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台湾收复后，中国的海洋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虽然康熙皇帝晚年对海盗问题忧心忡忡，但比起明朝的倭寇、郑氏集团等大型组织来说，海患已经微不足道。直到马戛尔尼前往中国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乾隆皇帝还自认为广东没有什么危险，海盗也近乎绝迹。
但三年后，沿海地区就出现了一批巨型海盗，他们数量庞大且武器精良。由于懈怠日久、船只没有有效维护，清朝的海军已经无力对付这些海盗了。到了嘉庆十年（1805），出现了一个总人数达五万人以上的海盗联盟，控制了沿海贸易和渔业。海盗们甚至打到了内陆河道，并针对乡镇进行勒索以便获得保护费。
这些海盗出现的直接原因恰好在于越南西山朝的鼓励。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末，刚起步的西山军得到两位中国商人集亭和李才的帮助，组建了“忠义军”和“和义军”两支义军，但这次合作以失败告终，并发生了西山军在西贡对华人的大屠杀。之后，西山军又招徕了华人海盗陈添保和梁贵兴，二者在西山军中屡立战功，并跟随西山朝攻克了整个越南。
△《靖海全图》局部。图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
为什么西山政权能够找到这么多中国海盗？这源于一个特殊区域的存在。海盗们往往习惯于找一些统治薄弱的地区，他们来到中国与越南交界处的一个叫作江坪（位于现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东兴市）的地方。这里属于三不管地带，距离雷州半岛也不远，可以覆盖海南岛航线。
当时海南岛与大陆有着频繁的贸易，同时还和东南亚国家有民间交流，在这里，海盗既不会遭受围剿，又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和猎物。清中期，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大，许多广东人来到了这里落草为寇，形成一个供给西山朝的“人才库”。
在安南阮氏的攻击下，西山朝进入萎缩阶段，战争财政和人员补充也几近断绝。为了筹措财政，西山朝开始继续利用这些华人海盗。嘉庆七年（1802），西山朝灭亡。阮朝在与西山朝的战争中，将华人海盗头子梁文庚、范文才、莫官扶抓获并送往朝廷，并将另一巨头郑七斩首，还捣毁了海盗在江坪的巢穴。西山战争的结束，让华人海盗们失去了一个释放口，于是他们大举回流进入中国海域。也是从此时开始，中国境内的海盗潮彻底爆发。
嘉庆十年（1805），海盗结成联盟，联盟中有六大帮，分别以红、黑、白、绿、蓝、黄色的旗为标志，成了广东沿海的霸主。与中国官方的保守不同，海盗对西洋技术简直来者不拒，他们只要发现有用，就会立刻采纳。这些技术包括西洋的枪炮，也包括船只。这些船在与外国船的竞争中已经不落下风。此时，清政府在沿海地区的军力又如何呢？不幸的是，清朝的海军已经陷入低谷。
以广东为例，广东从明朝后期开始，海防就分为三路，分别是东路（惠州和潮州）、中路（广州）和西路（下四府，即高州、雷州、廉州和琼州）。三路的划分使得不同地方的海军各自为政，无法协调。
除了军事，广东还有着复杂的行政层级，包括总督、省、道、府、厅、州、县，这些政府都配有一定的绿营军，但是名目繁杂。比如，总督指挥的军队称为“督标”，提督指挥的称为“提标”，巡抚指挥的称为“抚标”。各标之下是绿营总兵，所属的水师分为镇标、协标、营、哨、汛等。海军的驻地也是不同的，总督管辖的水师驻扎在肇庆，提督的水师驻扎在惠州。绿营中的三个水师总兵则分别驻扎在高州、南澳和琼州。
这种组织的协调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想要在战争任务中形成协调，必须将指挥权统一起来赋予某个负责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即便是总督，也几乎不可能调动巡抚、按察使和盐法道下属的武装警察。
清朝还有自己的问题，那就是满人对汉人的防备。他们更加指望满人自己的八旗兵，但八旗兵已经退化得快不能打仗了。八旗兵越退化，皇帝越担心汉人的绿营军造反，为此，他们自毁长城般不断地寻求削弱绿营，将他们拆得七零八落，驻扎在各地。
△嘉庆帝朝服像。图片来源：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
海盗已经坐大，不处理不行。于是嘉庆皇帝调名将那彦成镇压海盗。嘉庆十年（1805）春，那彦成到达广州。那彦成到达后，发现情况比他想象中更糟糕。
虽然理论上广东水师拥有一百三十五艘主要用于作战的米艇，但由于缺乏保养修理，许多米艇都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士兵只有一万九千人，不到海盗的三分之一。海盗最好的船上可以安装三十门大炮，坐数百人，从人员到武器都超过米艇；米艇大都没有经历过实际战斗，海盗船却是天天在实战，官方船顶多只具有吓阻的功能。除了船只，清军在其他装备上也是落后的。
那彦成该怎样解决海盗问题？他想到了几种制度：一是正规军还是要的，为此要新造船，修复船，形成正规水师；二是在正规军之外，发展保甲制度，利用连坐，断绝地方百姓与海盗的联系；三是训练民兵来补充正规军，也就是乡勇团练制度；四是联合外国人对付海盗。
嘉庆十年（1805）下半年，官军在广州湾发动了剿匪行动，击毙海盗六百名，击沉十八艘船，俘虏二百三十二名海盗，俘获八艘船。这次胜利的成果与海盗的整体军力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更麻烦的是，虽然胜利了，但这次战斗让官军体会到了海盗的力量，他们更加不敢出战了。
△那彦成肖像轴。图片来源：“故宫博物院”网站
那彦成只好改变策略，采用招抚的方式。他宣布，只要宣称自己是被逼参加海盗的人，不管是普通海盗还是头目，都可以投降，想回家的发给路费，不想回家的可以在清政府中当官或者当兵。他的政策终于惹恼了皇帝——皇帝还不能接受自己强大的帝国居然对付不了海盗。皇帝将那彦成革职，之前的所有政策也被废除，并任命直隶总督吴熊光取代了那彦成。
吴熊光时期，事态继续恶化。嘉庆十三年（1808）年初，浙江提督李长庚被海盗击毙。同年，虎门总兵林国良被击毙。在海盗的打击下，广东水师的船只减少了一半，财政更是无以为继。嘉庆十四年（1809），吴熊光被撤职，由百龄继任。百龄任上情况更紧急了，迫使皇帝必须面对现实。百龄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利用内部矛盾，最终分化了海盗，让一部分人投降，再与朝廷一起剿灭另一部分不肯投降的人。最先投降的是黑旗大帮，之后，海盗中最主要的红旗大帮也投降。这些人与清军联合，剿灭了最后一支海盗——蓝旗大帮，结束了这个特殊的海盗时代。
19世纪初的海盗事件为后世提供了太多对未来的警示。事实上，不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而是早在嘉庆十四年（1809），清朝的海军就已经彻底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指挥紊乱、层层制约、欺上瞒下的情况与后世已经毫无二致。皇帝甚至虚弱到必须与海盗谈判。
海盗事件也让海外世界看到了中国的虚弱，也正是从这个事件起，欧洲人已经认定清朝的武力不堪一击。皇帝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出的无能和孱弱已经达到极致。但清朝在这时偏偏到了最讲究礼仪的时期，在对外关系上也表现出了最强硬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