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守土地六十年的大姨，等不回丈夫和儿孙

大姨和我说，干活最好，出多大力气，地就回报多少，有活干的日子最踏实。

配图 | 《隐入尘烟》剧照

大姨的命运从盐碱地开始扭转，也像盐碱地一样在苦涩中结出生命的纹路。

十九岁经历了丧子之痛，三十岁失去丈夫，五十岁长子离家杳无音讯，六十岁和唯一的孙子断了联系，七十岁女儿意外截肢，如今七十五岁，一个人种着十几亩地，守着五间大瓦房和一个大院子。

她一个人默默承受了这些岁月的沟壑，用勤劳和善良反哺给生活干净的院子、针脚细密的老虎枕头、甜甜的大石榴。

去年，母亲患了一场大病，住院一个多月。大姨专程来看望母亲。

再次见到大姨，她已经七十五岁了，作为一个农民，常年在地里劳作，脸色黝黑，却泛着红润的光泽，步态也并不蹒跚，看上去比大病初愈的母亲还要年轻几岁。

看着大姨和母亲姐妹俩坐在客厅亲切地叙话，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她坐着长途汽车来看望母亲的情景：身高只有一米五、瘦小的大姨前胸后背各挂着一个大包袱，手中还拎着一个，脚下堆着一个大蛇皮袋，孤零零地站在高大的公交车前。

这几大包东西是大姨带给我们的，必不可少的是自家地里种的农产品。

“这都是纯绿色食品。快给你妈做着吃了，保准病好得快些！”大姨熟络地从她的大包里拿出小米面、玉米面，还有豆子面，足足有二十斤重。“这还有院子里的树结下的甜石榴”，十几个又大又红的甜石榴，红红的像一只只小灯笼摆在茶几上。

“还有这个呢！我差点忘了！你不是生了二宝了吗?快把这两个小老虎枕头给孩子枕，可以辟邪呢。”大姨微笑着拿出两个小布老虎递给我。

二宝圆圆今年三岁，还是在她出生时，大姨专门去医院看过她一次。

两个高约40厘米的小老虎，上面绣着“王”字，用五彩丝线扎着虎眼睛、鼻子和眉毛，惟妙惟肖的样子，甚是可爱。

“大姨，您还想着小二宝呢？”没想到大姨还为我的二宝费心费力地做了布老虎枕头。我们家乡一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刚出生的孩子枕着布老虎睡觉，孩子不容易受惊吓，睡觉更踏实。

“我一直记着呢！就是一直没有彩色的线来扎老虎头。这不你妈上次给我一套彩色丝线，我给咱们亲戚家的孩子们一人做了一个小老虎枕头。这两个都是给小二宝的。”大姨笑呵呵地对我说。

“还有你的荞麦皮！”说着，她又像变魔法一样，从大包袱里拿出一个黑色的塑料袋。

“我的荞麦皮？”我有些不解。

“你妈说你的颈椎不太好，还上医院检查，戴上了保护的脖套。”大姨担心地问我，“现在好点了吗？”

三年前我患上了颈椎病。曾和母亲抱怨是枕头不合适，想要一个荞麦皮的枕头。母亲跟大姨打电话时，随口念叨了几句我的颈椎病。我万万没有想到，大姨还把我这“需要荞麦皮的枕头”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这荞麦皮，她是在打短工的农场里专门向人家要的。那家农场专门种荞麦，生产加工的荞麦面还出口国外。大姨用一天的工钱从人家加工车间换来了十斤荞麦皮。

为了荞麦皮不受潮，大姨一直把它放在大衣柜里，天晴时还要拿出来晒晒。

“这荞麦皮可是纯天然，别人花钱也买不来的！”大姨把荞麦皮递给我。

听到大姨絮叨着荞麦皮的来历，我被她这份浓浓的心意感动了，感觉怀中这个装着荞麦皮的黑色塑料袋拎起来特别沉重。

我们在市里最好的饭店定好包间招待大姨。坐在高档酒店的包间里，大姨有些局促，只笑呵呵地看着我们，很少夹菜。

母亲一直招呼着大姨，不停地往她的碗里夹着好吃的菜，把她面前的小盘子堆成了一座小山。大姨挡住母亲夹菜的手，“够了，够了！”腼腆得像个小孩子。

她和母亲聊起种的麦子，庄稼的收成，还有家长里短。看得出，老姐妹很高兴，有说不完的话。

相聚的时间总是很短暂，吃完饭，母亲让大姨在家里住几天，老姐妹聊聊，在城里到处逛逛。

“家里的玉米还没有卖。”大姨推脱着。

“在家里住几天吧！母亲也挺想你的。”我劝她。大姨勉强同意再住几天。结果，第二天我买好烤鸭来到母亲家里，却发现大姨不在。

大姨只住了一晚上，非要走，拦也拦不住。

父亲已经去车站送大姨了。“这么着急回家吗？”我问母亲。

她说还要浇麦子地，家里的玉米也要卖掉。母亲也留不住大姨。

大姨回家的第二天，气温骤降到了零下五度。三月小阳春的季节竟然下起了雪。透过玻璃窗户，我看到了比冬天还要大片的雪花，飘飘扬扬地从空中飘落。

我拨打母亲的电话，提醒她倒春寒，最好不要出门。

母亲说，“没事儿，今天你大姨还一个人浇麦子地去了。下午3点排上的机井号，她晚上没有吃饭，一个人一直浇到8点才把麦子浇完。”

从窗户外看去，整个城市除了闪烁的灯光，街道上空无一人。人们大多躲在房间里，享受着热乎乎的暖气。

我又想起了大姨。这个时间，麦子地黝黑又空旷，只有大姨穿着厚底靴子踩在雪地覆盖的麦田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她握着一把铁锹，常戴的那顶灰色毛线帽早已被飘洒的雪花覆盖浸湿了，黑色的羽绒服外面罩着一件绿色的军大衣，也溅上了许多泥水。她来回拉扯着浇水的管袋，开机器，用铁锹平地。

七十五岁的老人，本应是颐养天年的年纪，她却还是这样辛苦。

大姨一直是勤劳的人，我想起一次回老家，跟大姨约在县城里即将开业的商场见面。大姨和村里的老太太们跟着村里的农业经纪人来做保洁工作，十个人干完六层楼几千米大楼里面的保洁。

我和母亲、父亲赶到那个商场时，已是下午一点多。大姨和她的工作伙伴正在吃午饭。四个肉包子，一壶开水，几个人说说笑笑，吃得很香。

她头上裹着大毛巾，穿着紫红色的棉衣和黑色的棉裤，我第一眼差点没有认出来。

“大姐，你这是何必呢？”母亲心疼地看着浑身上下沾满灰尘的大姨。

“我干惯了，在家呆着难受啊，和老姐妹们出来，说说笑笑地一天就过去了。”大姨仍像平时一样笑呵呵地和母亲叙话。

母亲心疼地拍了拍大姨的衣服，觉得有些薄，不挡寒气。

她连忙把包里准备送给大姨的羽绒服拿出来，让她换上。又让我从旁边的超市买来几十贴暖宝宝，送给大姨。

我发现，递给大姨衣服时，她的右手每根手指上都缠满了白色的橡皮胶布。

“大姨，给你的护手霜要常擦，不然不管用。”因为冬天地里的农活很少，大姨总是在外面打零工，两双手总是冻得又红又肿，手指上裂开红红的口子，还时不时地向外渗着血水。

整个冬天，她是唯一一个在村里打零工经纪人那里保持着全勤纪录的人。今天去前村摘辣椒，明天又去后村刨土豆子，后天，她还会准时出现在镇上草莓大棚里锄草。除非大姨的女儿回娘家，要不然大姨在寒冷的冬天里都舍不得休息一天。

她总和我说，干活最好，出多大力气，地就回报多少，她这辈子觉得有活干的日子最踏实。

母亲家中兄弟七人，五男二女，大姨是长女，就数她的命运最为坎坷。

在大姨还是七八岁的年纪，就有弟弟妹妹们要照顾，还有忙不完的家务活。为了能让家里的弟弟妹妹在过年时穿上新衣服、新鞋子。整个冬天，大姨都在不停地织布、纺布、做鞋、做衣服。家里的男孩子多，穿衣服和鞋子都特别费，又没有钱去买。只靠大姨一个人做一家人穿的衣服和鞋子，她一做就是一宿，常常熬得眼睛通红。

十七岁，大姨被父母许给了二十里外石头村的姨夫。石头村，其实是个盐碱地，种啥玉米、小麦等庄稼收成都不好。只有把上面的一层土运走，再运点好土掺和着，把土改良好了，才能有好收成。

大姨夫浓眉大眼，个子一米八多，长得一表人才，嘴巴很甜，能说会道，他还是个熟练的木工，在村子里算是个场面人。但是他有一个病怏怏的老爹，只有三间毛坯房，是十里八村的困难户。

大姨夫一开始没有相中个子瘦小，老实寡言的大姨。但是别的姑娘嫌弃他家庭条件不好，只有大姨没嫌弃。婚后一年，大姨生下了大表哥，刚子。

刚子哥七个月大的时候，大姨夫和村里的一个寡妇搞在一起，被大姨发现了。大姨气得患了急性乳腺炎，两只乳房像个硬皮球一样，一碰就疼得要命。大姨夫家因为结婚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一部分外债。家里拿不出钱去看病，还是姥姥出钱让大姨夫把大姨送去天津住院了。

在大姨去天津治疗的一个月时间里。母亲每天最重要的活计就是抱着刚子哥去各家“赶奶吃”。

那时村子里人多、哺乳期的嫂子们也有十几个，嫂子的孩子吃饱了，母亲就央求嫂子给刚子吃几口。在那个没有奶粉的年代，嫂子们的爱心使刚子哥活了下来。一个月后，大姨从天津治病回来了，母亲也把喂养的白白胖胖刚子哥送到了大姨的家中。

但是没过几天，刚子哥患上了感冒，先是发烧，后来抽风，送去县医院也没有治好。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医生也只是怀疑是大脑炎。

小小的他，只看到过人间这八个月的风景。19岁的大姨第一次做母亲，就经历了丧子之痛。虽然大姨曾经在娘家经历了穷苦困顿的生活，但这次丧子是真正的人生重创。

刚子哥一走，她就像发疯了似的干活，每日里只知道干活，很少睡觉，吃得也少，人整个瘦得脱了相。渐渐地，大姨夫也和那个寡妇断了关系，一心一意和大姨过起了日子。

后来，大姨又生了两个孩子，表哥强子，表姐晓芳。本以为一家四口可以平安幸福地生活下去，但是在大姨和大姨夫结婚的第十三年，大姨夫身体有了些异常，先是两腿浮肿得走不了路，后来发展到吃不下任何东西，这么拖了一年多，他们去县医院检查，大姨夫得了肝癌。

八十年代，大姨借遍了亲戚，凑了五百块钱，这相当于工人家庭一年的收入。父亲说那时候他一个月工资只有四十五元，农村家庭有个上百元的储蓄就是富裕户。交了住院费，大姨的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她都用来给大姨夫买饭，自己吃带来的玉米面饼子，饼子太硬，她就打医院的热水泡一泡。但还是没有留住大姨夫，大姨夫在县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就不行了。

母亲跑去找大姨，看到大姨抱着强子表哥（表姐留在家里由爷爷照看）坐在太平间门口抱头痛哭。那时候的人以为肝癌会传染，虽然有人同情这孤儿寡母却没有人敢去拉大姨夫回老家安葬。

母亲在医院的收费电话亭里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找了一辆朋友的车把大姨夫拉回了村里。

当车开到石头村前，大姨的公公拄着拐杖等着。父亲连忙从车上下来安慰他老人家。大姨也走下车，这时她的公公颤颤巍巍地跪在了大姨的面前，“谢谢凤兰，没有凤兰，俺儿也回不了家。”

好在姥姥家人多，父亲操持着，舅舅们又来帮忙，大姨夫的丧事也料理得很好。

那年表哥强子十一岁，表姐八岁。才三十岁出头的大姨就成为了寡妇，独自拉扯着两个孩子和六十多岁体弱多病的公公过日子。

即使这样，大姨来家里总是会送些新鲜的玉米、黄豆和小米面。临走时，母亲偷偷地塞进大姨的包里一些钱，“姐，你别多想。这是给强子和晓芳上学的，给他们买点学习用品。”

要强的大姨总是把钱拽来拽去的，不肯放进包里，最后都是母亲偷偷地塞进强子哥和晓芳姐的衣服口袋里。

在艰难的寡居生活里，大姨就一个人默默地干活。八十年代农村的机械化程度很低，农作物收割、农田灌溉都是力气活，往往是家里的男劳动力去顶头干活。

要浇地灌溉庄稼，得用村里集资买的水泵，一台机器二百多斤，供好几家使用，需要四个壮年男子用麻绳捆完抬着。大姨一开始会央求一家子的叔伯兄弟帮忙搬运，但是时间长了，总会有人说闲话。后来，都是舅舅们去帮忙抬机器浇地。这些农活带来的收入也就有二三百元，除去必要的生活支出，大姨都省下来还欠下的外债。

后来到了九十年代，灌溉用的机井都修到了田里，才不用帮忙抬水泵。

每年七八月是农忙的时候，收麦子、种玉米、收棉花。大姨有时会一整夜都在地里忙活。表姐告诉我，大姨有一次竟晕在棉花地里。表姐做完饭，左右等不来大姨，就去棉花地找她。

地头上铺着大姨亲手缝制的棉花包，上面堆满了大朵大朵洁白的棉花，却没有大姨的影子。表姐从地头一路找去，在地垄中间看到躺在棉花地里昏迷的大姨。

大姨早上没吃饭，就到地里摘棉花。看到棉花开得这么好，一心想把这些拾完再回家。结果，犯了低血糖，自己晕倒了棉花地里。

大姨就这么操劳了六年，给大姨夫看病时欠的债基本还完了。强子哥也十八岁了，能出门打工赚钱。他在二十岁左右成立了一个包工队，带着老家的一帮人在北京干装修，每年的收入也比大姨一个人种着十亩地的收入还要高一倍多。大姨的日子看似是好起来了。

强子哥也到了该娶亲的年纪，邻居们给表哥介绍了一个女孩，我们叫她静嫂子。

静嫂子大高个，浓眉大眼，人漂亮又会打扮。她以前在外地饭店打工，听说还当过大堂经理。只是岁数大了表哥三岁，家里人催促着结婚才回到村里。

表哥定亲后，静嫂子要求翻盖新房。

1989年，翻盖新房，大概需要一万元。大姨种地的收入和强子哥干装修工程的这几年所有的收入算到一起只有两千元。

“要不咱就不翻盖新房了？等条件好好，你和静再翻盖”，大姨和表哥这么商量。

表哥刚开始同意了大姨的提议。但是从嫂子家回来以后，说静嫂子一定要在新房子里结婚，不然就退婚。

拗不过表哥，大姨又开始借钱。我记得当时母亲拿出了家里全部的存款五千元借给大姨。还从舅舅们那里借了五千元，凑齐了盖房子需要的一万元。

翻盖房子，五个舅舅都去帮忙，人工省了不少。但是对这样一个家庭来说，盖房子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伤了元气一样。大姨又开始了节衣缩食还债的日子。

表姐不忍心大姨这样节俭，为了补贴家务早早地辍学打工，还能给家里补贴些。

新房子盖好了，强子哥的婚礼也提上了日程。谁想表嫂彩礼钱竟要的比一般人家高出了许多。当时，母亲就劝说过大姨，怎么娶这个媳妇，要这么多彩礼？你们这孤儿寡母的，能不能少要点彩礼？

大姨说都是咱家条件差，人家才多要这彩礼钱。看着她为儿子的婚事自责，母亲也不忍心再数落她。

为了成全儿子的婚事，大姨又挨个到我家、五个舅舅家到处借钱。婚房盖好了，彩礼也按照嫂子的意思准备好了。

因为想节省费用，强子哥婚礼定在了1990年的腊月二十，酒席还可以再留着过年待客。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表哥和表嫂作为新郎和新娘一起跪拜大姨。大姨穿一件大红棉袄，坐在上首，脸色红红的，嫂子嘴上亲热地对着大姨叫着娘，大姨的高声地回答着“哎”，边说边把红包递给嫂子。

亲戚们都笑着，说着，“这家的日子终于有了奔头。瞧见吗？这个能干的寡妇把儿媳妇都娶回家了，这下光等着抱孙子享清福咧！”

那一天，表哥喝了很多酒，表嫂穿着红红的羊绒大衣，化着好看的新娘妆，大姨高兴得嘴都合不拢。听到亲戚们的话，看着亲热的一家三口，我打心眼里为大姨高兴。

婚后，强子哥仍然在外地干装修，家里只有表嫂和大姨两人。表嫂拉不下脸面和大姨一起种地，一开始在县城里找了工作，干了两天嫌累，就不去了。又去表哥工作的地方，呆了几个月，也没有找到工作。后来，她怀孕了，只好回家养胎。

大姨一个人既要种地又要照顾怀孕的儿媳妇。到了饭点，就要回家做饭，还要给儿媳妇做她爱吃的。表嫂吃完撂下饭碗，再回屋躺着。

大姨不和表嫂计较这些，家里地里总是一个人忙活着。就这样大姨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表嫂，迎来了小孙子聪聪。

我看过一张大姨全家福的照片，拍摄于聪聪出生一百天时，强子哥抱着一百天虎头虎脑的聪聪，表嫂紧紧地挽着表哥的手臂，站在左边，表姐站在表哥的右边。大姨坐在前排椅子上，眼睛望着前方微笑着。

这可能是大姨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了，儿女双全，子孙绕膝。

谁知，好景不长。第三年，表嫂看表哥在外打工挣得越来越多，怕强子哥把钱全部拿给大姨还帐，要求分家，她和强子哥单独占五间房的三间，强子哥装修收入全部交给她，盖房子和结婚的欠账都让大姨还。

强子哥一开始不答应，大姨夫去世的早，他就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他不能抛下老娘和妹妹。

但是静嫂子三天两头就吵，强子哥答应暂时和大姨分开过，前提是不分家里的十亩地。这样强子哥在农忙时回家帮忙，大姨也能少受些累。强子哥时常偷偷塞钱给大姨，但分家后大姨还是难过地大病一场。

强子哥和表嫂的感情也有了裂缝，他回家一次就和表嫂吵一次。

有一次，表嫂从强子哥打工的地方回家。向大姨哭诉，强子有钱了，人就不老实，还在外面和别的女人牵扯不清。

大姨还是劝她，不要瞎想，只要带好孙子聪聪就行。强子不敢怎么样，还有我给你撑腰呢！

后来，强子哥回家后，大姨把他教训了一顿，让强子哥和表嫂好好过日子，不要像他爹一样在外面沾花惹草。

日子在强子哥和表嫂的吵闹中过了几年，大姨自始至终没有和儿媳红过一次脸。

2000年，晓芳姐也定下了出嫁的日子。大姨和母亲为表姐采买了许多被面和床单，锁在东屋大衣柜里，准备在腊月给表姐做出嫁的行李。

到给表姐做被子那天，大姨发现大衣柜的锁子被砸坏了，里面的东西也不见了。家里一直是表嫂在家看孩子。大姨去问表嫂，看见有人拿东西了吗？

表嫂没好气地回答说没有看见，还要收拾东西回娘家。

大姨家这时已经来了许多准备帮忙做被子的婶子大娘们，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晓芳她嫂子，你不能回娘家，你妹妹今天做被子，你不得帮忙张罗张罗吗？”

表嫂边收拾东西边往外走，“这娘俩像防贼似的防着我，我还不走吗？”

大姨也拦在门外，让嫂子留下帮忙做被子。静嫂子一把把大姨拉开，自己带着儿子聪聪回了娘家。

等母亲从县城重新为表姐买回被面等用品时，表嫂早回了娘家。

母亲听到大姨说了事情的经过。她怀疑是表嫂子怨恨大姨给表姐陪嫁这么多被子而做的手脚。母亲在表嫂子的屋里翻找，果然在她的大衣柜夹层里发现了几床表姐陪嫁的床单。这些陪嫁用品都是母亲一人在县城采买的，她最熟悉这些用品的花色。

母亲气不过，当时就想找到表嫂的娘家兴师问罪，却被大姨劝下了。“再忍忍吧，等晓芳结婚后就好了。”大姨当时这样和母亲说。

晓芳姐结婚前夕，强子哥回家了。母亲私下和强子哥说了表嫂偷拿晓芳姐嫁妆的事情。

晓芳姐的婚礼结束后，强子哥和表嫂回家后就开始吵架。大姨怕强子哥难做，来我们家躲了四天。

等到大姨回家时，发现家里大门紧锁，表嫂回了娘家，表哥也不知去向。她追去了表嫂娘家，表嫂告诉她，强子哥要和她离婚。那时，大姨没有电话，也没有给表哥打呼机。（那时候表哥还没有手机）。

大姨在家等了三个月，表嫂娘家派人来拉陪嫁的家具，并到法院起诉了离婚。

三年后，表嫂带着聪聪改嫁了。

起初聪聪在她姥姥家上学。离着大姨所在的村子比较近，大姨时不时去买点零食、衣服去看孙子。但是三年级以后，聪聪随着静嫂子和后爸去了外地。大姨再也没有见到过孙子。

强子哥一直没有音讯。离婚都是表嫂起诉后，缺席判决的。

这样一等，大姨就等了二十多年。强子哥走时，晓芳姐刚结婚，现在晓芳姐的女儿都已二十岁。大姨年年在大年三十那天等强子哥回家过年，却年年都没有等来。

以前，每年家庭聚会，我和晓芳姐都避开大姨商量强子哥的事情。期间，表姐夫也找到了以前和表哥在一个地方打工的工友。工友说，2000年以后，就没有见到强子哥在那个工地出现过，强子哥的呼机也没有再用。后来换第二代身份证，晓芳姐又去乡派出所询问，也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口。

开始几年，我们以为可能是强子哥怕表嫂带着聪聪要抚养费用，而不和家里联系。但是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强子哥仍然没有音讯。

大姨放不下，总是和母亲说，做梦老梦到强子。

日子在大姨每日对强子哥的期盼中一点点流逝。

2013年，晓芳姐出了一次意外事故。在工厂打工时，她不慎把头发卷进了压面机，为了抓住压面机里的头发，她的右手不慎被卷入滚轴。

医生为晓芳姐进行了紧急手术，晓芳姐右手大臂以下全部截肢。

此时大姨已经快七十岁，还依然在命运的沟壑里浮沉。大姨还是很坚强，没有掉一滴眼泪。她让表姐夫回家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自己留在医院照顾女儿。矮小而瘦弱的大姨，一口一口喂着晓芳姐吃饭，细心地系扣子，吃力地扶着她去做各种检查。出院后，大姨住进了表姐家里，包揽了家里的所有活计。

慢慢地，大姨也不再想强子哥了，甚至在我们面前也不提了，一心一意照顾着晓芳姐。

两年后，晓芳姐安上了假肢，也能独自打理生活后，大姨这才回到自己的家里。

大姨，一个人种着十几亩地，固执地守着五间大瓦房和一个大院子，冷清不说，有个病，有个灾的，眼前也没有一个伺候。

2017年，大姨已快到古稀之年，表姐想着把她接到自己家养老。“五一”假期，我和母亲一起大姨家探望，顺便帮助表姐一起劝说大姨去表姐家养老。

到大姨家时，已近中午，大姨还在地里忙活没有回家。

把车停在胡同口，我和母亲来到胡同里的大姨家。大姨家的房子还是表哥结婚前盖起的砖瓦房，一晃已过了三十多年的时光。大门上贴的当时颇为流行的瓷砖早已风雨侵蚀得坏了一大半，斑驳不堪的样子，像一位久经风霜的老人。

大铁门上贴着的福字，只剩下了手掌大的红纸执拗地粘在上面。

“这房子也老了。”母亲感慨地说。“是啊，自从强子离家后，这个家里只有大姨一个人住在这个院子里了。”

“你们怎么这么早？”大姨一身泥水风风火火地开着电动三轮车从地里回来了。

我们说着进了院门。院子长有八米，宽也有六米，虽大，却被大姨收拾得特别干净利落。窗户两边各种了两颗石榴树。两侧种着几棵枣树，邻近厕所的地方，还被大姨开辟出了一个小菜园，种满了南瓜、冬瓜和丝瓜。院子西北角还养了三只大白鹅，正嘎嘎地叫着。

吃着大铁锅里炖得香喷喷的大公鸡，母亲把这次表姐托她的事情对大姨全盘托出。

“我也想过，但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不方便，再说还有女婿。这些年，我一个人过惯了。醒了就干活，累了就吃饭睡觉，不用别人养老。”大姨对我和母亲说了这番话时，眼睛里闪烁着坚毅的目光令我至今难忘。

那次劝说，我和母亲无功而返。大姨还是固执地守着那五间瓦房和那个大院子，一个人种着十几亩地。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干活，这样一个人的生活，大姨已过了几十年，似乎已经习惯。

最近这两年，大姨又开始想强子哥了。她在电话里常常和母亲念叨着强子。每年过年，母亲也都会念叨，“强子，这么狠心呢？你怎么也不想想老家还有个老娘呢？”

我心里一直想替大姨找表哥。现在网络如此发达，我不相信打听不到他的一丁点消息。这念头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十多年了。

母亲却还是劝我不要再找强子哥，都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要让大姨个念想。

我同意了母亲的看法，不在大姨面前再提起强子哥。

前段时间，母亲又接到了大姨的视频电话。视频那头的大姨，脸色还是那样黑红，声音红润，还时不时地大声地笑着，很容易让人误会她是一个幸福的老太太。

只有她脸上层层叠叠的皱纹，见证她苦难的人生。身高只有一米五多的大姨，矮小瘦弱的身躯生生扛住了人生给她的那么多的打击。这一路走来，更多的苦水，她都一个人咽下了，却把那么多的善良都给了别人。她其实是中国普通农民中的最普通的一位，也是最热爱生活的，干净的院子、针脚细密的老虎枕头、甜甜的大石榴，每一样，都是她热爱生活的佐证。

是啊，她就一直像玉米地里那株野草般顽强地活着。

（人物均为化名）

编辑 | 乌咪实习 | 思宇

凡心

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能做的只是长途跋涉的归真返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