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了你，我们财政就见利润了

河南鹤壁，一个因警犬养护基地而鲜为人知的城市边缘，却掩藏着特殊用途的“三兴康乐村”。在这个被官方冠以“康乐”之名的场所，警犬与被拘押者共处一隅。2022年酷暑中，民营企业家许双军被带往此处，在狭小而阴冷的房间里经历了连体手铐脚镣、长期无法洗浴、连夜审讯。彼时，父子同案的荒诞情节与神秘的隐秘审讯手段交织，更凸显了地方司法在“涉黑”标签下一路狂奔的种种怪诞。本文将细数这种隐秘场域中的逼供与翻供，探寻“康乐”的方面，揭示当地对法治底线的肆意挑衅。透过许双军一家的遭遇，可以看见埋藏在这座工业旧城下的漩涡，亦见证了荒诞与冷酷何以互为因果。

文｜李宇琛

河南鹤壁市，冬天的风常常带着一丝刺骨的寒意。若不是地图上标注，恐怕很少有人会注意到这座城市。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工厂旧址遍布，在这里，一个叫“三兴康乐村”的地方安静地矗立在市区边缘。几十年前，这里还是厂房、仓库；如今却以另一个身份，被人们隐约提及。

2022年的夏天，天气异常炎热，所有人都在忙着降温、避暑。然而，就是在这样平淡的节奏里，某个身份特殊的民营企业家——许双军，被带到了“三兴康乐村”。此前，他并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另一层意义：

它既是警犬养护的基地，也是警方用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秘密据点”。

法律规定“应具备正常生活条件”的监视居住，一旦映射到现实，往往随风飘散在三伏天的闷热与汗水里。

大家后来听闻，这里夏天空调开到16度，冬天不一定也会给暖气。有人调侃说，这里比养狗的狗舍还冷；有人不屑一顾，觉得在现实环境里，任何细节都有合理解释；还有人驻足观望，想去看看传说中的审讯椅、连体手铐、简易床板。然而最终，他们都还是没能真正走进“三兴康乐村”的内部。熟悉该地的人要么三缄其口，要么只留下轻描淡写一句：“哦，那地方啊，就是警犬基地，收狗、养狗、训狗。”

就这样，六月的一天早晨，许双军在毫无征兆的状况下被带走。那天，妻子田艳丽没等来丈夫回家，却等来了另一个消息：许双军已被带到鹤壁。

这，就是故事的开端。

“三兴康乐村”名字很暖心，“康乐”二字尤其让人联想到：

休闲养老。

可是许双军后来控告说，初到康乐村的十几天里，他只戴了手铐和脚镣；等十几天之后，这两样刑具就连在了一起，变成了：

连体手镣脚镣。

那是一种让你走路必须猫着腰、上厕所无比艰难的束缚。

房间里有空调，但被调到了最低的16度，明明是闷热的夏季，可刚洗完澡就被凛冽冷风包围——那也是唯一一次允许洗澡的机会。

之后的五六个月，他再没洗过一次澡，也没让刷牙；小腿、手臂因为长时间低温侵袭而逐渐发麻、肿胀，直到被带离这里，他的胳膊都无法自由抬起。每天的饭食也很随意，稀里糊涂的盒饭，或者简陋的卤面。

在康乐村，许双军的大多数时间都被固定在审讯椅上。他已经无法界定，“椅子上吃饭”是康乐还是“椅子上睡觉”是康乐，因为他的生活被打散成一段又一段“按需审讯”的节点。

某一天傍晚，警官端来一碗冒着热气的卤面。还算殷勤地让他摘下头套，说可以下来吃饭了。那一瞬间，许双军还以为自己暂时能得到一口热乎可口的面，直到那股金属异物滑入口中：

面里有钉子。

他想吐出来，被阻止了。有人坐在旁边低声说：“吃下去，必须吃下去。”他犹豫了几秒，却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能生生吞下那块儿尖锐的东西，事后他腹部一直隐隐作痛。这或许成为后来他承受持续疼痛的开始。

那时，他也不知道，一个企业家居然会在这里遭遇警犬式的“训练项目”。三兴康乐村的功能，表面上养狗，暗地里却关押着远比狗更疲惫不堪的人。

我们总听到一些条文，什么《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应具备正常的生活休息条件，应当全程录音录像以留存证据，防止逼供。理论无比光鲜，到了现实场景里，往往就是一位个头不高的民警，拿着一份打印好的“指定监视居住决定书”，示意被带走的对象签字，然后就消失在灰暗的房间里。

不过，康乐村没有普通看守所的被褥、饭菜甚至医务室。据说，这里24小时均不允许外人探视，更不许律师介入，或是家属送生活物资。警犬的房间也许还定期消毒打扫，但人被关在审讯室期间，反而并没有相应的卫生或巡查制度。

有被告反映，上厕所无法解开束缚，只能拉在裤子里；有的说，房间里每一个死角都有摄像头，甚至连厕所都不放过；更有人说，同步录音录像形同虚设，审讯真正激烈时：

记录仪被关机了。

当然，所谓“激烈”也可能是另一个名词，比如“提示、交流、做工作”等。审讯者不过换个称呼，凡是“态度不好的”，或者不肯配合“编故事”的，就会被“修理”一顿。待到你神智恍惚之际，就有人拿出打印好的笔录示意你签字。你若问“这写了什么”，对面大概会冷冷丢出一句，签就行了，少问。

严格意义上讲，这一切远离了正常的法律程序，远离了阳光下的司法追究，却离所谓的“效率”更近——因为在普通看守所里，尚有相对明确的监控设施与流程要求；而在康乐村，这些东西都可以越过或省略。说白了，这里更像一个游离于法外的场域。

许双军不是唯一一个在康乐村遭受非正常审讯的人。这个案件里，他的儿子许永庆、弟弟许全堂，乃至公司里的其他人和其他被告，都纷纷被邀请到“警犬大本营”小住。

有人反映在此地待了72天，天天黑头套，不给睡觉；有人说挨过钢丝鞭抽打脚心，或者被威胁到厕所吃屎喝尿；还有人说碰到翻来覆去的连夜提审，动辄二十几个小时。这些操作，听起来像80年代某些刑讯报道里的桥段，却真真切切地在这座看似偏僻的小城里展开。

在这场大规模拘押行动态势下，侦查部门有自己的合理解释：这是为侦破一起“黑社会”大案，复杂程度之高，涉及的人群之广，不得不采用“特殊手段”。

毕竟，这些年对黑社会严打不手软，各地喜欢用大案要案来显示政绩，抓人容易，取证却未必容易。在警方看来：

如果不施加足够压力，怎么能获得“铁证如山”的口供？

可一旦这种压力过了火，就和暴力、逼供之间只剩下界限模糊的一步之遥。

等到2023年1月5日，许双军被从康乐村转移到看守所时，已经度过了漫长的六个月零十六天。此时的他面容憔悴、精神恍惚。最荒唐的是，他被带到康乐村期间：

侦查机关根本没按程序正式立案。

换句话说，直到他离开康乐村前，这个案子在文书上可能还不存在“案号”。现实却告诉我们，他已经在那儿被“关”了大半年。

一审开庭时，许双军倒在血泊里。头撞墙撞得鲜血直流，却仍然无法阻挡法庭继续开庭。接下来的三天开庭都没有中断，一个被告也好，抬走也好，依旧进行。黑社会案子，浩浩荡荡33名被告，在那种节奏下迅速落槌。

被押走前，他有多少机会和律师见面？极少。什么时候拿到卷宗？从来没有。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审讯视频，有没有？据说都找不到了。

检察机关辩称找不到了，但另一边，公安纪委却说看到过。就这样，一面说没有，一面说看过，却在法庭上彼此默契地不再追问。有时法官对律师要求播放关键录像置之不理，更没有谁真正去做调查。

三十三名被告里，不少人有同样的经历。有的人甚至并不互相认识，却在警方的安排下，在同一份“笔录模板”上留下了神似的文字。偶尔有人尝试当庭翻供，法官或者检方则会表示，翻供要有证据证明。你想要播放监控录像？不同意，这不是卷宗材料。

有人戏言，这种情景里：

有人在坐牢，有人只是在走流程。

流程所需的环节齐全：起诉、审判、辩护、判决，一步不少，节奏如行云流水，八天就把这三十几人都给处理了，一审结果：20年、15年、10年、5年不等，财产悉数没收。

这场大案并非在一审了断，2024年，鹤壁市中级法院启动了二审程序。案件还没正式开庭前，就已经是风声鹤唳：法院门口停着多辆特警车，警灯闪烁，法警荷枪实弹，气氛无比严肃。

当被告人家属拿着身份证要去旁听，法警告诉他们：“不在旁听名单，不许进。”有人问，“名单是谁定的？”法警答：“合议庭给的。”但让人费解的是，法律明明规定：庭审应当公开，不涉及国家秘密等情形，公民持身份证即可旁听。可在鹤壁，却出现了门口堆满家属、旁听席却空空如也的怪现象。倘若你敢多问一句，“法警号是多少，我要投诉”，对方干脆捂住胸口的编号，扭头就走。

越到后面，越来越多律师或家属发现，法院门口的保安、法警，很擅长一句话：

不在名单内，不可入内。若不服，去别处反映吧。

而当家属气愤地要记录这一幕时，法警就会出手阻拦，甚至动手拖拽，逼迫删除手机里录制的画面。这样的举动在普通人看来已经难以理解，可在这里，似乎变成了某种潜规则的再现：你拍，就删，若反抗，强迫你也要删。

二审最初的一场庭前会议，原本是一次梳理诉讼程序的关键节点：律师可以提出非法证据排除、阅卷要求、调取监控等申请。然而，在这个案件里，庭前会议显得迅速而仓促：绝大多数人都没收到要讨论什么的具体通知。

更神奇的是，有一位被指派的法援律师，竟然还在实习期。他对法官问“是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时，回答：“不申请，等以后开庭再说。”如此重要的程序，就这样轻描淡写带过，险些让人怀疑这真的是正式法庭审判吗？

当辩护律师想给别的被告人做解释时，法官直接打断，

这里不是给你们普法的地方。

也有人希望申请回避书记员。因为该书记员常常不记录律师的关键发言，却会在笔录中莫名其妙添加“律师侮辱书记员”之类的话。等到有人想核对笔录内容，法官又拒绝了。就这样，笔录彷佛成了庭审的另一重黑箱，法官和书记员联手操控，谁想查询点什么，最后都石沉大海。

在这场审理中，有些被告人想更换辩护人，比如陈敬轩。他家属另外聘请了曹宗文、吴锋两位律师，手续齐备。可是，当曹律师赶到鹤壁法院门口，却被拦在门外，无法跨过安检大门。法警解释：“不在合议庭给的出庭律师名单里，不能进。”反驳无效。

他在寒风中等了好几天，直到第八天才被勉强允许进场。然而，这段时间内，法庭对相关被告的讯问、质证，早已进行了一部分。等律师真正得到发言机会，整个审理进程已推进过半。

其中最具荒诞色彩的要数李思军。他当庭明确表示要签署新的律师委托书，放弃15天的阅卷时间，以便让新的律师能够即时到庭辩护。可是，当律师拿着早就准备好的委托书要给他签字时：

审判长突然宣布休庭，并让法警把他带下去。

自此，他再没出现在庭审里。有人追问法官，得不到半句答复。后来他的举报信也被法官收走，说要复印给律师，可最终也不了了之。

在很多同案被告的证言里，都提到了曾被警察警告，别人都没钱：

冤枉了也要不了多少钱。

这话似乎让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严打时的阴影。

许双军家确实有些积累。他从早年赶毛驴车、承包工程做起，一步步攒钱，成立了大型商砼站和相关产业，年纳税一两千万，也算当地企业里的佼佼者。

村里老人回忆，许双军喜欢给乡亲们送鸡蛋、修路、接煤气管道，人情也不错。可到了鹤壁公安这里，他就成了“黑社会二号人物”。虽然警方从未展示过他穿黑西装、带墨镜纠合一帮兄弟打砸的记录，但凭借那些零碎、凌乱、互相矛盾却又“大同小异”的供述材料，却让他被判了二十年。

有人注意到，在庭前会议报告里出现了检察官的意见。有人不服：“法庭审判中心主义呢？独立审判原则呢？检察机关不是应当在法庭上客观公正、当面表述吗？” 可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

现实往往是石沉大海。几番往复下来，律师们渐渐明白，在这里，“合议庭”已经演变成某种难以理解的机制，集审判、筛选信息、主导质证于一身。

它可以决定你能否旁听，能否聘请律师，能否传唤证人，也能决定对你是否合法取证进行调查。

要是真的一丝不苟把法律框架套进来，也许这个案子根本无法如此迅速地审完。可是，对办案单位来说，如果办理时间过长，势必拖累考核绩效。

案件中，甚至出现了神秘律师介入的情节。2022年年底，在看守所里，许永庆接到了一位名叫薛源的年轻律师，说是其母亲委托。然而，他母亲不识字，连个委托合同都不会写。薛律师每次都是在疫情管控期间来会见，还自带：

认罪套餐。

他教许永庆如何写辞职报告、如何劝父亲认罪、如何检举揭发。最诡异的地方在于，他的“师父”李红军是人大代表，兼任鹤壁公检法廉政监督员等职务，与当事公安民警颇有交情。

几次之后，许永庆才明白，他不是真正要帮自己。对方更多像代表某种势力，想让他承认一些所谓参与黑社会的事实，然后交换某种私下宽大处理，而他发现对方手里还有录音笔。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律师对很多当事人不再代表法律援助，而代表另一个威胁：你要么顺从，要么在审判中被进一步打击。自然，有人选择屈服，也有人死扛，可后者在看守所里煎熬的每一天，都仿佛过度延长了一辈子的恐惧与身体痛苦。

当一个“黑社会”案件落下帷幕时，原本不该是秘密的东西，却都像被裹在迷雾里：同步录音录像的缺失、证人保护的真空、律师辩护权的流失、法庭笔录的悬疑，还有随时被执行的“带离法庭”，甚至有的被告人直接在看守所离奇死亡。有人基础病久拖不治；有人病重倒下，再也没等到出庭——法院记录写着“案件还在审”。就这样，一个人不声不响地就“被关死”了。

真相如同藏在深井之底，无法望见。只留下当事人的家属隔着铁门、高墙、大院，默默等待。有人不甘，在深夜里给信访窗口、网络平台投递控告状；有人心灰意冷，感觉自己面对的是无形的墙，根本敲不出任何声音。

打破沉默的或许是二审持续进行时，若干条同案被告的当庭翻供，以及此起彼伏的陈述：

“不要让我说实话”“说实话加两年，说假话减两年”“公安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要不就打我”……

有人直接指出侦查人员事先让他看了被告人的照片，然后再进行所谓辨认，这就让人啼笑皆非：这还算哪门子指认？

如果没有这场案件，许双军的人生或许就会延续在普通的城市经济活动里。和很多民营企业家一样，他曾带着包工队铺路架桥，后来经营搅拌站，交税数额逐年攀升。公开信息显示，他在企业里常组织员工给家乡老人发鸡蛋、给村里统一装上煤气管道；对乡镇道路建设也有参与。可他仍然无法回避一个现实：地方经济领域常常要和权力打交道，尤其是在工程项目承包、房地产开发中，信息和人脉比金钱更重要。

于是，一旦遇到专项行动或者局部地区需要突出政绩，某些企业家就可能“被牺牲”。那句“抓你来给案子买单”听起来耸人听闻，却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都曾有过类似流传。只要能找到若干供述，把你凑进“涉黑”行列，一个人或一家企业就会倾刻倒下。其财产，也许立刻被划归办案单位账户，银行卡冻结，车辆房屋拍卖——

过程中手续未必都合法，但先冻结再说。

许双军的案子，就是这样仓促地套上了“黑社会”标签。把十几年的经营细节往往一句就概括：“你就是以商养黑、以黑护商。” 似乎只要扣上罪名，其余都不用再审视。那些被逼供签字的所谓“笔录”，无论如何漏洞百出，在法庭上也能被轻易确认为“关键证据”。

三兴康乐村，对外是个普通厂房或警犬基地。若不是这起“黑社会”大案，外人可能难以想象，这里同时关押了如此多被告人。并且，他们中不少是没看到任何拘留手续，就被关了两个月、三个月、甚至五六个月。“头上蒙黑头套，受冻或者被体罚”似乎成了惯例。

可每个人都不敢多问。没人来巡查，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该跟谁投诉。偶尔捕捉到的风声，大都是“别乱说，否则延长监视期”这种暗示。连在一起的手铐脚镣，就如同示意你：

你不在合法的规范之下，而是在一个如真空般的地域。

极度的饥饿或痛苦中，人会很快丧失抗争意志。当侦查人员想让你承认什么时，只需要再多加几次“警告”，再给你递上一份事先写好的口供。

然后，你乖乖签字。它就会在数个月或一年后，被包装成“证据”出现在法庭上。再然后，你再怎么辩解说“当时被打了、被逼了、被饿了”，也没人相信。因为在记录仪里，你是主动“配合调查”，而康乐村没有24小时完整录像——不，准确说“有”，只是不肯向辩方或家属公开。

可检察机关和法庭却不追究，最终，自证无罪的道路变得艰难无比。

“一位姓杜的支队长曾说，我们就是冤枉你的，啥时候都有冤死屈死的：83年严打时，冤死屈死的很多。别人都没钱，怪就怪你有钱。” 这是许双军在控告信里直接引述的一句话。

1983年全国严打运动，曾给某些地区和群体带来难以磨灭的阴影，也留下过数量惊人的冤假错案。四十年后，这股执法惯性在某些局部地区似乎死灰复燃：先抓人、先定调、大规模问责，拼命凑证据把案子做实。人命、财产、企业？可以暂时放到一边。一旦造成错误，也可以用“体制矛盾”或“案情复杂”遮盖掉。毕竟：

死者不会开口，活着的人若想开口，恐怕早已没有机会。

当杜支队长把这话说给许双军听，背后的意思并不难理解，有钱，就是原罪。这对许家来说，是灭顶之灾。许双军被抓后，儿子也被带进来；连妻子、儿媳，银行卡全部冻结；公司账户、名下房产、车辆也全划给了公安局。长鸿商砼站、亿隆集团停摆，几千套房产未交付，上百工人失业。一场席卷全家的浩劫，就这么展开。

“我们就是抓你买单的。”

一声轻描淡写，却刺穿了法律的底线。国家设立法律与制度，本来是为了给普通人提供保护，然而到了某些层面，制度变成了制服他人的工具。在这起案例里，许双军并非唯一的牺牲者，他只是其中一面被撕下的血淋淋标签。

当二审庭审进入尾声，一些被告人依旧在痛斥刑讯逼供，希望排除非法证据。可法官“以已经复议过”为由直接拒绝。检察官也对翻供者不置可否，强调“谁翻供就由谁举证”。

许双军再次要求调取通话记录、查看监控，证明自己压根没去所谓打架现场；或是调取财务来证实自己并非敲诈勒索、而是合法生意往来。没有人回应。

同时，众多家属依然在法院外翘首期盼，希望能旁听，却一次次被保安或法警赶走。律师努力与法庭沟通，却被引导到检察院、纪委、政法委……层层踢皮球后，再无下文。法律似乎在此处悬停，失了力度。

法庭上，灯光还是那种惨白。空气里透出隐隐的消毒水味，似乎和铁锈混在一起。许双军站在被告席，嘴唇干裂得泛白，他说自己吞了钉子。有人慌作一团，有人冷眼旁观，可除了救护车的警笛声，一切终究没什么变化。看似闹剧的一幕，背后却藏着一个更诡谲的名字：赵建民。多人口中的真正黑社会，像幽灵在这片土地游荡，却始终被忽略。

据说，这人才是真正的有背景、有手段。可在公开审判里，他却像蒸汽般消失，摇身一变成了证人，只剩许双军一个人扛下所有黑老大的罪名。赵建民到底是谁？在一个又一个传闻里，他既神秘又熟悉。

工程纠纷、土地项目、加油站债务……这些扑朔迷离的事件里，赵建民的身影总若有若无。那时候，许双军还在商砼站忙得不可开交，和工人算材料费、打点送货路线。与其说他是“老大”，不如说是“老黄牛”。可在侦办环节里，赵建民极少露面。等到了法庭上，翻来覆去都是在说许双军——仿佛只要抓住他，就可把整座城池净化。

法庭里，许双军撞墙、吞钉子，竭力否认黑社会罪名。可旁人相信吗？律师想调取监控，看他与那些所谓小弟是否真有来往；想传唤更多证人，看看那些借款和项目纠纷里，究竟谁赚了大钱。可法官一再拒绝。庭审结束后，三言两语便给他扣上黑老大帽子。法槌落下，判决生效，许双军拿下二十年大刑。换作旁观者，疑惑会愈发深重，

如果许双军真能翻云覆雨，为何连个像样的资金链都保不住？

若他真掌控打手，怎么自己落难时没人来救场？反倒赵建民，那些年依旧穿梭于各种资本往来，却没有案子找上门。于是，“谁真正有势力”这个问题继续悬而不决。明眼人却在心里有了答案：真正的黑往往不会被贴上“黑”标签；反倒是跟臭水沟里挣扎的小人物，更容易被拎出来示众。

三兴康乐村，一处原本养警犬的地方，被改成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很多当事人在那里遭遇了非人折磨，许双军也在那里关了半年多，差点要命。可有谁见过赵建民踏进那扇门？据说从没有——仿佛他与所有龌龊都无关。但偏偏各种传闻都指向他。真正会敛财、懂布局的人，怎么可能去狗基地里挨鞭子？于是，那些被扔在康乐村的，几乎都是“无后台、势弱小”的人。想也知道，赵建民没必要当这种替罪羊。

二审进行中，许双军和其他被告还在喊冤。有人说警方搞指供，有人揭露当初是被逼着说“许双军是老大”。可是对他们来说，再多的翻供在缺乏关键证据的情况下也难有起色。有人只能感叹，也许事情就是这样，

找个背黑锅的，遮住大鳄的身影。

法槌落下，所有官方文件都写着“许双军涉黑”，甚至可能再加上几个严厉指控。可那段吞钉子的戏码，让很多人看出了荒诞背后的血腥——一个人大概只有在极度绝望时，才会这样与身体同归于尽。

赵建民，从头到尾都是个谜。他的名字没人正式提及，却在茶余饭后被无数次谈起。有人说他才是真正的掌控者，有人说他不过是“有后台的打手”。无论哪种说法，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法庭上并没出现真正的黑势力。那天许双军吞下螺丝钉，不止在对抗这场诉讼程序，更是在对抗某种无形的力量。

当事人绝望、围观者麻木，办案机构忙着完成指标。

底线一旦失守，所有荒诞都会悄然成为常态。或许多年之后，人们才会翻出档案，疑惑地问：案件里为何没看到赵建民？可到那时，真相是否早已淹没在故纸堆里？

每个人都可叹，唯有那颗带血的螺丝钉还在见证：有些黑幕，只能以极端方式闪现。可再怎么闪，也挽不回一次倾轧。这就是当下。一如既往。谁也说不清该怎样落幕。剩下的，只有吞下去的痛，还有对某个名字的讳莫如深。

很多人关心的是，这案子二审如何宣判？某些人也许还在想，或许能翻盘？进入二审后，一些被告依旧没能成功更换律师。许多证人中途被警方再次约谈，甚至带走做笔录。法院没有明确保护他们的意愿，反而把律师的申请置若罔闻。这样的氛围中，自然难以期待更多真相浮出。

如果结局依然是一份笼统的判决——“维持原判”或“从严从快”，除了继续给外界留下更多疑问，恐怕也难以阻挡。只是在案卷留下一长串带血的笔录和争议。当年83年严打时的标准在今天看来早已荒唐，却依然会被反复提及：

甚至被当做一种办案传统予以延续。

也许有人会问：这是哪一年的事情？看起来荒诞得像几十年前的旧报纸。可它偏偏就发生在2022—2024年的当下。漫漫两年多的时间里，老工业区废弃工厂、警犬基地康乐村、以及某些一手遮天的办案队伍，共同编织出了一场令人生畏的司法大戏。

冷风吹过，多少经济案件转换成黑社会？多少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摇身一变成了酷刑逼供？多少企业家从万人敬仰瞬间坠入牢狱之灾？又有多少旁观者摇头叹息，终究选择沉默？过往人们常说法律是底线，但当底线失守时，一切荒诞都成为了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