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上，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是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里让日军害怕的英雄，也是因为处决5000名俘虏而背上骂名的争议将领；他曾在喜峰口用大刀创造战争奇迹，却又在七七事变中因为妥协退让丢了北平天津。这些截然不同的表现，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乱世中军人的艰难选择，也让人看到历史的复杂与无奈。
宋哲元1885年出生在山东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学识广泛，儿子出生后从《诗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中为其取名“哲元”。宋哲元年幼时父亲经常外出谋生，只是仍然改变不了家境贫寒的命运，宋哲元不得不辍学务农，但繁重的农活没有消磨他的求知欲，他白天耕地、夜晚苦读，成年后在家乡做了五六年私塾先生，那时他不收穷苦孩子学费，在乡里留下极佳的口碑。
宋哲元不仅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知识分子，还是喜欢舞棍弄棒的武功高手，文武兼备的高素质让他在1907年考入北洋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后他加入冯玉祥部，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从排长逐步晋升为师长，成为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1927年宋哲元担任第二集团军北路军总司令，之后奉命东征，他攻城略地一路凯旋，当西安被攻克时，他担任陕西省主席继续围剿地方顽匪。
1928年的陕西凤翔围城战，是宋哲元军旅生涯中一个残酷印记，他带领西北军苦战九个月，终于用挖地道炸城墙的办法攻破这座被土匪党玉琨占据的古城。城破后，如何处理5000多名俘虏成了难题，面对部下“挑些人收编”的建议，平时熟读兵书的宋哲元却咬牙下令：“我宁愿背下千古罪名，也要彻底铲除祸根！”那一天尸体堆满关帝庙旁的枯井，鲜血把土地都染成了暗红色。
这场血腥屠杀让人忍不住想起历史上白起坑杀40万赵军的长平之战，然而宋哲元的冷血必须放在当时环境里理解：土匪党玉琨团伙霸占凤翔12年，强迫百姓办“五证”交钱，他们盗挖古墓50多座，毁坏文物800多件，害得当地百姓十户九空，宋哲元用这种极端手段换来的是西北地区土匪基本消失，老百姓终于能安心过日子。
另外，当时中国政局混乱至极，军阀们你方唱罢我登场，势力范围犬牙交错，宋哲元作为陕西省主席，深知在这个乱世中只有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才能让自己的政策得以实施。因此他需要通过一次大规模的“震慑行动”来巩固自己的权威，他的决策无疑是在当时混乱的政局中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于是他上演了这场被舆论称为“丧失人道底线的军事暴行”。
历史的转折总是充满戏剧性，1933年长城抗战中，同一个宋哲元变成了民族英雄，他时任29军军长，面对日军的飞机大炮高喊“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在喜峰口他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他组织大刀队与日军展开白刃战。日军之后调来重炮轰炸，29军只能含泪撤退，但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名扬天下，以喜峰口血战为背景创作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响全国。
此时的宋哲元成为了抗日英雄，但讽刺的是，这支用大刀斩杀过数千敌人的精锐部队，在七七事变中仅仅七天就溃败了。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宋哲元接管北平天津防务，却陷入日军“华北自治”圈套，他竟然三次和日军谈判，还拆掉了防御工事。这种妥协让日军轻松增兵到6万人，最终导致北平快速沦陷时守军连个像样的防御阵地都没有。
抗战期间，宋哲元“高开低走”，随着北平、天津失守，宋哲元的英雄形象被接二连三的请求处分所替代，他的军队不再是奋勇杀敌的威武之师，而是已丧失主动进击能力的溃军，华北失陷，他占据不可推卸的责任。1938年，宋哲元退至郑州后身患重病，1940年因中风不语而病逝，享年56岁。
宋哲元的军旅生涯已经不能简单用好坏来区分，他杀俘虏的狠劲，源于“乱世用重典”的理念，他用极端的手段镇住土匪，而他后来抗日时的犹豫，则暴露出地方军阀的矛盾心理：他既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也不懂和共产党合作，最后在时代洪流里迷失方向。这种矛盾正是当时中国军阀的真实写照，他的个人命运和国家的苦难交织在一起，让他既是悲剧英雄，也是历史教训的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