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来农村插队已经四年时间了，这年我接到了回城通知，我心里却犹豫了，老乡和孩子们都舍不得我走，深思熟虑之后，我选择留在了农村，最后嫁给了退伍军人。
我叫刘翠花，1972年，我高中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千里迢迢来到了陕北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
和我一起来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一共有三十五人，其中有五名女知青，三十名男知青，虽然我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来到了陕北后，我还是被震惊到了，陕北农村生活，比我想象中要艰苦，老乡都是住窑洞，不过当地民风淳风，老乡都很热情，对我们知青非常好。
我们刚来陕北的时候，知青宿舍还没有建好，我们住在公社大院临时搭建的茅草屋里，我们知青有单独的口粮，有社员给我们做饭吃。
我们知青伙食要比老乡好一点，刚来我们吃的都是白面，每半个月还能吃上一顿肉，知青每天和老乡一起下地干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我也逐渐适应了农村的生活。
来陕北第一年，我们知青是在老乡家过得年，我被安排在了老乡王耀武家里，王叔一家人都很热情，年夜饭也很丰盛，过完年，我回了一趟家，从家里带了一些旧衣服，分给了在村里小学上学的孩子。
王叔家就在小学旁边，小学只有十多个孩子，负责教书的是王叔的大女儿王爱珍，王爱珍初中毕业后，就当了村里小学临时代课老师。
十几个孩子挤在窑洞里上课，连像样的课本都没有，课桌也是东拼西凑的，而且队里有很多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却只能待在家里，帮父母干农活，我主动找到了刘队长，希望队里能重新盖一所小学，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环境。
刘队长告诉我，他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这里位置偏僻，生活艰苦，没有老师愿意到他们这里任教，即使有老师愿意来，也坚持不了几个月就走了，队里有文化的年轻人不多，上过高中的就更少了。
我告诉刘队长，盖房子的钱我来想办法，让他把老乡召集起来，动员老乡一起盖学校，大家一起出力，我把父亲给我的生活费全部拿了出来，又让父亲从家里给我寄了一些钱，加上知青捐款，终于凑够了盖学校的钱，老乡自愿从家里拿来了木头，队里的木匠给孩子们做了课桌和板凳，大家齐心协力，只用了三个月，就把学校盖好了。
学校盖好后，我挨家挨户到老乡家里做思想工作，让老乡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在我的努力下，村里小学学生人数从十多人增加到了四十多人，刘队长推荐我到村里小学当了临时代课老师，后来我们又在插队知青中，通过考试挑选了两名知青，负责给孩子们上课。
1974年知青开始陆续返城，到了1976年，知青基本上都回城了，我也接到了回城通知，老乡得知我要走，纷纷给我送来了吃的，孩子们哭着不让我走，我心里很纠结，我在农村插队四年，在和孩子们相处的这段时间，我每天都过得很开心，我思考了一个晚上，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
我写信告诉了父母，我的想法，父母也来信说，让我自己考虑，只要不后悔就行，其实，从小到大，父母一直都很尊重我的选择，我也是第一个甘愿留在农村的知青。
1978年，经公社主任介绍，我认识了退伍军人宋文涛，宋文涛高中毕业就到部队当兵了，在部队当了五年兵，退伍后安置到了粮站工作，宋文涛家境也不错，父母都在县城机关工作，宋文涛有一个妹妹，在县城当老师。
我和宋文涛恋爱了半年就领证结了婚，结婚的时候，父母没来，只有哥哥参加了我们的婚礼，儿子二岁的时候，我才带着老公和孩子回家看望了父母。
我在村里小学教了八年书，转正后，我调到了县城小学，后来我又调到了教育局，一直工作到退休。
一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我们一家人定居在了北京，儿子事业有成，我们一家人生活很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