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站台》剧照 图源网络
从前车马慢书信长，但你真想回去吗？
文/云淡风轻
如今怀旧是一种时髦，特别是在我们这群差不多都已过耳顺之年的六零后朋友同学之间，只要聚到一起就总是回忆往昔，忆到情深之处免不了一脸的向往，更有各种各样的怀旧文章，把那段岁月写的山水朦胧美轮美奂，仿佛有万分的遗憾，只恨不能穿越。
这些其实是时光给记忆的误导。那些遥远的记忆被岁月和成长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不再那么清晰，却也不再那么确定；当我们生命之初那清澈明亮的眼睛经历了岁月的尘埃，由此折射出的事物已不再是它原本的模样，而只是我们脑海中想象的模样，因为久远，因为青春，因为年少，所以美好。那只是留在内心深处的一片净土，是一片被成长与记忆圣洁化了的世外桃源。这样的怀旧是一种近乎浪漫的人文情怀，迷失在岁月的朦胧中把它们当了真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六零后的共同记忆中，当然有童年的自然野趣、有清亮纯净的小溪河流，更多的却是贫穷，不仅是物质上的贫穷，更是精神上的赤贫。那时候，没有图书馆，没有剧院，没有音乐厅，没有画廊；没有网络，没有电视；出国、乘飞机连做梦也不会梦到啊；我大学毕业才第一次出省离开江苏，那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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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大家开玩笑似的谈起当年的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小时候我们觉得杜鲁门是个跟肚脐眼之类的东西有关的怪物，我们也知道肯尼迪，那是个大大的反动派，连名字都那么可笑，叫做“啃泥地”！我们义愤填膺地批林批孔，讨伐美帝苏修，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懂；我们穿着破衣烂衫，却以为是全天下最牛逼的人，我们一脸无知地宣誓要打到反动派纸老虎，拯救水深火热的全世界；我们其实也听腻了样板戏，可是多少年来，我们从不知道真正的天籁。
对了，还有供销社。我小时候随父母住在盱眙的一个乡村小学，乡里是没有供销社的，得去公社，好像也并不是经常去，因为很少买菜，乡下谁还花钱买菜呢，肯定是自己种啊！但是总要买米面粮油、煤油火柴肥皂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得去八里外的维桥公社，当然是走路去，自行车在当年大约比LV在现在还奢侈，很少有人买得起，我至今记得那条乡间的土路，两边有树，树木旁边是错落的草地，草儿稀薄，再铺开是庄稼地，层层推远，有风来，麦浪忽起，绿叶婆娑，路上风景甚好。
那时维桥公社是个丁字形商业街，有收购站，供销社、粮站，还有国营饭店，都是砖墙瓦顶，在我的眼里很是豪华，因为我们家住的学校宿舍是土坯房，屋顶铺的是稻草。供销社好像有很高的木门槛，里面是高高的木柜台，柜台对面的货架上是装有酱豆腐臭豆腐白糖咸菜的坛坛罐罐、瓶装的酒、袋装的茶；柜台上的玻璃下面摆放着毛巾袜子手帕针线各种小百货。屋子的角落里有酱油缸、醋缸、散白酒缸，还有农具和我们搞不懂的五金件。当然忘不了副食柜台：饼干、鸡蛋糕自是奢侈品不敢指望；一分钱一粒的水果糖，五分钱一小包的油炸小面果子，两分钱一块的切片炒米糖，父母通常会在我们馋涎欲滴的期盼中败下阵来。
那条土路我走过许多次，有时独自一人，有时跟着父亲或者母亲。如今想来，当时总是行色匆匆负重赶路，幼年的肩头扛着粮袋，手里提着篮子，何曾理会过路上的风景！可是那幅乡村土路的田园画面却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成为我对当年去供销社的第一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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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么奇怪，越是辽远空濛的图画，越是散发着不真实的优柔和美丽。
我不想再说其它的经历：被冻得龇牙咧嘴、手上冻疮溃烂皴裂的冬天；做饭要自己生炉子，用水要去井里打；上厕所不用出家门？洗澡堂能开在家里？这些是当时根本无法想象的。有人说：身处苦难的人们是不会叫苦连天的，因为他们习惯了。其实不是，只是因为无知，因为教育的缺失导致的不自觉的沉沦和无望，而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无望，我们认为这样的艰苦这样的生活是理所当然的，就像那只井底的青蛙。
还有：谁都躲不过的最沉重的时代枷锁：“唯出身论”。那是众多家庭几代人所背负的沉重的十字架。上学、就业、结婚，人生的每一个重要的分叉路，你都可以清晰地触摸到束缚自己的那条绳子，你的品性，你的能力，你的学识，都敌不过档案上那纸沉重的身份标签。这是那个时代的玄学，一张纸条，档案上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我母亲的家庭成分是富农。她的家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一个叫做南方泉的地方，母亲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宝贝，是全家人的小妹。母亲出生的那一年是1936年，大哥二哥已经成年，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外公有土地田产，种植无锡著名的水蜜桃。母亲的童年应该是像外公家出产的蜜桃一样的甜蜜。
外公是当年无锡乡下有名的乡绅。后来我看钱钟书的围城，里面写的方鸿渐在无锡乡下的家，他的那个穿着长衫摇着纸扇戴着瓜皮帽的父亲，总想到我从未谋面的外公。有一些钱，有一些土地，有一些文化，对时局对时风都很有些自己的见解，有些自以为是又有些迂腐，却又以风雅自居。爱家人却并不市井，辛苦经营却绝不尖钻刻薄。总觉得我的外公应该也就是这个样子的吧。
解放初期国民党溃败之时，外公被获准去台湾，条件是只能走他一个人，不能带家眷。他舍不下外婆，舍不下七个儿女的大家庭，而且他觉得他又没跟着国民党做坏事，便留了下来。
然后，外公就死了。因为他富裕，还因为他曾经有过潜逃台湾的机会。被作为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给镇压了。随着外公的倒下和家庭成分的定性，整个家族雪崩般地瓦解下来。
母亲的兄弟姐妹们从那年起四散飘零，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团聚过。那一年母亲十三岁，在无锡市里读女校，我不知道这灭顶的变故对一个小姑娘是怎样的打击，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到无家可归，十三岁的小姑娘是怎样越过了这个心理门槛。只知道她没有辍学，独自一个读完了女校接着考取了无锡师范，在几年以后的19岁，毕业后独自一个来到了远离家乡的苏北贫困小县城盱眙，当了一名教师。母亲在这里遇到了父亲，在这里养育了我们姐弟三人，最终永远留在了这个叫做盱眙的苏北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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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随后而来的各种风波并没有放过她，即便来自江南水乡的母亲能歌善舞，美丽优雅且业务精良，深受学生爱戴，也难逃政治运动的厄运。只不过苏北这个地方似乎还算宽容，并没有剥夺她做教师的资格，只是职务和政治上的上升空间被堵死了；也因为她的出身问题，严重影响了我父亲的晋升，我那政治进步的父亲，他的入党申请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得到解决。所以到了我考大学的时候，父母严格规定：绝对不许考文科。他们坚定地认为，理工科才是我们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的唯一出路。不碰政治，不受“冲击”。这是父母的原话。他们一生饱受“冲击”，惟愿子女能够平安。那是1980年，我十七岁。十七岁的我并不真正懂得父母话中的意思，只是把他们说话时那种异常认真严肃的神情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父母亲都遭受了什么，我并不知道。如今父母离去多年，关于他们的故事再也无法回溯。可是，如果不是一九七八年开始的那个伟大时代，我们这代人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又能有什么样的未来？这是个让人脊背发凉的问题。
中国电影人中我很喜欢贾樟柯，他那种近乎纪录片的真实总能让人有种很强烈的代入感。可是那部《站台》我看了一个开头就不想再看下去了，那灰扑扑的街景、暗淡淡的服装、夸张的舞台造型，声嘶力竭的大喇叭....那些场景、那些事情对于我来说实在太过熟悉，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个，那是我再也不想翻阅的回忆。那漫长的时间里有许多许多东西，那是人和时间的斗争。当然有青春有快乐也有欢笑，它经过时间的洗礼变成了一种非常美妙的悲伤。然而在泥淖里挣扎过的我们，绝不愿再回到那片危险的沼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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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地想一想，我们这一代直到八十年代上了大学才知道外面的世界：才知道真正的音乐、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生活，在那之前，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人生的前面十多年完全是空白，那是文化与精神上的空白加上物质的极度匮乏！当我们终于见到了外面的世界，对当年的精神愚昧才懂得羞愧难当。我永远不会忘记读到《茵梦湖》《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苹果树》等作品的震撼，也永远记得第一次听到莫扎特、贝多芬、德沃夏克的感觉，那是一种来自灵魂的战栗，这才是文明和艺术啊！
是的，感谢改革开放，把我们从可怕的无知无畏的愚昧中解放出来。从物质上来讲，触目惊心的飞速变化也开始于那个时刻，洗衣机、电视机、家用小汽车；网络、高铁、手机、可视电话；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做梦也不会梦不到的，如今都已司空见惯成为了日常，日常的没有了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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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怀旧的开启是不是衣食无忧有点钱又有点闲的缘故。但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怀旧的情绪在日复一日的平常生活中有点像做菜时洒下的盐，它的加入使得人们品尝咂摸出生活的丰富滋味。那并不是甘甜的味道，那是让从前和现在有了无限关联的复杂而层次丰富的味道，有时令人陶醉，更多的是令人感概，令人难忘。就怀旧这件事本身而言，它是对逝去所有真实事物的过滤，因为你不是怀恋已逝的所有事物，而是只对某件事物某个经历不能忘怀。你的怀旧是因为你用阅历和理性判断出了一种值得追忆的事物，这种东西对你而言是永恒的，你不想失去，于是在记忆中不停地拾取，这种这种拾取其实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丧失，这种丧失充满了人文的温馨浪漫和忧伤的美丽，它是滋养生命的源泉。
没错，相对于我们年少的那个年代，如今是个美好的时代，适合回忆，也适合反思。
作者：云淡风轻，六零后理工女，现居深圳。退休后闲适散淡。喜爱美食美景兼顾读书与瑜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