匣村办的婚礼，阳童有些惊喜地说，“我媳妇她们村的人随礼都是15元、20元，亲戚随的会多一些，我真是又惊讶又松了口气，十几块钱的礼金我们日后还起来也没什么压力”。
30余年间，龙匣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村庄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但“一斤猪肉价随礼”的风俗始终未变。
“一斤猪肉价随礼”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在龙匣村，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个村民，然而具体时间村民们都说不上来，只是记得“从小就有这个规矩了”。在村民们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今年74岁的村党支部原书记李寿元。
1988年，李寿元开始担任龙匣村党总支书记，彼时的龙匣村还是一个闭塞的小山村，村民大多依靠上山伐木、采煤维持生活。“过去大家的生活条件没有今天这么好，村民办个红白喜事，大家随的礼金还真没有多重。”但是李寿元发现，先后两次喜宴中，村民们随礼金额不同才是引发矛盾的关键，“前一家办喜事你随十块钱的礼，后一家你因为某些原因只随五块钱，即便随礼的人没有不好的想法，但后一个喜主难免会觉得你看不起人家，心里就会有疙瘩。”
村民在祠堂参加喜宴。
据李寿元回忆，那时龙匣村因为礼金不统一而引发村民之间争吵是常有的事，村里氛围不和谐，每次有红白喜事宴席，村“两委”都“如临大敌”。如此下去不是办法，李寿元召集村干部们和当时刚刚成立的老年协会成员一起，商量该怎么解决眼前这一难题。“既然引发矛盾的是随礼的标准不统一，那就由村委会定一个标准，大家以后都按这个标准执行！”经过多次商量，彼时的龙匣村“两委”提出用“一斤猪肉价”作为村民之间办喜事时每次随礼的标准，“一斤猪肉价随礼”规定推出，大约过了半年就在龙匣村得到全面施行。
为什么选择一斤猪肉价作为随礼金额的标准？李文华指了指眼前的餐桌告诉记者，龙匣人爱吃猪肉，逢年过节或者客人来了，杀一头猪待客是最隆重的礼仪。“在我们村的喜宴上，所有菜品可以简单地说成是‘一头猪’，猪肉炒笋干、辣炒猪大肠、猪肉炒辣椒，还有茶陵县的特色菜‘奥肉’，都是以猪肉为原材料做的。”
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一斤猪肉的价格”对村民们来说也是最熟悉、最好理解的，村民接受起来也相对容易。和其他抽象、硬性的规定不同，“一斤猪肉价随礼”的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市场上猪肉价格的波动调整。20世纪90年代，一斤猪肉的价格在4元左右，村民们便按照5元的标准随礼；到了现在，一斤猪肉的价格涨到了15元左右，随礼的金额也随之调整到了15元或20元。这一标准的灵活性，也体现了“一斤猪肉价随礼”风俗的公平与包容，无论是富裕家庭还是普通农户，大家都按照同样的标准随礼，让村民在参与红白喜事时更加轻松自在，减少了因标准不一产生的矛盾。
然而到了2008年，村民办红白喜事时又产生了新问题。“办一场喜宴，能摆上四五十桌。外地来的客人都得站着等本村人吃完才能上桌，时间一长都说龙匣村不好客，这不是把我们村的名声都毁了！”今年已经79岁的李普珠是龙匣村第三届老年协会会长，发现这个问题后他及时和当时的村“两委”商量对策。他们根据已经划分好的村民小组，又增加一项规定，遇红喜事时，同小组的村民参加；办白喜事时，相邻的两个小组的村民参加。这样一来，“一斤猪肉价随礼”规定实现了从“定标准”到“减规模”，桌数直接减半，主家、宾客都欢喜。
随礼变得简单纯粹，村民们身处其中，才更能感受到喜宴的仪式感和文化内涵。“过去村民家里遇见建房子等大事时，邻里都会赶来搭把手，有的也会带上几斤猪肉或自家种的蔬菜。”李文华回忆道，这些村民们之间看似微不足道的援手，都是彼此间最熨帖的温暖，“与其说是随礼，送肉、蔬菜其实是一种互助，也是乡土社会最珍贵的守望相助，如今龙匣村的‘一斤猪肉价随礼’好风俗，也正是乡村对淳朴人情与互助精神的呼唤与期盼”。
旧风俗如何适应新时代？
一边是随礼限额、宴席从简的集体约定，一边是礼金水涨船高的现实冲击，时代在变，龙匣村如何守住好风俗、适应新变化？
李寿元认为，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从它的推行说起。
“一斤猪肉价随礼”在提出伊始就面临着多重考验。对20世纪80年代末的龙匣村来说，封山育林、发展村集体经济任务很重，而整治红白喜事是件烦琐、需要耐心的活儿，谁来具体负责推行这项规定，村“两委”一直犹豫不决。“最后我们觉得还是把这件事交给当时刚成立不久的老年协会来办最合适。”李寿元解释道，龙匣村大部分村民都姓李，村里的老人，尤其是退休的老教师、老村书记，或者是品德高尚、热心村里各项事务的老人，最能获得其他村民的尊敬，在全村都是“说得上话的”。
制定好规矩，开完村民大会，“一斤猪肉价随礼”算是正式被“摆上了桌”，但其能否落实到龙匣村的每一次红白喜事上，李寿元心里其实是打了一个问号的，“当时有一些村民觉得随多少钱是村民自己的事，我们管不着，也没把‘一斤猪肉价随礼’当回事。”李寿元说。为了能将这项规定“种”在每一位村民心里，老年协会的首届会长李甲喜和其他9位成员采取了最原始的办法：挨家挨户做工作。
老年协会扎扎实实的工作最终换来了村民们的一致认可，大约半年后，龙匣村村民再也没因为红白喜事随礼金额不均等红过脸。“‘一斤猪肉价随礼’对村里、对村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那我们就踏踏实实地推进，把规定说进村民心里，这就是我们守住好风俗的办法。”现任老年协会会长李芳连如是说，“村民心里有一杆秤，时间一长，规定好不好他们自然知道，我们拿真心换真心。”
村民在向老年协会会长李芳连（右一）展示自家的礼金册子。
“拿真心换真心”，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道出了做好乡村治理工作的秘诀：获得村民支持才能顺利推行村规，才能守住好风俗。
旧风俗是根，但根还须要扎进新土壤里才能活得下去。对龙匣村来说，30多年的时间跨度不仅改变了村庄面貌，也让村民的思想发生转变，而守住根本、应时而变，正是“一斤猪肉价随礼”能够始终保持生机活力、得到村民认可的关键。
应时而变的内在逻辑就是尊重村民的现实需求、顺应新时代的变化。首先，避免了“一刀切”。风俗规定可以让村民避免不必要的“人情债”，却不应该把亲情也拒之门外。龙匣村党总支书记李小文告诉记者，“一斤猪肉价随礼”规定的对象是同组的村民，对喜主的亲属并不做硬性规定，“村里的姑娘出嫁了，如果孩子的姑姑随600元的礼钱，我们就不能再用村里的规定去制止了，这可是长辈对孩子的祝福啊。”
其次，人性化地执行规定，丰俭由人。“我们村前两年就规定了红白喜事酒席每桌总价应在300元左右，倡议村民办喜事时每桌不超过这个钱数。但是有一些村民选择在县里的酒店办，那每桌不超过300元肯定不现实。”李小文对此感触颇深，这种情况下，死守着规矩不放，反而才会让村民觉得村里的风俗“不近人情”，理解、尊重部分村民的决定，其他村民去随礼，依旧按照“一斤猪肉价”的规矩，喜主自然也不会在意“亏”多少钱。
再者，吸纳村民的经验做法。好风俗往往可以孕育当地的好风气，“一斤猪肉价随礼”的规定在龙匣村传承30余年，原本作为被动接受者的龙匣村村民也在不经意间传承、补充着好风俗的丰富内涵。李文华向记者分享了一件几年前发生在村里的“趣事”：“之前村里办喜事时会因为桌上的香烟谁拿走而闹不愉快，有一次一户村民直接在喜宴上不发香烟，而是发给客人们每人一个五元钱的小红包，后来这个做法就被全村人采纳了，村里当然也很支持。”将香烟换成“沾沾喜气”的红包，既提倡了好习惯，给双方讨一个“好彩头”，又避免了喜宴上的不和谐。
去年12月，一则“湖南一村庄酒席流行一斤猪肉价随礼”的短视频让龙匣村“火”了一把，众多网友在感叹乡村好风俗之余，更对这一风俗已有30多年的历史感到惊异。试想，如果“一斤猪肉价随礼”在这些年间一成不变，这一风俗还会持续至今吗？红白喜事亦是人生大事，坦然接受旧风俗里的“新变化”，用心聆听村民的呼声，“旧风俗”才能焕发新活力。
文化底蕴滋养乡风文明
“我家龙匣水，滚滚入南溪。”
数百年前，明朝重臣、文学家、书法家，“茶陵诗派”创始人李东阳站在家门前发出赞叹，2016年，龙匣村也正因此从“龙集村”改成现在的村名。
“我们村历史文化底蕴很深厚。”这是采访期间，李文华挂在嘴边的话。细问之下才知道，这个“藏”在群山中的乡村，历史上曾走出了李馀、李祁、李东阳等十位进士，村内现在还保存有宋进士李馀墓、状元井、李东阳画像等文化遗产。
龙匣村西南角的“状元井”，至今汩汩流淌着清泉，厚重的文化积淀千百年来滋养着龙匣这片土地的精神根系。从李东阳“居家宜俭”的家训，到明清时期十位进士“重义轻利”的儒风雅韵，这些镌刻在历史深处的文明密码，是龙匣村引以为傲的文化资源，亦为好风俗的现代实践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走进龙匣村祠堂，迎面的墙上挂着李东阳的画像。相传李东阳为官期间廉洁奉公，除了俸禄之外分文不取，有一次家里有客人来，妻子拿来纸笔，让李东阳写一些字拿去卖钱，用来招待客人，李东阳起初不愿下笔，妻子便问他：“难道你想桌子上没有饭菜招待客人吗？”
说起李东阳清廉为官的故事，今年69岁的龙匣村村民李伏生头头是道，他告诉记者，龙匣人都是听着祖先们的故事长大的，即便没有专门研究过李东阳，村民们也都能说上一两个他家风严谨、廉洁奉公的事来。口口相传的不仅是这些引人深思的故事，还有勤俭持家、勤劳朴素的良好家风。
李伏生的父亲正是龙匣村第一届老年协会的会长李甲喜，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儿时父亲总是非常忙碌，无论是村里的还是村民家的急事、难事，总能见到父亲的身影。“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父亲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开家庭会议，会上父亲会宣布家里最近要做的事，还会提醒我们兄弟几个在言行上的不妥之处。”李伏生回忆道。
李甲喜的小儿子李育新从小外出求学，之后便一直在株洲市工作，谈起父亲当年如何推行“一斤猪肉价随礼”，李育新知之甚少，但对这一风俗得以传承至今并不感到意外。他认为，龙匣人对家风的认同和传承是刻在骨子里的，而“一斤猪肉价随礼”实际上就是龙匣村朴素勤俭家风的延续，它与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龙匣家风是一脉相承的。
在李伏生家里，他向记者展示了家族珍藏的《李氏族谱》。这本印制于1946年的族谱至今纸张干净、字迹清晰，可见被极为用心地保存着。小心翼翼地翻开族谱，李伏生熟练地找到父亲李甲喜的名字，“在我们心里，族谱就是家风的载体。龙匣村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的家风都是父辈用实际行动传递给我们的，到了我们这一代，也会继续把好家风传下去。”如今，李育新在株洲市创办了李东阳书院，去年还牵头在龙匣村举办了李东阳文化研讨会，李育新告诉记者，他正计划着在村里开展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阅读祖先留下的经典，将龙匣村的精神文脉继续传承下去。
而在龙匣村第一书记祝笋眼中，村民对家风文化的传承不仅促进文明乡风的建设，更带来了“溢出效应”。“以‘一斤猪肉价随礼’为例，它原本只是规定了红白喜事的随礼金额，但在无形中也杜绝了巧立名目办酒席的现象，这样的文明乡风也提升了村里的吸引力。”这一点返乡创业村民彭金文深有感触：“清明节回村时，我连续几天都没在家做饭，每天都有村民让我去家里吃饭。”从村民身上感受到的淳朴热情也更加坚定了他返乡投资的想法。
“龙匣村，底蕴厚，状元第，学士里……红白事，节俭办，肉价礼，情意重。”去年7月，龙匣村将原来的村规民约改编成朗朗上口的“三字经”，李文华用毛笔将其工工整整地誊抄在村里主干道的墙面上。远远望去，青山绿水之间，几处浓墨书写的村规民约仿佛一幅山水人文画的题跋，成为了村里一处独特的风景。
“一斤猪肉价随礼”绝不是凭空而来，它是龙匣村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滋养的硕果，也是村里世代相传的良好家风的具体表现。浸润着历史文脉的好风俗，也培育出淳朴向善的民风、守望相助的乡风。
“一斤猪肉价随礼”对乡村治理有何启示？
“这几天一直有附近村子的村干部打电话，要学习我们龙匣村的好经验，我们村快成典型啦！”龙匣村“一斤猪肉价随礼”受到关注后，介绍乡村历史文化、弘扬家风家训被李文华列入了每日的工作清单中。
在乡土文化中寻找乡风文明的“秘钥”，是近些年来不少乡村正在积极探索的方法。比如陕西省蓝田县，以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乡约《吕氏乡约》为蓝本，推广“蓝田新婚礼”模式，将文明礼俗融入农村婚礼仪式，有效破解婚俗陋习；还有一些乡村将当地的民族文化和婚俗文化巧妙融合，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婚俗新风。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曲甜认为，“一斤猪肉价随礼”最值得借鉴的是其重视乡土文化的工作思路，“它既保留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又使用了广大农民群众非常认可的方式去推进，更不会给农民群众造成经济负担”。移风易俗在于唤醒而非割裂，仅靠行政禁令推进的乡村治理往往会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将村规民约根植于村民熟悉的乡土文化，才能赋予它们生命力。
在曲甜看来，用乡土文化来建设乡风文明，本身就是对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这一过程中或许还会对乡土文化进行一些更新、补充或迁移，从而发现它的现实价值，譬如有些乡村的商人文化就在新时代培养出很多优秀的青年创业者。”
作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内容，移风易俗的难点则在“破旧”与“立新”的平衡上。大操大办、高额彩礼的旧俗一定要“破”，但前提是必须给村民“立”起一个好推广、易接受的“新规矩”。“‘一斤猪肉价随礼’的做法很值得借鉴，但是并不需要完全照搬，移风易俗还须‘因村制宜’，适合的才是最好的。”曲甜补充道，“比如一些村子的体育文化浓厚，村里就因势利导地倡议村民将原本昂贵的酒席变成公共球赛。”
老年协会会员在讨论村里移风易俗工作。
做好乡风文明工作还是要依靠村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是关键。一份得到村民支持的村规民约一定是从村民的呼声中“走”出来的，也一定是满足乡村发展和村民现实需要的。如今很多乡村召集村民开展“板凳夜话”，以“拉家常”的方式发现乡村治理堵点，还有一些乡村设立“建议箱”，集中村民的智慧，让他们也充分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
“一斤猪肉价随礼”得以顺利推行，老年协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让最有威信的人去做乡村工作”的思路固然没错，但新时代背景下，什么样的人才是有威信的？曲甜认为，村干部踏实的工作作风、公正的品格以及带领村民致富的能力，才是他们获得威信的原因。因此定期给村干部开展有效的赋能培训，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也是推动乡风文明工作不可忽视的一环。
制定村规民约也是文明乡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村民共识的具象载体，它发挥着“软约束”的积极作用。“村规民约是一种集体约束力，它以制度化的手段解决了村民的日常行为无据可依的问题。”曲甜分析道。
（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毛晓雅 陈银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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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侯馨远 编辑：杨晰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