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月枝：文化认同、马克思主义立场与国际传播在地实践：田野体验与思考

作者：赵月枝（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主任，本刊学术顾问）

来源：《青年记者》2025年第2期

导读：

笔者尝试从“第二个结合”的高度，以所观察和参与的文化与传播实践案例为分析对象，分享对特定中华文化认同机制的再认识，进而讨论如何在投身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实现中华文化认同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有机统一。在“从全球到村庄、从村庄到全球”跨文化学术与传播实践中，“全球乡村”概念为国际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切入点。

一、引言

十多年前，笔者带着中华传统农耕文明何去何从的问题意识和传播学迫切需要“落地”与“回嵌”乡土中国的学术主体性，从加拿大回到国内，在自己的故乡浙江山区成立了一个草根学术机构——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开启了“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生产实践创新之旅。这是笔者所致力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落地”或“回嵌”之旅，也是让这一研究的在地性与实践性实质展开的“最后一公里”之旅。彼时，笔者已勾勒了这一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围绕“传播、危机与全球权力转移”问题进行了“全球”层面的初步分析。建立缙云县河阳乡村研究院是笔者立足一个具体县域的参与式行动研究实践。研究院以乡村为方法，以“新地球村”为愿景，以“从全球到村庄、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为路径，聚集国内外学界和地方乡土文化人才，围绕文化、传播与乡村发展议题组织学术研究、采写乡村口述历史，搭建以河阳论坛为主体的学术交流平台，举办“从全球到村庄”乡土中国研习暑期班，在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奔赴”中开展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和国际人文交流活动，并通过文化传播赋能与提供公益智库服务来推动乡村发展。

河阳是缙云县新建镇下属的一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有保存完好的宗祠和明清古民居，“河阳村乡土建筑”于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标志性的“耕读家风”象形字标识和徽派马头墙因各种影视作品的传播具有很高的中国耕读文明代表性符号意涵。笔者用“河阳”来命名这一学术“落地”实验，主要考虑到其作为实体村庄和中国农耕文明代表性符号的双重意义。

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路径。这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过程，每一个当代中华儿女都正以自己特定的身份和主体意识参与其中。作为一名生长在中国江南乡村、又曾长期在西方学习与工作的“60后”文化与传播学者，笔者不但经历了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后三十年的转型，更有机会从城乡关系和东西方关系的角度观察、思考和体验这一过程，感悟文化与传播在型构与协调个体与群体、传统与现代、结构与主体、地方与中央、乡村与国家、阶级与国族、全球与村庄等复杂交错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对于民族和国家来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凤凰涅槃般波澜壮阔的过程；对于笔者来说，这也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主体性双重视野中不断拓展认知边界，挑战现有理解框架，进而获得对认知对象的“看山还是山”新认知的过程。

在“文化、传播与中国式现代化”专栏的2025年第一篇专稿中，笔者将跳脱出常规的学术论文形式，从“第二个结合”的高度，以在过去十年间在浙江缙云以河阳乡村研究院为平台所观察和参与的代表性地方文化与传播实践案例为分析对象，分享对传统文化中的特定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机制的再认识，进而讨论如何在投身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实践中实现文化认同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有机统一。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所展开的“从全球到村庄、从村庄到全球”学术与传播实践中提炼出“全球乡村”这一概念，试图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和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建设提供一个新的理论与实践切入点。

二、来自田野的认知挑战：“第二个结合”视野中的中华文化认同与马克思主义

在过去的十年中，“村晚”“村超”“村BA”等如火如荼的中国乡村文化活动，展示了乡村在文化建设中的活力与创新力。2024年10月12日，100多名第十届河阳论坛的参与者上午在好溪村体验传统乡村庙会和多元融合的民间信仰体系，下午在笕川村观摩公路桥洞下的村民文体空间打造与调研数智化的乡村治理场景，晚上在新建村观看“村麦”歌手争霸赛——一个已经进行了整整一个夏天的群众性卡拉OK歌咏比赛活动，体验村庄共同体的文化组织和治理能力，开拓从中华传统文化的乡土浸润到乡村文化振兴创新实践的认知。

如果各种“村”字头的群众文体活动是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共同体重建的标志，那么离河阳乡村研究院仙都专家工作站仅几百米之遥的黄帝祠宇，则不仅代表着县域文化，而且连接着国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中国，县域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存在，它是建构“神州”想象的基本单元，连接城市与乡村的坚韧纽带，也是认识中国历史变迁的有机结构。如果乡村文化的复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基层表现形式，那么县域文化的崛起，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起着统合城市与乡村、融合传统与现代，以及连接历史与未来的关键作用。

在缙云，过去十年间最具标识性的县域文化发展无疑是以轩辕黄帝祭典活动为核心的对黄帝文化的挖掘与弘扬。轩辕黄帝是传说时代的人物，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复杂的多族群互化与融合过程。赵汀阳教授在《惠此中国》一书中指出，这是一个以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中原为中心的具有巨大向心力的“漩涡模式”，古史所载的“逐鹿中原”之战，是“各族群发生大融合的标志性事件”，由此“建立了传说中最早的合作秩序”，“各族群形成融合而定义了传说的中国人概念”[1]。从最初的“宅兹中国”里的“中国”概念，到中国概念在地理和文化层面被逐步扩展到长江流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文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中原的轩辕黄帝于缙云鼎湖峰炼丹修道最后驭龙升天的这一民间传说，无疑对中华民族南北交融共同体意识有积极的支撑意义。如果说从科学角度讲这属于“无稽之谈”的文化传说，那么，这里的黄帝祭祀活动始于东晋年间，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以及“缙云”两字源于《左传》，是轩辕黄帝的名号，而缙云这个由武则天建于公元696年的千年古县，是中国唯一以轩辕黄帝名号命名的县，这些史实则经当代文史专家考证成了缙云作为一个县的基本历史叙事。

1998年，作为“地方崛起”和县域文化崛起的一个显著标志，也因缙云是一个有许多台属而与台湾地区有深厚联系的浙江县域，缙云县政府和民间合力重建了在清末毁于战火的黄帝祠宇并恢复公祭轩辕黄帝典礼。2011年，“重新发明”的“缙云轩辕祭典”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2021年，仙都轩辕祭典升格为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是为2014年全国清理和规范节庆活动后唯一提升规格的祭祀类活动。以此为标志，浙江缙云与陕西黄陵、河南新郑形成“三地共祭，层次相当”的全国轩辕黄帝祭祀格局。以轩辕祭典升格为契机，缙云县成立了黄帝文化发展中心（国际人文交流中心），通过传承和弘扬黄帝文化和多维度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表达，致力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感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仙都黄帝祠宇前，李白族叔、缙云有据可考第一任县令、唐代书法家李阳冰的“黄帝祠宇”四字碑刻连接着历史；国务院相关部门所授予的中国华侨华人国际交流基地和海峡两岸交流基地的标识诠释着地方文化历史资源的全国性意义，而“轩辕祭典”活动所采用的“海峡两岸共祭轩辕黄帝大典”标准名称以及“四海同心祭始祖，团结一致谱新篇”标准口号，更彰显了祖国统一和团结进取的新时代主题。

笔者入乡随俗，参与了包括轩辕祭典在内的县域文化实践。然而，如何从马克思主义高度来认识这一实践，始终是一个认知挑战。对此，笔者结合学习“两个结合”思想，进行了思考。在笔者看来，需要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信仰与文化认同相统一，或者更确切地说，从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华文化传统中的“敬天法祖”理念相统一的高度出发，来直面这一认知挑战。这一思考的理论基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来的“两个结合”以及他在2023年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讲话中对这一思想的发展，“‘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2]。解放思想的经典定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第二个结合”之所以被称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就在于它在“新”与“旧”、“破”与“立”、“守正”与“创新”、“历史”与“现实”之间实现了辩证的扬弃，从而为实现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新时代文化使命开拓了思想空间。

具体到轩辕黄帝祭典这一特定的中华传统文化实践形式，在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就有过一次载入史册的祭祀轩辕黄帝活动。1937年4月5日，在中华民族祭祀祖先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之际，为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两党分别派出代表，举行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仪式。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亲笔撰写《祭黄帝陵文》，以“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颂扬轩辕黄帝的丰功伟绩，抒发中华儿女披荆斩棘、团结抗日，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的时代心声。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参与共祭轩辕黄帝的行动，是其在立足中国具体实际中推动革命进程的明智之举，具有深远的现实政治意义。简言之，“轩辕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和精神标识，在彼时包含着推进中国革命与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双重意涵，而毛泽东这篇回肠荡气的祭文，不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轩辕黄帝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和民族凝聚力象征的高度认同，而且以振聋发聩的声音，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奔赴前线誓死抗日，志在“还我河山，卫我国权”的“出师表”，表达了“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的坚定立场。

今天，在中华民族开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思潮激荡所带来的文化挑战，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化主体立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黄帝文化和其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有开创性意义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也被重新挖掘与认识。需要指出的是，黄帝作为传说时代的一个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奠基者、开拓者和创世英雄，不是《国际歌》歌词中那句“从来没有神仙皇帝”中的“皇帝”，也不是封建帝王，更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灵”——正是出于这一考量，笔者坚持黄帝的英文翻译用“Huangdi”，而不用“Yellow Emperor”。更重要的是，黄帝作为一个我们今天无法通过文献档案或考古证据证明其存在的人物，与围绕黄帝所产生的“黄帝文化”既相关又有区别——我们今天所弘扬的“黄帝文化”，源于天下大乱、人心思治的战国时代，而由“百家言黄帝”局面所形成的“黄帝文化”，“正好适应了战国由天下大乱走向统一的人们心中的普遍愿望”[3]。可以说，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黄帝文化，其所蕴含的是华夏共祖的观念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因而，对于中国人而言，“黄帝文化在文化学上的意义明显要大于历史考据学上的意义”，我们今天研究与弘扬黄帝文化或者尊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有重要意义的“三皇五帝”中的其他人物，“重在凝聚与激发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弘扬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奋发有为精神，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4]。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实现政治信仰与文化身份的有机统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过程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前者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政治方向，让后者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文化动力。不信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失去指导思想；数典忘祖，就意味着无以脚踏实地，建立自己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总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5]。

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人类解放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体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反对教条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讨论人的问题和人的信仰问题，而是讨论存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现实的人”，而所谓“现实的人”必然是具体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人。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时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现实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6]。更具体而言，在当下的民族国家体系内，这些人是现实存在的中国人、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他们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在具体的社会结构和国家中，在特定的文化传统中，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

与此同时，在现实社会中，文化传统总是混杂着精华与糟粕，包含着不同的价值观和社会实践规范。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一个重要面向，就是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荡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7]，而摆脱这些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束缚，正是中国人民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层面获得解放的核心内容之一。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毛泽东同志80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中国人民正是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指导下，创造出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领域的漫长革命，包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型和创新性发展，是今天中国人民在精神面貌上焕然一新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文化密码。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而“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8]。一方面，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昭示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真正代表，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彻底打破对几千年帝制以及作为其合法性意识形态的“传统主义”的迷信和对西方资本主义与西方民主政治的迷信，“完成了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所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建立现代国家、使中华民族摆脱帝国主义宰制和压榨的伟大历史使命”[9]；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民族历史文化根基，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稳如泰山的坚实根基”[10]。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自觉地肩负起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2017年1月25日，中办、国办颁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首条基本原则，就是“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立足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1]。

回到如何看待诸如从轩辕黄帝祭典到清明扫墓这类中华传统文化中有教化意义的国家或民间文化仪式，我们还需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认知和国家认知立场，厘清“神教”与“文教”的区别。正如有历史政治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各文明的具体历史背景不同、发展进程各异，形成了中国式和广义西方式的教化传统。中国式“文教”源于颛顼、帝尧的“绝地天通”观念，其教以无人格的敬天为中心；广义的西方传统从古典时代的多神教经轴心时代发展为一神教，其特点是“始终以神灵为中心，且人格化程度不断加深”[12]。正是在西方中心主义认知观的主导下，出现了“中国文明是否有宗教”“儒教是不是宗教”之类的问题。然而，一旦从历史政治学的角度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立场“发现文教”，即“一种不借助人格化神灵崇拜而广泛教化国民的机制”，我们就能发现，“中国文明与广义西方文明分别以文教、神教广泛教化民众，也就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形态”[13]。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者是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不平等社会中的宗教信仰的社会历史原因和作用有非常透彻的分析与批判。今天，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仅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坚持无神论的立场，还要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区分“神教”和“文教”、西方的“宗教神性”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自然神性”的区别。更要坚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激进主义和狭隘文化民族主义。

与当今世界中依然占领文化霸权地位的基督教文明不一样，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数千年至今仍充满活力，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人深入骨髓的信仰不是西方式的宗教和一神教中的上帝，而是基于“自然神性”和慈孝理念的“敬天法祖”，即敬重自然规律，德效祖先嘉行。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敬天法祖”信仰的形成由来已久。“敬天”就是对“天”的敬仰崇拜，与古人“观象授时”有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整体思维方式;“法祖”就是对祖先的敬仰与崇拜。“法祖”建立在敬天观的基础之上，只有“敬天”才谈得上“法祖”。祖先敬拜观念是中华民族孝慈伦理、家国情怀的渊薮。正是“敬天法祖”信仰，“使得中国人能将自身置于天地宇宙古往今来的适当位置，永存诚敬之心，常有家国情怀，时时修积德慧”[14]。由此可见，中国式信仰根植于对自然与先辈的敬重，而绝非西方一神教逻辑里对高度人格化上帝的服从。从这个意义而言，“敬天法祖”所让人寻找到的“适当位置”指向的是个人的良善与内省的实现，而这与共产主义所希冀的自我管理本就具有互文性。

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引申和阐述的是，这个“适当位置”，也包含各民族生而平等的理念，而这也与西方一神教把特定民族和其皈依者定位为“上帝的选民”的信仰截然不同。众所周知，一旦这种“山巅之城”和“上帝的选民”的一神教理念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相结合，就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与合法性。“敬天法祖”观念是中华农耕文明的文化积淀，它赋予了中华文明深沉而独特的人文主义底色。正是这种底色，使中国人很容易认同与接受以无神论为特色和以追求人类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志存高远，胸怀世界；敬天法祖，使我们立足中国土，根植中华文明，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相结合”具体实践中，实现政治信仰与文化身份的有机统一。

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因职业、性别、族群、文化背景、宗教信仰、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拥有多元的身份。正如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他的《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一书中所强调的那样，只有承认现实中个体身份的多元性和我们生活中关系的多样性，并且作为这个世界的共同居民而理性地思维，而不是硬把人们塞入一个个狭窄的身份认同“盒子”中，才有可能实现当代世界的和平[15]。宗教激进主义者和“文明冲突论”者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多元的个体身份化约为单一的宗教或文化身份。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意识形态操控手段，就是用个体的族群、性别等身份来压制个体的阶级身份，从而服务于转移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维护垄断资本主义体系的目的。与此相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理性地看待自己的多重身份。比如，1993年，与白求恩同时代的英国共产主义者大卫·柯鲁克就写下遗嘱：“如果觉得为我做某种纪念恰当的话，不妨考虑在某处放一个标牌，上面写道：大卫·柯鲁克，英国人、犹太人、共产党人，中国人民的朋友，1948年起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及其前身任教。”[16]在这里，国族身份、文化身份、政治身份、世界身份、职业身份等多种身份在这位20世纪国际主义者身上得到了全面展示和有机统一。对于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中国人来说，实现政治立场与优秀文化传统的有机融合，有坚实的基础。比如，中国文人传统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情怀，就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信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基于田野的学术实践：投身“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行动

如果缙云是轩辕黄帝的名号，那么黄帝的“黄”又有什么说法呢？根据史学研究，“黄帝”之“黄”，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阴阳家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所代表的方位和色彩来匹配传说中的“五帝”。虽然不同经典中“五帝”具体所指有所不同，在阴阳家的“五帝”说法中，轩辕居中，中央属土，色黄，故称轩辕黄帝。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黄帝名号本身，体现着天人合一的理念。弘扬黄帝文化和其他神话与传说中的中华民族先祖开天辟地的文化——在这方面，神州大地上不同的县域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且彼此之间已经形成了相辅相成和相互借鉴的关系，归根结底，在于尊崇人类所得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中华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民。

马克思主义包含着深刻的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关系的内涵，致力于弥合人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并以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和实现共产主义为伟大理想；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秉承“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等理念，向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想境界。正是这种契合，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讲话中的如下结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17]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华文化注重知行合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政治信仰和文化认同在思想上的有机统一，而是在行动中的协调一致。这种一致，需要落实在追求“天人合一”和“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为主体”的具体发展过程中，体现在把乡土文化知识体系的挖掘、整合与传播作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做，把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当作一场关乎全面落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发展布局的深刻变革来推进，归结于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华智慧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多重挑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正如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徐俊中所指出的那样，“人民”作为一个崭新的社会政治主体和“实质上是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逻辑的产物”，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具体历史过程中被构建出来的。而基于这样的人民概念的“人民政治”，又有如下内涵：这种政治的最大特点是基于阶级分析，把握人民的非同质性特点，把各种具有一定特殊利益追求的人群，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形成协同合力的政治局面。所以，这种政治也可以称为“协同合力的人民政治”，凝练和创造共同利益，进而实现异中求同，以同化异，最终协同合力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行的政治。从这一意义上看，从人民的生成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与在实践中的不断展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人类崭新的政治文明形态的重要过程[18]。总之，“人民”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政党特有的政治概念；在中国语境下，人民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之中，而“人民”理念中的世界性或全球性意涵，则类比《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呈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宣言中。如果古代中国有“天下观”，那么，作为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胸怀“世界人民大团结”的愿景。

在笔者看来，坚持人民立场就意味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期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坚持反帝反殖反霸的“世界人民大团结”立场；意味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具体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意味着用具体的制度和政策来体现“人民至上”，通过具体的干部来实施正确的政策，并在此过程中让干部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让新闻传播工作者“永远与人民共情”[19]；意味着“在坚持人民主体性的同时”，“重视对于人民的不断教育以及人的不断改造”，从而保证人民的不断进步和“新人”的不断产生[20]。

同样，“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既需要信仰，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充满‘温情与敬意’；也需要懂得，对自己的历史文化有着‘认知与理解’，前者是感性的、朴素的，后者是理性的、深刻的，两者缺一不可”[21]。回到本文的县域案例，作为一个千年古县，缙云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积淀；作为浙西南革命老区的一部分，缙云是一块革命热土，有着可歌可泣的红色文化遗产；今天，在浙江省打造充分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窗口”和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过程中，缙云又因其山区后发优势而成了以高质量绿色发展来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沿实践地。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笔者不仅自己把缙云当作以“立足中国土、回到马克思”为指引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实践地，而且邀请各路学者来“田野我们的田野”，体验与促进各种融合传统与现代内涵的地方文化活动的发展，并在“开放的田野”和跨学科的对话中，在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中，进行具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化主体性双重立场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实践。比如，与一般学术活动“先开会，后参观”的做法不同，每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活动周都围绕主题，先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文化观摩和村庄调研，然后再举行学术研讨。许多主旨演讲者也纷纷在自己的学术演讲中结合观摩与调研中的感性认知进行理论阐发，从而在有机的学术生产中取得良好的思想深化和学术传播效果。

我们以乡村为方法，针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中诸如数字劳动这样的前沿问题进行基于缙云实践的研究并提出“数字劳动的社会主义解释可能”[22]，从而为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社会主义跨文化转型进行探索。在刚刚出版的“县域中国·人民历史”缙云口述史研究系列丛书的第一部《我在村里当书记：“双重回嵌”之路》中，我们也试图在知识生产模式中实现多维度的创新：第一，作为一项在地性极强的口述史书写实践，它是主客体同构与互构的成果。具体而言，它是浙江缙云在推进“千万工程”中涌现出来的十多名优秀村党组织书记与十多位新闻与传播专业学生学者共同书写的成果。第二，它是人文与社科有机融合的尝试。一方面，它以村支部书记自述的形式，用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和充满人文气息的故事展示中国乡村变迁的历史；另一方面，它以口述史为研究方法，在波兰尼的《大转型》所开启的社会科学研究“嵌入性理论”脉络中进行创新，讨论这些村支部书记从走出村庄实现个人发展的“能人”到重新嵌入党组织和村庄共同体的“双重回嵌”过程及其理论意义[23]。第三，它是学术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采写优秀村支部书记服务于笔者所在的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中心通过田野实践创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有马克思主义立场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闻传播“新人”的教育实践[24]；另一方面，本书旨在服务于乡村振兴中的组织振兴与人才振兴目标——更具体而言，为地方以“蚂蚁雄兵”的方式培训更多的优秀基层党组织带头人提供参考教材，为学习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提供一份鲜活的参考资料。

2024年8月，“北京·当代中国史读书会”的近30名学者对河阳乡村研究院所做的部分口述历史工作进行了调研，认为这些工作在体现了强烈的“乡土性”与“中国性”的同时，也把抽象的、集体性的“人民”概念转化为活生生的、在日常实践中创造着共和国历史的鲜活个体和丰满生命体[25]。这是对我们的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术“回嵌”工作的极大鼓励。当然，这些工作只是中国人文社科学者以不同的方式纠正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偏颇以及知识生产“脱实向虚”问题，通过各种途径回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认知变革要求，在投身乡村振兴行动中进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沧海一粟。在2024年10月13日的河阳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十个乡村研究机构的学者代表联合发布了一个“乡村访问学者计划”。此计划是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和位于福建宁德的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始于2022年的“乡村访问学者”计划的转型升级，旨在引领和支持更多学者不仅是“在乡村”和“去乡村”，更是“与乡村”和“为乡村”，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并在这个过程中培养活跃于乡村振兴一线的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新生学者力量，实现知识的“供给侧改革”，持续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与智力支持，在深入实践与知识创新的良性循环中，实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26]。

四、国际传播的地方化实践、“新地球村”愿景与“全球乡村”概念

同样令笔者感到兴奋的，是2024年第十届河阳论坛上来自津巴布韦的团队和作为活动最后一项议程的第二届哈拉雷非洲论坛组委会早餐会。当地时间2024年7月8日，河阳乡村研究院联合津巴布韦民间机构中津文化交流中心，并在与笔者和胡钰教授联合领队的清华大学全球胜任力海外实践课程的有机融合与相互借力中，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成功举办了致力于中非发展与文明交流互鉴的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虽然把河阳论坛转型升级国际化为“哈拉雷非洲论坛”并不是笔者十年前就能“顶层设计”的，但是，从一开始，笔者就以“新地球村”理念为指导，致力于在地化的国际传播研究和教学实践以及以乡村为平台的国际人文交流工作。

在文化身份和主体性层面，如果说古村落里的宗族式民居、耕读家风的古训，以及前文所讨论的笔者与以黄帝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碰撞”，赋予了河阳乡村研究院工作以浓厚的“乡土性”与“中国性”，那么，这一基于“新地球村”想象所开展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实践的“世界性”和“全球性”，则可以回溯到笔者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年代和20世纪全球反帝反殖斗争中所形成的“世界观”或“全球观”。比如，津巴布韦这个国家的名字，与笔者的“第三世界”想象连接在一起：1980年4月的一个清晨，笔者正在晨读，村庄中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中播音员那高亢激昂关于津巴布韦这一新的非洲国家在反殖斗争中诞生的消息。也因为这一强烈的新闻传播力冲击，津巴布韦就成了笔者“第三世界”想象中最具体和最希望与之建立联系的非洲国家。

从理论层面，作为一个在丰厚的农耕文明积淀中浸润成长，在20世纪的中国革命话语中确立世界观，又在20世纪80年代从社会主义的“东方”到资本主义的“西方”的留学大潮中沉浮的学者，没有任何文字比《共产党宣言》中的如下段落更为让人刻骨铭心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7]在这段关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典描述中，阶级关系、城乡关系、国家关系、东西方文明关系等多维视角被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过程—关系”方法论的整全视野。也正因为如此，对于笔者来说，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以及对文明等级论与“农村从属于城市”宿命的挑战，是一个整体和叠加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在对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进行否定之否定批判基础上，提出了“新地球村”的想象。

今天，东升西降已经成了全球权力转移的大势所趋，而当年的“第三世界”理念所包含的反帝反殖和人类和平与发展愿景则在“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这一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中得到了体现。中国是当年的“第三世界”一部分，今天的“全球南方”一员。在这一语境下，对“乡土性”和“中国性”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与把握，其目的不是为了回归本土主义和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本质主义，而是为了以更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更坚定的中华文化立场，来把握与参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过程中的“世界性”或“全球性”构建，在完成未竟的去帝国、去殖民、去冷战三位一体[29]国际文化与传播斗争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事业。正是以这样的“世界观”或“全球观”为基础，笔者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落地”实践以“新地球村”为愿景，从乡村发展和文明交流互鉴切入，让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从乡土中国认知中华文明，从乡村视角理解中国革命，从微观层面感知宏观气象，从日常生活体验中国发展，为在具体的、在地化的跨文化交流对话中实现“认知变革”，打造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匹配的“全球南方”认知共同体进行开拓性实验。

恰恰部分因为与津巴布韦有共同革命历史的“第三世界”认知和相关的媒体记忆，笔者于2023年和2024年先后牵头组织了中国与津巴布韦学生学者围绕乡村发展问题的调研和进行跨文化传播与文明互鉴实践的“双向奔赴”之旅：2023年，笔者牵头组织了一场以中国和津巴布韦学生和学者为主体的“从全球到乡村”跨文化对话活动，以深化对中国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与西方、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国际传播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的认识[30]；2024年，通过开展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暨“乡村发展与文明互鉴”学术活动周活动，笔者不仅再次感受到具体而生动的中国乡村振兴故事对从津巴布韦政府部长到学者、媒体人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吸引力，更是在进入非洲农村调研的过程中，对“中国有深厚的农耕文明底蕴”这一几乎是口头禅式的说法有了更深切的认知突破性体验。原来，这一底蕴不仅是各种“形而上”层面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艺术，而且更是“形而下”层面的日常生产生活生态生命“四生”实践：虽然中国乡村和我们所访问的津巴布韦村庄同样有“求雨”这类传统文化仪式，但是中华农耕文明在治水和兴修水利方面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对此，被河阳乡村研究院请到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上以现身说法传播中国脱贫攻坚经验的缙云女农民、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李春萌更有敏感性：面对津巴布韦还没有解决吃饭问题的现实，看着那里有类似红薯的木薯但对其进行加工的技术可能没有缙云那么多样，她说，也许可以将洗红薯粉方法传授给津巴布韦的妇女。

的确，农耕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体的主体，耕读文明是中国的软实力。乡村故事里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坐标与未来方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铭刻着乡村故事的历久弥新与百转千回。从脱贫攻坚到乡村全面振兴，乡村故事是国际传播“南方转向”的“关键抓手”，通过讲好乡村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有着巨大的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建设潜力[31]。当然，这不是把中国的理念和实践简单地“传输”给对方，更遑论像西方殖民主义者那样把自己信仰、价值观和文化实践强加于人，而是在真正平等交流对话的基础上，在相互相对化的过程中，形成对彼此历史文化的尊重，进而形成基于共同反帝反殖历史、惠及大众的现代化共同发展愿景和共同价值目标的共识。比如，在请来自津巴布韦的学生与学者体验仙都轩辕黄帝祭典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解释黄帝不是西方一神教意义上的“神”，进而以此切入关于文化认同、文化自信，以及不同文化中的本土信仰体系与西方信仰体系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接触到的津巴布韦学者感到最受启发的地方，是他们所感知到的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尊重，以及中国乡村在融通传统与现代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与实践。又如，对于一名来自埃及的留学生来说，缙云的乡村发展图景打破了她原有的把乡村等同于传统和落后的认知，得出了乡村也可以是“现代”的结论；针对西方学术界主导的中国的乡村发展经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不可以学习的论调，浙江大学的津巴布韦留学生米莱在研究了缙云如何成功打造“乡愁富民产业”的案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因地制宜”恰恰是最值得传播和适合传播的中国乡村发展经验。与此同时，非洲青年学者因西方霸权话语影响而对中国也会不会“国强必霸”的担忧，他们关于中国是不是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能不能把“两山”理念落实在对非投资中等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

在“全球南方”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传播热词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回到前文所引《共产党宣言》段落的过程—关系整全视角，理解这个概念的当下讨论中所包含的单一的民族国家维度的局限性。实际上，正因为这个概念本身具有超越地理分界的政治意涵——毕竟，中国并不是地理上的“南方”，我们就有必要通过引入阶级、族群和城乡关系等维度把它拓展为致力于改变全球不平等的国家、阶级和族群关系的代名词。部分受在缙云的在地化国际人文交流实践的启发——比如，早在特朗普第一次当政期间，一名来自美国的留学生在参观了缙云双溪口乡的乡村振兴实践后，就曾感叹道：“如果美国的特朗普政府也能投资美国的乡村，那该多好！”笔者在此提出“全球乡村”的概念，以丰富国际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视野。

在类比意义上，如果“全球北方”是“全球城市”，那么“全球南方”就是“全球乡村”。因此，“全球乡村”与“全球南方”有某种共通之处。在实体意义上，“全球乡村”不仅包括“全球南方”国家中的乡村，而且包括“全球北方”国家内部的“乡村”。比如，就美国而言，这就包括深受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大农业挤压的农业社区，以及从美国内陆的原住民社区到其“铁锈带”中在经历去工业化后被“重新乡村化”的区域。因此，“全球乡村”这一概念首先不仅对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有特殊的相关性，而且能包容与统合“全球北方”内部深陷农业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陷阱的区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包容性与统合性。实际上，虽然不同国家内部城乡不平衡发展的程度不同，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全球资本主义逻辑驱动下的城乡分化问题，也都有“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美国新任副总统万斯的《乡下人悲歌》就是美国去工业化后经历“重新乡村化”的社区的悲歌，这些地方深陷从经济萧条、社会解体到精神空虚甚至道德沦丧的困境；其次，因为乡村具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和生产、生活、生态、生命“四生融合”的功能，从减贫到基层治理，从粮食安全到生态修复，“全球乡村”概念有利于从系统性与综合性的层面打开国际传播的视野；最后，无论在“全球南方”还是“全球北方”，乡村的续存与发展都有积极的共同体维系价值指向和情感动员潜力。中国有人类历史上唯一持续的农耕文明，在脱贫攻坚中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之后，正在积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有关中国乡村发展的议题在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中有广阔的话语空间，而这也与本专栏有关发展议题的讨论一脉相承。正如《瞭望》周刊引用笔者的话在一篇报道中写道：“讲好中国的‘乡村振兴学’正当其时。”[32]在这里，“乡村振兴学”有双重含义：它既可以是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经验的突破了西式现代化范式的全新发展理论创新研究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聚焦中国乡村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振兴的国际传播实践。

五、结语

在第十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上，来自中国台湾的学者为有机会通过参与仙都轩辕黄帝祭典来表达自己的中华文化认同和感知大陆乡村发展感到欣喜，来自津巴布韦的米莱和笔者来自智利的访问学生，则成了中国媒体的“宠儿”：他们在轩辕祭典上拍照、在庙会上舞龙、在“村麦”上唱歌、在“以人民为中心、以乡村为方法的知识实践：中国与世界视野”青年圆桌论坛上发言，构成了“全球南方”认知共同体构建在地实践的新图景。他们对中国充满了好奇和尊重，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充满自信和希望。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致力于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所需要的“全球南方”认知共同体的建设添砖加瓦。在他们身上，笔者看到了自己当年留学西方的影子；然而，作为“全球南方”的“新人”，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更复杂、更危险也更有希望的世界，而他们的“认知变革”资源，则更不是笔者当年所能项背的。

立志于把论文写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地上的学者，需要构建起中华文化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普遍意义有机统一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更需要在实践中实现中华文化身份、马克思主义学者身份、“全球南方”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员的有机统一。这意味着让自己脚下这片土地上的劳动和劳动人民都被看到，感受平凡中的生产生活生命生态哲理，记录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创造美好生活的中华儿女们平凡而伟大的故事；意味着在“两个结合”思想的指引下，以中国人特有的家国天下情怀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主义情怀，融通从神州大地上的历史文化传说到今天中国人民致力于民族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实践的历史，在投身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知识生产与传播中，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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