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物录：85个消亡之物的故事》，[英]芭芭拉•彭纳 等著，丁宇岚 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本书讲述了一系列旧物，它们曾来过世上一遭，如今却已烟消云散。在这些旧物中，有些人工制品和技术曾经无处不在，另一些仅停留于概念或雏形，几乎从未真正存在于世。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这些物品为何消失——有些物品我们曾经很熟悉——还有这些物品的消失给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带来了何种启示。
这些文章最引人入胜的地方在于，它提醒人们，消亡之物不仅代表技术，而且代表不同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与世界互动的方式，以及对身体、技艺、复制品、美、艺术、交流、运动、休闲、爱、阶级、文化身份、自然和人工智能的不同态度。最终，每一件消亡之物都体现了一种对未来的想象，即使物品本身被淘汰了，这些想象仍然向我们敞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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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砷壁纸
文/露辛达·霍克斯利
德国裔瑞典化学家卡尔·威廉·舍勒在进行砷化铜实验时的发现给室内装饰界带来了一场风暴，也在不知不觉中导致了许多人的死亡。1778年，他发明了一种鲜艳的绿色颜料，这种颜料有舍勒绿、翠绿、巴黎绿和砷绿等各种名称。
19世纪早期，两项重要的变革令英国室内设计师兴奋不已：一是发明了可以生产长条壁纸的机器（以前是小方块壁纸），二是取消了纸张税。突然之间，壁纸变得便宜了。1851年世界博览会上有一些壁纸制造商参展，此后，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多数人称为“纸墙幔”的时尚在各个阶层流行开来。虽然在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使用含砷颜料是不合法的，但舍勒绿作为一种壁纸颜料却越来越流行。
在英国，砷染料的问题最早是在工厂中暴露出来的，工人们遭受了神秘的健康问题困扰。从呼吸（制造植绒壁纸时使用的）含砷量很高的粉尘引起的肺部问题到接触砷染料引起的皮肤问题，从颜料通过割伤或擦伤进入血液引起的砷中毒到砷刺激鼻腔和眼睛引起的疼痛发炎，疾病的种类五花八门。由于疾病的情况千差万别，也由于工人的权利经常被忽视，起初企业很大程度上对这些问题置之不理。不过，医学界越来越关注这个问题。早在19世纪50年代，《英国医学杂志》和《柳叶刀》上就出现了关于含砷壁纸危害的文章。然而，又过了20年，设计师、 制造商和公众才开始听他们在说什么。
用舍勒铜砷绿印刷的蔓藤花纹壁纸，英国，19世纪
尽管砒霜（含砷的化合物）是众所周知的灭鼠药，英国家庭普遍用它来消灭害虫，人们却仍然用含砷颜料给墙壁、织物装饰、家具、衣服和儿童玩具上色。砷绿甚至被用于食品着色，这经常造成致命的后果。在壁纸领域，舍勒的翠绿色一直是最受青睐的颜色之一。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最著名的壁纸设计师是威廉·莫里斯，他不仅以室内设计作品著称，而且还跟拉斐尔前派运动深有渊源。他发起了工艺美术运动，并以慈善活动而闻名。他创办的莫里斯、马歇尔与福克纳公司（后来简化为莫里斯公司）使他的名字成为壁纸的代名词，而他最喜欢的颜料之一就是砷绿。虽然现在的历史仅仅把砷和绿色联系在一起， 但实际上它用于大部分壁纸颜料的生产，这意味着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几乎所有的壁纸都掺入了大量毒药。
1862年，英国各地的报纸报道了一位名叫安·阿梅莉亚·特纳的三岁女孩之死，她住在伦敦东区的莱姆豪斯。这个悲剧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她是一家四个孩子中最后一个死去的。起初，丧子的父母和当地社区被告知，孩子们的死因是白喉。然而，安·阿梅莉亚生病之后，当地一位医生开始质疑先前的诊断，因为白喉的传染性很强，但邻居没有一个生病。很快，人们发现四个孩子都死于由家中的绿色壁纸引起的砷中毒。
这时，很多记者展开宣传攻势，曝光壁纸厂工人致命的健康问题。然而，企业和购买壁纸的公众仍在忽视这个问题。消费者想要砷绿色的纸墙幔，设计师也非常乐意效劳。让人们了解含砷壁纸的危害最大的障碍在于，并非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会生病，生病的人得病的方式也都有所不同。科学家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除了孩子舔墙壁的危险之外，主要的威胁是在潮湿（尤其是发霉）的环境下，壁纸会散发出看不见的含砷气体。然而，呼吸这种气体的人也不是都会中毒。例如，假如整个家庭生活在一间糊了含砷壁纸的房间里，有时仅有少数家庭成员因为呼吸含砷气体而生病。这使许多人认为神秘疾病的根源不可能是糊了壁纸的墙壁。
莫里斯和他的商业伙伴爱德华·伯恩·琼斯都用含砷壁纸装饰居所，他们和家人都没有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莫里斯对公众对无砷壁纸日益高涨的强烈要求感到怒不可遏，不过当公众开始用钱包说话时，他明智地听从了。1859年，高瞻远瞩的威廉·伍拉姆斯公司生产了最早的无砷壁纸，但当时几乎所有其他生产商都对这家公司的示范视而不见。然而，19世纪70年代，精明的商人莫里斯了解到顾客不再信任含砷颜料，他选择向压力低头——1875年，莫里斯公司跟生产商杰弗里斯公司一起在新的壁纸目录中骄傲地宣称，现在他们所有的壁纸都不含砷。
宝丽来SX-70
文/德扬•萨迪奇
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远郊一家专门建造的工厂的生产线出产了最后一台宝丽来SX-70的40年后，埃德温·兰德的瞬间成像相机（拍立得）依然是一台美丽而具有现代感的物品。它采用了拉丝金属饰面和皮革镶嵌面板，具有雪茄盒的材质。拉开精巧的折叠机械装置，取景器“喀”地卡入位置，内置的镜子会显示出（平放在相机底座上的）宝丽来胶片拍摄到的图像。1948年，兰德制造了他的第一台相机——笨重的宝丽来95，当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摄影从暗房中解放出来，这一构想在1972年推出的宝丽来SX-70中达到了巅峰。宝丽来95使用起来比较烦琐，需要装两卷不同的胶卷，一卷是感光底片，另一卷是正片纸。拍摄一张照片后，需要转动机械装置，使化学涂料纸与底片接触。图像显影的同时，照片纸张经过切割器修整。最后，出来的是纸、乳液和化学物质组成的三层夹纸，用户必须剥开它才能看到最终的照片。
宝丽来SX-70相机和外壳，亨利 ·德赖弗斯设计，宝丽来公司制造，约1972年
1947年，当兰德将他的公司从战争工作中解脱出来时，摄影仍然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漫长过程。首先要打开一个纸箱，里面装着一卷赛璐珞胶卷，为了防止阳光直射，胶卷还用铝箔纸包裹着。然后将胶卷穿到相机内的卷轴上。只有当整卷胶片用完之后（一卷胶片最多可曝光36次，用完可能需要几天时间，节俭的用户甚至需要几周时间），胶片才会被取出来，在暗房中进行冲洗。在冲洗之前，胶片必须经过显影、定影、水洗和烘干，然后才能进行拷贝，而拷贝又必须经过显影、定影、水洗和烘干。即使是最快的暗房，也无法在几个小时内完成黑白冲洗，彩色冲洗所需时间更长。相比之下，宝丽来95相机只需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就能完成图像处理。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兰德进行了多次更新，简化了基本概念，然后推出了宝丽来SX-70，摒弃了所有复杂的功能。它将纸张、底片和化学药剂都装进一个10张胶片的胶卷盒里，使彩色照片印制的过程自动化。按下机器前面的按钮，快门就会打开，透进精确测量的光线，然后再次关闭。几秒钟后，胶片通过微型电池释放的电流推动机械装置输出。当它通过照相机时，宝丽来暗盒底部薄膜袋中的化学药剂会涂抹在胶片表面，从而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显影和定影。伴随着令人满意的“嗖”的一声，一片长方形薄纸被吐到空气中。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装入照相机壳的200个晶体管和复杂的机械系统，包括活动镜、光传感器、齿轮和螺线管，以及宝丽来内部人员称为“黏糊”的化学物质。
1972年至1981年之间生产的宝丽来SX-70可能是模拟技术中最接近数字图像制作“非物质”即时性技术的一种，当时数字图像制作已经在日本移动电话公司的实验室进行研发。面对数码摄影的威胁，宝丽来试图创造出更便宜且受大众喜爱的即时摄影技术。宝丽来拍摄身份证和驾驶执照的即时照片的业务利润丰厚，它深信这项业务可以使自己免受更深远变革的影响。正是这一策略导致该公司在2001年经历了第一次破产。宝丽来SX-70貌似是iPhone的鼻祖。兰德认为他的照相机会像智能手机一样无处不在，可以随手捕捉想法或画面。在宝丽来1970年委托拍摄的电影《漫漫长路》中，他谈到要制造一种像铅笔一样遍及各处的工具。
兰德跟史蒂夫·乔布斯一样擅长营销。为了保证他的产品被当作严肃的摄影器材，他给了摄影师安塞尔·亚当斯一笔聘金，并委托查尔斯·埃姆斯和雷·埃姆斯夫妇为这款相机拍摄一部电影。他还给罗伯特·劳森伯格和安迪·沃霍尔等艺术家提供了大量产品。大卫·霍克尼可能是最著名的使用者，他用多张图像创造了一种摄影立体主义。
宝丽来是跟高雅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宝丽来SX-70对胶片永远无法满足的需求帮助该公司销售了大量主要的消耗性产品。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鼎盛时期，宝丽来的营业额达到了30亿美元，拥有21000名员工。然而，在兰德去世十年后的1991年，该公司被迫申请破产。在很大程度上，跟柯达一样，将宝丽来逼入死路的原因是无法迅速而令人信服地进行自我重塑，也无法以其他方式获取胶片销售的巨大利润。在连续两次申请破产后（第一次是2001年，然后是2008年），宝丽来停止生产胶片，使得宝丽来照相机失去了用处。最近，一个众筹项目重新开始生产宝丽来胶片，后来变成了商业销售。它再次满足了人们对可以触摸感受的物品的渴望，而不是难以捉摸、飘忽不定的像素。与此同时，制造商们重新进入瞬间成像相机市场，推出的型号明显缺乏原来的宝丽来SX-70的坚定信念，被视为自拍一代的怀旧小玩意儿。然而，怀旧并不是兰德当初设想的目标，留给我们的是一件失去了最初的前瞻性宏图的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