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报》第388期 专题
回望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不仅是对前辈大师文化根脉的再寻觅,更是对未来中国画走向的大胆叩问。中国美术馆的学术邀请展“古逸之风——黄羲中国画展”及其学术研讨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既回首过往又前瞻远途的契机。此次研讨凝聚众多学术界名家之思考,通过当代中国人物画大家黄羲这一典型案例,重新挖掘黄羲的艺术成就及其隐而未显的学术价值,探寻“自内而外”的精神通道,分析得失,为当代中国画的传承与创新注入新的活力。
黄羲
本次研讨会由展览学术主持、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毛建波和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邵晓峰共同主持。毛建波首先介绍了近十年自己带领研究生团队深度挖掘黄羲史料、研究其成就的历程与心得。黄羲(1899-1979),少年时期师从李耕、李霞,后就读于集美艺高、上海美专,曾经任教于上海美专、新华艺专,并追随黄宾虹鉴定故宫书画,博览故宫典藏法书名画。1957年,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的潘天寿、吴茀之、诸乐三等老先生,有感于方兴未艾的浙派人物画青年教师过于沉溺西画造型而丢失了中国画自身气韵生动与笔墨造型的特点,敦聘有着深厚传统人物画功底且受过西方绘画与雕塑训练的黄羲来校任教,努力引导青年师生复归传统,重拾传统精华,恢复传统绘画技法。黄羲任教浙江美术学院的16年间,兢兢业业,以“白描为上”的传统精神与“人物画十八描”等技法,匡正当时一味追求西方造型的倾向,对浙派人物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导引作用。但由于当时人物画界整体追求造型能力的艺术氛围与社会形势,黄羲被忽视而长期湮没于艺术史,这颗“世纪遗珠”直到21世纪初才被重新打捞并逐步拂去灰尘。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福建美术馆相继举办的大型展览与研讨活动,使黄羲重获学术界的关注。
如何深入研究黄羲绘画的精神内核与技法,并由此导引当代人物画创作,是美术界的重要课题。各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画“精神”与“笔墨”这一核心议题,从“浙派人物画”的桥梁人物、闽派与浙派的关系、黄羲个人的艺术追求以及对新时代人物画创作的建议等几个方面展开了研讨。纵观诸家言论,可以清晰地看到学者们从历史、艺术、教学、文脉传承与创新等多个维度,对黄羲的艺术价值和地位进行定位。种种讨论,既是对黄羲个人艺术的再审视,更是对20世纪中国画现代性进程中“被忽略的环节”的再梳理。
传统为根:建构人物画的内在基底
与黄宾虹、潘天寿、陆俨少等中国画大家类似,黄羲的艺术生涯同样建立在深厚的传统功力之上。他早年受教于福建名家李耕、李霞,获得闽派绘画传统的滋养,于李在、吴彬、曾鲸、上官周、黄慎等福建名家处得益尤多。又求学于集美艺高、上海美专获取西方造型技能,之后在浙江美术学院执教期间融汇笔墨根基,由书入画、以线造型,以古典人物画为基础,强化中国画“文化性凌驾于绘画性”的特质。
黄羲的线描功力与对自然、对传统典籍的深刻认知,使其作品在经史子集的精神涵养下获得了一种“古逸”之气。此“古逸”并非陈陈相因,而是根植于数百年中国绘画文脉的活态延续。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张鹏指出:“黄羲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对于古典题材,尤其是在画史上的人物典故题材的坚守和初心。”邵晓峰认为“潘天寿选择邀请黄羲等人进入浙江美术学院的原因不仅是他们的画家身份,更是因为他们具备古诗文等传统文化素养”。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认为此展为学界开启多重课题,当这些问题解决之后,将使20世纪中国艺术的图景更加立体、多元,“那几张写生就把我们镇住,那不是一般的能力。他还会雕塑,他有空间意识,可以看出他有现代整套的工作方法,但他为什么没干呢?他是能做而不选择去做的,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他的学生们开创了所谓新浙派,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都值得讨论”。
黄羲 刮骨疗毒图 纸本设色 176cm×96cm 1962年 中国美术学院藏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邵彦引领大家从新的角度去认识黄羲:“黄羲充当了明代浙派和20世纪新浙派之间的桥梁。新浙派在杭州并不是从明代直接传承下来的,中间有差不多300年的中断。要不是黄羲带着福建存留的浙派传统来到杭州,杭州画坛可能会继续当吴门画派的外围。福建作为画坛边缘地区,受到吴门画派的辐射没有那么强,从南宋灭亡以后到明代,连续几百年打下了这个基础,南宋院体到明代浙派的底子比较厚,也给这些画家提供了比较大的市场空间,所以能够保存江南地区几乎失传的浙派传统,并在合适的时机回传到南宋院体和明代浙派的发祥地。”
自内而外:从本土传统迈向现代性的文化超越
回顾黄羲的创作与教学历程,我们可见其所走的乃是“自内而外”之路。他不以西方技法为圭臬,而是深谙中西有别之理:在扎根传统笔墨的同时,从中国哲学、诗文与画论中不断地反思,寻求资源,平衡“写生”与“写意”之间的张力,在静与动、形与神、空间与线条中找到内在和谐。这实际就是黄羲大胆创新并与同代人拉开差距的法门。
作为中国美术馆展览部主任,邵晓峰在布展期间就多次观摩展品,先睹为快。他分享了看画的体悟:“尽管黄羲的作品在手法上延续了黄慎等人的风格,但在复杂结构的处理上却有独特的创新,比如他在脸部细节与线条处理上的创新,是清代画家所没有的技法。”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黄丹麾指出:“黄羲在继承传统人物画线描的同时,又能汲取西式的素描因素和民间艺术的一些特点。”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认为:“黄羲的作品不太显示特定时代的痕迹,而是显现超时空的艺术独立性,他为20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提供了新视野、新方向。”中央美术学院科研处处长于洋指出:“黄羲跨越并融合了闽派、海派、浙派三个地域板块的绘画风格,线条表达力强,以折芦描融书法韵味。他既古典又现代,笔墨沉稳而蕴含时代气息,从中可以看到他对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汇。”这种“不为潮流所囿,不为西方所役”的态度,使他在20世纪风起云涌的中西融合大潮中独辟蹊径,成为现代人物画创新的重要开拓者。张鹏认为:“黄羲除了旧题出新、老题新做,也善于自制新题,有很多新的创造。”
上述学者都强调黄羲虽然巧妙地借用了西方造型理念,却始终坚持传统笔墨的精神性表达,将中国画传统“笔墨为体、意境为先”的核心价值完整保留,并发展创新出干净清雅的画风。
文脉续传:从被遗忘到被再次发现的时代课题
黄羲的名字一度因历史变局等而鲜为人知。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在开场发言时说道:“我们忽略了在浙派人物画中还有一个黄羲的存在,相信潘天寿之所以把黄羲作为浙派人物绘画发展重要的教学骨干,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黄羲所代表的是传统人物画的基本的画法。”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认为,应该更加全面地研究历史,包括黄羲学生辈回忆的黄羲的笔墨修养和教学方式等。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裔萼从时代背景的角度作出分析:“这时中国画的创作与教学有一个较好的氛围,但这个时期是很短暂的,相对边缘化的创作状态和个人境遇,也使得他的艺术很长时间没有受到关注。”今天重提黄羲,正是为填补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的空白,呼应当下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与再阐释。
正如多位专家在会上所言,对黄羲的再发现提醒我们: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不仅有“自外而内”引入西方的路径,更有“自内而外”坚守传统、内发创新的另一种可能。这对于当下尤其具有启示意义。我们既要记住大师们的高度,也应体察那些谦隐前行之士所具有的价值。
时代呼唤有为者:传承、担当与远望
正如上一代大师的实践启示,如今的我们也需在思想与学术层面振臂一呼。对黄羲的价值重估,是对当下审美失范现象的一次纠偏与校正。曾经承办“闽籍书画名家抢救工程——黄羲纪念展”的福建省美术馆馆长邱志军认为,黄羲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维度,“他用扎实的技法融汇闽地民间艺术与文人画精髓,赋予国画鲜明的地方特色与时代气息。”并且黄羲进行了大胆探索,“将西方透视、光影融入中国笔墨,使画面兼具清雅与现代冲击感。”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盛龙与黄羲有同乡之谊,年轻时曾多次得到黄羲的指点。黄羲晚年回到家乡曾多次受邀举办讲座、示范人物画创作,福建美术界受过黄羲指教的人物画家为数众多。在艺术实践中,郑盛龙有很多体会:“潘天寿是强调线条的,黄羲将潘天寿主张的东西方拉开距离的理念贯彻得非常好,这是线的转型。在当前审美多元化的社会中,要明确中国画的主流审美是什么。中国画的造型应具有书法性和书写性的特点,这是代表中国的绘画艺术的重要因素。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应允许各种不同的绘画风格存在,但主流的审美是什么则需要明确。”
真正的文化传承,需要深挖传统土壤并保持学术定力,从前辈积累的厚土中汲取营养,再于今时创造新芽。通过对黄羲艺术实践的再发现,将其艺术成就汇入时代艺林的壮阔版图。北京画院研究员仇春霞认为,黄羲的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和独特性,他不只是画家,亦是理论家与教育家,他将传统白描与现代思维做了很好的结合。《美术》杂志社事业发展部主任杨灿伟认为,黄羲的研究可以与徐燕荪、傅抱石进行对比:“在重视传统文化、笔墨本体以及写意精神的当下,有着突出成就与贡献的传统型画家势必会迎来一个研究的黄金期,其中黄羲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位。”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福建省文联副主席王来文认为,黄羲为新时代弘扬与发展传统提供了有效路径示范,“他从闽派出发,又能跳出地域局限,对传统价值进行时代回应,并在现代高等艺术教学体系中传承古典笔墨,是一位特别值得敬重与研究的人物画大家。”
综观此次研讨,嘉宾们从多个角度对黄羲的艺术成就、教学实践、时代际遇进行了深度探讨。文脉延续、传承创新之命题,亟待有为者担当。黄羲的艺术实践,正是这样的文脉纽带与启示标杆。我们期待更多的艺术创作者能从中得到启迪,在坚守文化之根的基础上创新表达,让中国画在新时代继续焕发古逸之风与现代之光。■
(作者分别系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福建博物院副研究员、中国美术学院访问学者)
编辑 | 李振伟
制作 | 闫天蒙
校对 | 蔡培新
初审 | 贺 玮
复审 | 马子雷
终审 | 金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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