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云（Zhang Yun）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欧洲复兴需要务实主义的回归，欧洲的未来取决于保持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确保欧洲的生活质量、就业和社会安全。如果说特朗普的“越顶外交”是一次强烈冲击，那么希望这个外部影响能够加速欧洲战略认知的觉醒。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的公开争吵震惊世界，而在此之前美国和俄罗斯高级官员在沙特就乌克兰危机举行的会谈，可能对美国最紧密盟友欧洲国家的冲击更大。
尽管欧洲领导人纷纷表示会继续坚定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在基辅举行的俄乌冲突三周年会议上，多位欧洲和欧盟领导人与会，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同一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先后造访白宫，他们都强调停战协定谈判中给予乌克兰安全保证的必要性，但特朗普强调的则是停战的紧迫性。
▲ 2月24日和27日，马克龙、斯塔默分别访问美国。
2月24日，欧洲、乌克兰，日本等50多个国家向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提出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军和谴责侵略的决议案，并要求对俄罗斯违反国际法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然而，当天下午在安理会上，由美国起草的决议案呼吁迅速结束冲突，实现持久和平，且文本中使用了俄乌冲突而没有使用侵略战争。尽管英法等欧洲国家表达不同意见但并没有投反对票，而是弃权票。结果，安理会以10票赞成，0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成为安理会第2774号决议，这也是俄乌冲突以来首个安理会决议。以英法两国为代表，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展现出来的外交两面性，本质上体现了特朗普“越顶外交”的冲击给它们带来强烈的战略焦虑。
首先，拜登时代以美欧为核心的七国集团“民主”对中俄“威权”的认知框架和话语体系正在瓦解，而美国的“越顶外交”让同样以冷战胜利者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守护者自居的欧洲产生强烈的无力感。2022年2月，俄乌冲突发生后，拜登政府很快将这场本质上是冷战后欧洲安全架构失衡的冲突上升到意识形态和阵营对抗的高度。在一些人看来，乌克兰冲突是国际政治结构性变化的分水岭，西方“民主阵营”与中俄“威权阵营”的对抗是“新冷战”，且将是国际体系的首要特征。在这种认知和话语框架下，所谓冷战后不断扩大的自由国际秩序正在受到极大挑战，美欧需要团结抗俄来捍卫这个秩序，因为这是冷战胜利者与冷战失败者的斗争。然而，特朗普执政后与俄罗斯进行直接谈判，这让欧洲接受的冷战胜利者逻辑受到极大冲击，欧洲感到无所适从。
▲ 3月2日，英、法、德、乌等15国就乌克兰问题在伦敦召开峰会。
第二，以马克龙总统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元首对美国的“越顶外交”有担忧，也做了一些努力，但他们似乎仍然缺乏塑造欧洲共识的领导力和一贯性。在俄乌冲突初期，马克龙积极主张战略自主，曾经试图进行调节外交，表示对大国俄罗斯应给予适当的尊重，并亲自飞赴莫斯科与普京总统会谈。然而，在拜登政府对俄政策日益强硬背景下，马克龙的战略自主似乎转向了更加注重强化欧洲的防卫力量。特朗普执政后，马克龙又试图在谈判桌上找到一席之地，扮演调解者角色，如2024年12月邀请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巴黎会面。虽然作为西方国家现任元首中在任时间最长的人，马克龙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和他相识，但今后的谈判过程中法国和欧盟能否有效参与，似乎并不明朗。
面对美国的“越顶外交”，法国和欧洲在战略上的焦虑可以被理解，然而解决的根本办法是找到其根源，切实解决战略自主缺乏连贯性的问题。冷战后30年多年来，欧洲将自己看作冷战胜利者，并且陶醉在这种自我认知当中。欧洲最大的战略挑战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国，而是内部竞争力的下降，如原有的汽车等支柱产业受到极大挑战，以及老朽的基础设施、通胀、生活质量下降、中产阶层的困苦等。欧洲复兴需要务实主义的回归，欧洲的未来取决于保持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确保欧洲的生活质量、就业和社会安全。如果说特朗普的“越顶外交”是一次强烈冲击，那么希望这个外部影响能够加速欧洲战略认知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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