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ry Norman Bethune/亨利·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3月3日（也有说法为4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镇，他是著名胸外科专家和加拿大共产党员，更是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是我国人民的忠实朋友。
过去的几十年以来，很多的我国朋友一听说加拿大这个国家，都由于白求恩同志，给印象加了好多分儿。
他的名言：“我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休息的，你们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他年轻的时候患过肺结核病，仍然继续努力工作，创建了胸外科的人工气胸疗法。后来他的外科手术器械还获得了很多专利。可以说，在自己国家的工作岗位上已经处于生活不愁的状态。但是他看到劳苦大众的命运，毅然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1936年冬，他志愿去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斗争。
后来，他见过陶行知，打听过我国抗战，也看到斯诺的书《红星照耀中国》，于是就向加拿大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巴克表达了自己要到中国去的愿望。巴克也对美国的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白劳德谈了白求恩的想法。
1938年1月初，他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亲自率领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及加拿大护士琼·尤恩等人的医疗队奔赴中国支援抗日战争。出发之前，巴克问白求恩还有什么需要交待，他庄严地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回不来，你们要让世界知道，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从此他把自己交给了我国民族抗战的伟大事业，并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白求恩等人带着医疗器械及药品、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舍生忘死的精神，从温哥华出发，一路突破各种困难，转道香港，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同志帮助下前往武汉，最终终于到了延安宝塔山下，见到了毛主席。
他在中国找到了真正的理想和同志，他对毛主席的评价说：“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他在给加拿大朋友的信中说：“我能与这些同志相处和一起工作，真是莫大的幸福。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空谈或信仰。他们的共产主义简单而又深刻，其自然合拍一如膝骨之运动、肺之呼吸、心脏之搏动。这里能找到人们称为共产主义领导阶层的同志——布尔什维克。”
他又说：“这里需要我，何况，使我的虚荣心得以满足的是，他们已向我表明这种需要。”“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一切均已供应。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国王般的同志，给予各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难以想象的礼遇。”
这位不算年轻的共产党人很兴奋，他在日记里写下：“在延安，我见到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
他给毛主席递过他的加拿大党员的证件，用职业信仰和革命精神向毛主席保证说，“重伤员中百分之七十五可以救过来。”
1938年6月17日，他到了晋察冀边区。这是河北山西一带，当年条件很困难，是最需要医疗条件的地方。
白求恩担任八路军的卫生顾问，多次冒着战火深入前线实施手术。他亲自参与救治的伤员超过千名（1938年11月至1939年2月，率医疗队到山西雁北和冀中前线进行战地救治，4个月里，行程750千米，做手术300余次，建立手术室和包扎所13处，救治大批伤员）。
他创造了流动医疗队的工作模式，亲自设计因地制宜的轻便的医疗设备，这样能够快速跟大部队转移。他的工作极大的提高了伤员救治效率。白求恩同志组建的八路军战地医疗队对当时我军来说真的是雪中送炭。例如设计“白求恩肋剪”、“卢沟桥药驮子”等工具，都是为了适应战地环境需求。
“卢沟桥”，不是北京丰台那个地方，指的是白求恩为野战手术而设计的一种桥型木架，搭在马背上，一头装药品，一头装器械。护士把“卢沟桥”搬下来，拿出东西，不一会，手术台、换药台、器械筒、药瓶车、洗手盆等全体就绪，医生、护士、司药、担架员、记录员各就各位，简易手术室就布置好了。下一步是示范伤员进入手术的过程，伤员从门外抬入、搬动、解绷带、检查伤情、换药、包扎或手术都井然有序。第三步是手术室的撤收，全部用品有条不紊地归位，最后把“卢沟桥”驮到马背上。
白求恩说，当一名好医生不仅要技术好，还要时刻准备上前线！
他还推广输血的技术，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他首创了“志愿鲜血队”，解决了输血难题，挽救了很多生命。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小伙子使用，他说自己是O型血，很多次都说：“抽我的血吧，别耽误时间，救伤员要紧！”比如，359旅营教导员、开国少将彭清云身体里就流淌着白求恩的血液。他还把自己的医疗知识和经验编写成医疗手册教材教给八路军的同志。比如，他撰写过《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战地救护须知》等教材，系统指导战地医疗工作，培养了不少人才。就在这样紧张的繁重的工作当中，他还抽时间写信、写文章，甚至写文学作品，向国际社会宣传我党领导的抗战形势，并且大力呼吁国际团体为我国抗战提供援助。
在紧张的工作同时，他还注意系统教育医疗人才，在河北唐县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后来叫做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可贵的是，他还对其他八路军同志言传身教，通过手术示范、理论授课等多种方式，将现代系统的医学知识传授给我军年轻同志们。在晋察冀边区的战斗生活是艰苦和紧张的，他始终忘我地工作，我党对帮助我们的外国友人给予了一些特殊的“营养照顾”，全都被他拒绝了。他从自己的嘴里省出吃的让给伤病员，把自己的药品让给伤病员。
因为对毛主席保证，救活75%的重伤员，他打算建一个模范医院。 当时在晋察冀边区的聂帅认为对他有危险，因为日军随时会有轰炸。不过白求恩同志再三请求，聂帅同意建立一个小型的示范病房，经过白求恩同志的努力“五星期计划”，把村里的龙王庙改造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战地医院。
1939年10月，本来预定这个月的20日他要回国，本打算回国为我国募集经费和医疗物资的，我们边区都已经举行了欢送大会。可是，日军发动3万多兵力向我们发起了大扫荡。我军区卫生部即刻组织了医疗队赶赴河北的涞源摩天岭抢救伤员。
白求恩同志当时就决定不走了。他和队伍一起冒雪，急行军70里，赶到离前线非常近的孙家庄。他在一座小庙里搭起了手术台，冒着敌人的枪弹，坚持给伤员动手术。由于实在过分紧张和劳累，他在手术中不慎割伤手指，感染链球菌，仍带病救治伤员，本来准备从1分区医院离开的时候还是去病房看留下来的伤员。他又坚持给患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当时医疗器械都已经装到马驮子上了，他叫临时又卸下来……因为“枪声就是命令”……在这一次手术当中，受伤的手指又被感染了……他最终因败血症于11月12日逝世，年仅49岁。
在病逝的前一天，他给聂帅写信，一个字都不提自己的事，只是记着我们的工作……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们永别了！请转告加拿大和美国共产党，我在这里十分愉快，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有贡献！……每年要买２５０磅奎宁和３００磅铁剂，专为患疟疾病者和极大多数贫血病患者（使用）。千万别再往保定、平、津一带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比沪、港贵两倍……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给我的小鬼和马夫每人一床毯子，医学的书籍和小闹钟给卫生学校。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他还说，“最近两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日子……”他不爱财产，身无长物，但是把自己用的东西留给了大家。他也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他的前妻法兰西丝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付……因为当年是患肺结核，不想传染给妻子，所以就离婚了。他要求组织向她说明，自己十分抱歉，同时也告诉她，自己曾经是很愉快的。在最后的时候，他还关心着身边所有的人，没考虑自己。
聂荣臻同志看到这封信，为跨越国际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友谊掉下泪来……
毛主席很惋惜，写下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求恩同志在中国只停留了655天，这每一天都是超级饱和的工作和超级充实的革命活动，他在离火线最近的手术台上，曾经3天3夜不休息，69个小时之内做了155例手术，除了伤势极重的基本都抢救过来了，成功率高达80%以上，超过了他对毛主席的保证！
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不远万里来救死扶伤的白求恩同志，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的老朋友，他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