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前，张大千决定从成都去敦煌

1941年，张大千在成都。此时他在酝酿一个大计划：去敦煌。那时敦煌还籍籍无名。此去敦煌，是为了追寻晋唐艺术遗风，对敦煌艺术宝库进行临摹与考察。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敦煌名声大震，敦煌学由此发轫，张大千也向大师迈进。

然而在84年前，这趟行程堪比西天取经。从成都到兰州，走川陕公路，要穿越秦岭，交通工具多为马车或步行。从兰州到敦煌，沿河西走廊行进，主要交通工具为马或骆驼，沿途人烟稀少，补给稀缺，风沙肆虐。最关键的是，当时是抗战时期，日寇敌机正在四处狂轰滥炸。

日前，四川博物院“石壁丹青：四川博物院藏张大千敦煌考察文物展”，用32件精美作品揭秘了张大千的敦煌“取经”之旅。还展出了张大千敦煌考察笔记、工程图纸等许多珍贵史料。此展与川博原来的“张大千展”不同之处在于，更注重解读张大千敦煌考察的过程。

过程总是迷人的。何况是张大千与敦煌。

·张大千带领藏族画师在敦煌莫高窟内临摹壁画

西行“取经”路

上世纪20年代，张大千在上海学画时，就从曾农髯、李瑞清两位老师那里听说过敦煌，但只知道敦煌经卷，并不了解还有壁画。书画家叶恭绰也告诫张大千，必须要去敦煌，才能找到艺术的源头。

抗战爆发后，张大千回到成都，在朋友家里，遇到两位兰州来的客人，他们去过敦煌，将莫高窟的艺术瑰宝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彼时张大千幽居青城山，“一生好入名山游”的他，内心开始蠢蠢欲动。

·唐代写经卷 ©图据四川博物院

可在当时，去敦煌谈何容易。首先路费就是一大问题。这时的张大千不仅穷，还欠了债。不过对于艺术家来说，“穷”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张大千决定卖画挣路费。他在青城山上，日夜泼墨作画。

“张大千想去敦煌，没有路费”的消息很快被一位大佬知道了，他立即表示愿意资助张大千，条件是有购买张大千在敦煌所绘作品的优先权。张大千没有接受这份“好意”。后来，他跟戏剧家熊佛西聊起这件事，说：“他们是想用钱把我‘包’下来，用钱抠去我的心血结晶。这心肠好歹毒！”

几个月后，张大千在暑袜街举办了自己的画展。这次画展共展出山水、人物、花鸟等画共计100多幅。卖画所得不仅还掉了一些旧债，还有剩余。又经过一番筹备，终于要去敦煌了，却传来噩耗，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和儿子张心健，相继因病去世。还未出发，就遭受重大打击，但他去敦煌的心没有动摇，甚至更坚定了。

1941年5月，张大千偕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及学生数人，带着五百斤行李，踏上了西行之路。他们先乘飞机到兰州。兰州到敦煌还有1200多公里。当时车难找，路难行，食宿也成问题。他们找到了一辆运羊毛的小卡车，沿着正在修建的兰新公路，颠簸前行。车内腥膻扑鼻，羊毛羊脂邋遢肮脏。

·嘉峪关外明长城遗址

一出嘉峪关，景色就越来越荒凉。到了瓜州，汽车就没法继续行驶。从瓜州到敦煌全是戈壁，只能骑马或骆驼。白天热浪滚滚，夜晚狼群出没，可谓险象环生。

张大千对儿子说：“我们吃的苦，比起唐三藏来，还是要差得远。不过话说回来，要讲舒服，当然还是成都舒服。但一个艺术家要使自己的艺术不断提高，老待在家里是不行的，必须要走出来，到艰苦的环境里，去磨炼意志，开阔视野，才能有所收获。”

·张大千为石窟编号的墨迹

张大千到了敦煌以后，发现遇到的问题，比想象的多得多。最明显的生活条件艰苦。住所是一座寺院，没有床，没有家具，他只好画了沙发、画案、桌子等家具的草图，让人寻找木材制作。然后是清理积沙（用了三个月才清理完）、修复栈道、对洞窟编号（一共编了407窟，为后世研究省去不少麻烦）。

本次展览，让人印象深刻的展品是一批工程测绘图，其中一张《莫高窟石窟崖面水墨全景图》尤为珍贵。这副数米长的画卷，以水墨速写的手法，描绘了莫高窟南区及北区崖面的立面全景图，图中不仅有早期崖面图中常常缺失的北区立面，而且每个洞窟均标注了张大千编制的309个石窟编号。放大看“全景图”，线条柔和，细节饱满，仿佛置身于莫高窟的月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