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做题家，死于36岁

再幸福的生活也有鸡毛，只不过有的鸡毛大，有的鸡毛小。

配图 | 《坡道上的家》剧照

对于大多数普通人，也许不幸不是遭遇了厄运，而是生活的负担与不如意一层一层累加，就像一根橡皮筋，不断地拉伸，最终不堪重压，“嘣”的一声发生了断裂。

王月，一个小镇公务员，有着令人欣羡的工作，和谐美满的家庭，却因为生活的不如意陷入焦虑与自我怀疑的枷锁中。终于在36岁时，她紧绷的人生再承受不住一丝压力，她决定离开。

自杀的那天早上，她笑着答应儿子，下午会去接他放学。

1986年，王月出生在鲁西南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3年后，妹妹出生，父母跟亲戚朋友借了2000元，才终于拆掉了家里摇摇欲坠的茅草屋，盖起了三间红色的砖瓦房。妹妹的到来，不仅给这个贫寒的家增加了一份负担，而且让年仅3岁的王月多了一重身份——姐姐。

王月的父亲常年在40多公里外的工厂打工，母亲是典型的农村妇女，3岁开始，王月帮母亲做家务、做饭，偶尔也去地里做一些拔草、除虫、掰玉米等简单零碎的农活，但更多时候，母亲下地干活时，会把姐妹俩锁在家里，王月肩负起她生活中的主要任务——照顾妹妹。

妹妹不会走时，王月常用一根长布条将妹妹拴在床边，妹妹只能在床周围活动，就不至于出现大的危险。等到妹妹日渐长大，会走，能跑，王月就有些胆战心惊。

妹妹四岁多时，有一次大概因为跑得过快，头撞到了桌角处，额头立马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听着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喊，王月有些害怕，害怕妹妹受伤过于严重，更害怕母亲下地回来责怪她没照顾好妹妹。不过，母亲回来后并未质问她，就带妹妹去了村里的诊室，可母亲烦躁担忧的神色还是让王月觉得自己犯了错，内心惶恐且愧疚。

在王月童年的记忆里，妹妹就像一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紧紧黏在她的身后，让她无论去哪儿，心里都有一重负担，不是很自在。

这份责任延续了王月的一生，妹妹从小惧怕父亲，她有什么问题也更愿意求助姐姐。手机丢了，王月给买，毕业去外地面试，王月给订机票，哪怕是王月结婚后，妹妹要出国，王月说服老公，拿了1万元给妹妹用。后来网络上流行一个热词，叫“扶弟魔”，王月应该算是“扶妹魔”。2019年，妹妹结婚时，母亲要求王月必须拿出5万元借给妹妹买房，好在妹妹和妹夫的经济条件还可以，坚决不要她的钱。

王月从小就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知道家里穷，就拼命读书，学习上总能稳定在班级前几名，从不需要父母操心、费神。可是学习成绩的优异没有带给王月多大的骄傲，反而有一件事让王月自卑不已。

王月初中学会骑自行车后，不知是谁给母亲出的主意，让王月去集市上卖煮玉米补贴家用。

于是，一放暑假，每天早上还不到五点钟，母亲就喊王月起来煮玉米，煮好后，母亲会将玉米放进一个四四方方的泡沫箱子，接着把箱子放在自行车后座上，最后再用绳子结结实实地绑住。

王月的自行车是大梁自行车，她每次上车时都必须快速将右脚跨过横梁，否则很容易起步失败甚至摔倒在地，而且后座绑上了玉米，让重心更难控制，即便上车后，王月也不敢松懈，她总是双手紧紧握住车把手，歪歪扭扭地消失在清晨的胡同口。

王月打心眼里抵触卖玉米，她怕遇到老师或者同学，所以，她从不像其他小商小贩急于去抢占集市的好位置，而是悄悄找个角落，默默站在自行车旁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

对于能卖出去多少玉米，她并不抱多大期望，但对于不要碰到熟人这件事，她每次出门前、路上都要在内心祈祷。

王月很想向母亲提，她不想再去卖玉米了，但是看着母亲每日忙碌的身影，她又有些于心不忍，特别是如果玉米哪天卖得好，当她把一把零钱交给母亲时，母亲眼里的喜悦让她不忍去破坏。

在王月眼里，比起自己那点儿可怜的自尊，能为家庭减少一点负担才是更加重要的事情。

于是，一整个暑假，王月去集市上的路上是沮丧的，到了集市心情是羞愧和胆战心惊的，只有卖完玉米，而且当天没有碰到熟人或者遇到难缠的顾客，她的心情才会轻松一些。

就这样，王月初一、初二的暑假都会去卖玉米，初三的时候，课业逐渐加重，卖玉米的事情就搁置了。

凭着一股认真劲儿，王月的中考成绩不错，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可父亲的一句话，差点让她失去继续读书的机会。

按照当时的政策，父亲的工作是可以“遗传”的，父亲的很多工友为了让孩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选择提前退休，王月的二姨父就将工作传给了表姐，让她初中毕业就进厂当了一名工人。

父亲听说这项政策可能很快要取消了，他不想让王月失去“铁饭碗”的机会，哪怕这个机会是要拧一辈子的螺丝。

一次吃饭时，父亲和母亲商量：“小月毕业后，要不直接去工厂接我的班。”

王月在一旁，委屈的眼泪立马涌了出来，可她不敢在威严的父亲面前发表意见，只好把求助的眼神投向了母亲。母亲很少公开忤逆自己的丈夫，只推说：“月月成绩好，去工厂干活有点可惜了，再找人商量商量。”

后来，不知是因为父亲不愿提早退休，还是因为村支书的一句 “娃成绩这么好，以后肯定当大官。”父亲不再提接班的事了，也许，他在王月身上看到了某种摆脱命运的希望。

王月顺利进入了重点高中，可第一次考试她就遭遇了滑铁卢。

成绩发布那天晚上，王月躲在黑漆漆的被窝里默默流了很久的眼泪。15岁的她脑海里不断地浮现起父母的样子：母亲一米五的矮小身影在家里、在田里、在园子里永远像陀螺一样停不下来，父亲则总是沉着一张脸，好似生活没有一件如意的事。

于是，三年的高中生涯，王月发了疯式地学习，同学们争先恐后去打饭时，她仍一个人默默在教室埋头苦读，有时让同学帮忙带个馒头，有时吃点儿早上剩下的油饼。

功夫不负有心人，高三时，王月的成绩已经能稳定在班级前10名，班主任一次开班会时说：“前十名的同学高考正常发挥，都能读个不错的一本大学。”

高考，王月发挥失常了，按平时的成绩，她应该能考600分左右，可实际她只考了553分，这样的成绩在山东只能勉强读个二本学校，而且是非热门专业。

看着平时和自己差不多的同学都能填报一本院校，王月着实有些不甘心，她想复读，想再为自己的未来搏一次，可是这个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特别是父亲。

那年，父亲的工作不太顺利，50岁的他被迫提前退休回家，工资只有以往的三分之一，家里也没有除此之外的经济来源。在父亲眼中，女孩子有个学上就可以了，将来毕业找个差不多的工作，然后结婚嫁人，人生就算是完成了。

王月不想认命，她第一次鼓足勇气跟父亲顶嘴，一遍又一遍地和父亲说：“我想要复读。”

父亲铁青着脸，气急败坏地说：“你别不知好歹了，别忘了你还有一个妹妹马上也要读高中了。”

听到父亲提到妹妹，王月无言以对。是的，她是姐姐，她有责任为这个家做点什么，哪怕牺牲掉自己的一部分前途。

于是，王月在不情不愿中收拾好了自己的行李，然后第一次离开家，去了一所偏远的二本师范学校。王月选择这所院校的原因很简单，学费低，伙食每月补助60元，能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

上大学后，家里每月给王月200元生活费，加上学校每月补助的60元，这是王月一个月消费的极限，吃饭、购买基本生活用品后，这笔钱所剩无几，王月根本不可能再添置一件哪怕只是地摊上的几十块钱的衣服。

有一年冬天，她在日记里写道：“天冷了，可是我还没有一件抵御寒冷的毛衣，校门口一件衣服就要几十块钱，买还是不买？”

大学四年里，王月总是素面朝天，常年扎着一个马尾辫，头顶的头发由于皮筋长时间过紧有些稀疏，而她的衣服就像她手中的钱一样，总是紧紧巴巴，更谈不上时髦好看。

在同学们热烈地爱和享受着风雨滋润及赞许羡慕时，王月躲在角落里远远看着她暗恋的男生，她始终没有鼓足勇气表白，在她的内心，自己就像一只丑小鸭，而且是不会变成天鹅的那种，不配得到爱与关注。

毕业时，王月以笔试和面试成绩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一所高校的研究生，但巧合的是她同时也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

这一次，父亲的态度更加坚决，他要求王月必须放弃读研去工作。在他仅有的认知里，一个农村孩子，多年寒窗苦读能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已经是祖坟冒烟了，根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和金钱再去读虚无缥缈的研究生。

整个夏天，王月总是一个人悄悄地趴在桌边或者床边流泪，但最终，她还是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彻底和自己的学生时代告别了，入职了新单位，去了一个和自己的专业完全不搭边的监管部门，负责文字材料。

2008年，妹妹也顺利考上了大学，父母提出，由王月来负担妹妹每年的学费。妹妹的学费是每年4200元，而王月刚工作的工资是每月2000元，她的生活捉襟见肘，一年的收入在支付妹妹读书、生活的费用，和自己的生活开支后，所剩无几。

但这还不够，父亲跟王月要走了工资卡，名义上是帮她保管，实际相当于让王月把赚的钱都交到家里。

到了年底，父亲去银行提钱才发现卡里只有几百块钱，回到家，便生气地质问：“钱都去哪儿了？”

王月很委屈，因为别人家的孩子赚钱后都是自己花，自己却要给妹妹支付学费以及平时的生活费，钱根本剩不下多少，但看着父亲铁青的脸，她沉默了，她不敢也不愿去与父亲争执。

工作后，亲戚朋友开始陆续给王月张罗对象，也许是因为她有一份还不错的工作，相亲对象大都不差，有老师、有公务员，还有军人，可是无一例外，都没有迎来第二次见面。

工作第三年，就在她准备放弃时，一次相亲，她遇到了一个心仪的男生，一位才华横溢的语文老师，她不知男老师是喜欢她的淳朴，还是看上她的乖巧，总之，两人开始了恋爱。

这段感情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父亲嫌弃对方曾被不明原因退过一次婚，母亲则嫌弃他比王月大4岁。王月感觉，从小到大，只要她想做点什么，父母总是反对。

王月铁了心，要和父母抗争到底，抗争的方式从争吵到沉默，到最后父亲被逼急了，扬言说：“你要是跟了他，以后就别回这个家。”

一边是至亲，一边是心爱之人，王月的心就像煎锅里的鱼般煎熬难耐。朋友给她出招，不表态，拖久了父母自会同意，王月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可是还没拖到父母同意，男方先离场了。

男孩自恃有点才华，虽然和王月交往，但是一直低看她。逛街时，他嫌王月土里土气，穿什么衣服都不好看，约会时，他又嫌王月无聊乏味，无趣得很。这份像无根的浮萍一般的感情，从来不稳固，来一阵风就被吹跑了。

这段感情无疾而终的次年，王月又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男孩，年龄与她相仿，在医院工作，虽然不是医生护士，但至少稳定。

王月的父母对男孩的年龄满意，但对他的身材不满，用她妈妈的话说：“一米七五的个头，瘦得跟猴似的。”

王月没有反驳，她已经摸清了父母的套路，无论嫁给谁，他们都能挑出毛病来。

男孩的父母对王月很满意，两人恋爱没多久，对方就提出要上门提亲，考虑到王月年纪不小，对方的家庭条件还可以，王月的父母最终同意了这门婚事。

2012年的春天，26岁的王月结婚了，她穿着雪白的婚纱，像所有的新娘一样，怀着对婚姻美好的期待离开了生活二十多年的老房子，而婚后的生活也和大多数家庭差不多，四四方方，平平稳稳。

在外人看来，王月工作顺利，生活美满。

只是，再幸福的生活也有鸡毛，只不过有的鸡毛大，有的鸡毛小。

婆婆人善良，但耳根太软。王月结婚时收了大概二十多万的礼金，婆婆在没和王月打招呼的情况下，婚礼第二天就把钱转给了一个同事，跟着投资。当时，民间集资还没有引起公安和大众的警惕，没过两个月，二十万就打了水漂。家人怕刺激到婆婆，都忍着没指责她，婆婆并未就此清醒，此后多年，她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投资，一次多则五六万，少则七八千，加起来又有十几万。

其他方面的陷阱婆婆也没少踏入。一次，王月和老公带着孩子去了外地，婆婆背着他们跟好姐妹跑去了东北的一个偏远地市，去听大师讲课。王月的老公知道后，在电话里和她婆婆生气地说：“如果当天不回来，我就去跳楼。”虽然知道儿子不可能这样做，但婆婆不敢冒险，当天就买了车票，灰溜溜回了家。自此，婆婆终于收敛一些了。可后来，婆婆又掉入了养生的陷阱，几千块钱的养生奶，一万多的饮水机，王月三番五次劝老公说：“你管管妈吧，别让她再被骗钱了。”也许王月的老公早已疲惫，只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语气很不耐烦地和王月说：“你别瞎操心了。”

而这，也是王月和老公在婚姻里的常态。这个不抽烟、不喝酒、不打麻将的“三好”男人，实际脾气暴躁，经常不顾及王月的感受。

生活中的王月大大咧咧，家里的东西常常找不到，每一次都要招来老公的嫌弃，剪刀找不到了，老公就会说：“和你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出门忘记带钥匙，老公会说：“你这脑子，还能做点儿什么。”为了避免招来更加激烈的争吵，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月都选择了闭嘴，她总是默默听着。

有一件事，王月的父母念叨了许多年。那时，王月刚结婚没多久，王月的老公去四川出差，回来去老丈人家，不仅没给老丈人带任何礼品，而且在饭桌上一次次提起，四川的物价有多高，本来想买点儿当地的茶叶，一看价格还是算了。贵可以不买，但是一遍遍在妻子的父母面前念叨，难免显得小气抠门。

这件事过后，父母给老公贴上了抠门的标签，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他们都经常提起，语气里满是不屑，母亲会说：“出趟门，连点茶叶都不舍得给你爸买。”父母的不满像一根刺，扎进了敏感的王月心里。

可她逃不开，妹妹后来留在外地工作，父母的身边只有王月一个孩子。遇到事情，父母想到的第一个人永远都是王月，他们一如既往的强势，要求王月放假必须带孩子回家，回家必须赶早，晚了回去必须受数落。父母一次次的要求，就像给王月下了一个紧箍咒，好像家中的所有事情，她都必须顶上。

有一年，国庆假期，王月带着女儿报了一个去爬泰山的旅游团，这是她结婚后第一次出去旅游，但是当父亲得知后，冷嘲热讽地对母亲说道：“你看看闺女，放假不回家，自己在外潇洒。”同为女人，母亲理解王月的辛苦，打圆场说：“孩子自从结婚生孩子，从未出去旅游过，去一次散散心。”

他人的指责听多了，难免会潜意识地以为，自己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而忘了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在重重重压之下，王月将自己包进了自卑的壳子里。

王月的听话和不反驳，似乎理所当然地从生活、家庭中延续到她的工作、职场里，她不自觉地听从领导的所有指令，更从来不拒绝领导的加班要求。

2013年，结婚第一年，王月怀孕了。那年冬天的一个周末，正下着鹅毛大雪，领导打电话让她去加班赶材料，王月当时在农村老家，回单位的路不好走，她的肚子又已经显怀，行动有些不便，她嘴上抱怨着，但还是顶着寒风，一个人坐上了回县城的大巴车。就这样，自怀孕到临产，王月除了在定期的产检时会请半天假，其他时候一次假也没请过。

工作六七年后，同部门来了一个90后的新人，领导说要加班，她说家里有事，领导说有困难要克服，她说困难太大克服不了。王月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加班可以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可以反抗，虽然她无比羡慕这位新同事的勇敢与潇洒，但从小到大她早已被装在了一个套子里很难走出来，这套子是父母、是权威，是社会对年轻人的规训。

转眼工作十年，王月依旧晋升无望，她工作能力强，但做人不够圆滑，过于认真，而且没背景、没人脉。就在她对工作日益厌倦时，一个机会出现了。

一次工作中，王月认识了人事部门的李莉，李莉虽然职位比王月高，但表现得很热情，相处没几天，她就问王月：“想不想来我们部门？”王月听后有些惊讶，李莉所在的部门是核心部门，接触领导的机会多，很多同事找关系都进不去。王月有些心动，但不自信地说：“你们部门也不是想进就能进的啊。”李莉则说：“妹子，你只说想不想，后面的事儿我来想办法。”王月这才认真思考起来，她没有野心，但也不甘于在现在的部门干一辈子，“树挪死，人挪活”，换个部门说不定职业发展会有新的机会。

王月告诉李莉自己的想法后，不到一个月，调令就下来了，领导同事都很高兴，能有熟人在核心部门，以后办事也方便。临走前，原部门给王月办了一次隆重的欢送宴，宴会上领导同事比她初到单位时还热情。

王月以为换了新部门，至少是新工作新气象。没想到，新工作不仅工作量陡增，而且同事个个都是笑里藏刀的人精，最受领导赏识的反而是活干得最少的那个人。而且，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王月性格绵软，不会拒绝别人，于是经常找她帮忙，这让王月的工作更加力不从心。

临到年底评优，王月虽然不指望自己能评上，但万万没想到评上的竟是一个平日三天两头就请假、常常对她吆五喝六的平级男同事，这让王月郁闷至极。

王月找李莉抱怨工作，顺便想看看有没有机会换个新的岗位，如果换不成，至少讨教一下在新工作的生存之道。可这时的李莉像换了一个人，原本笑意盈盈的脸，在面对王月的抱怨时，只说了一句：“好好干吧。”王月有一种被欺骗、受侮辱的感觉。

后来，王月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么幸运被调到核心部门。

李莉想要调到市里，领导不同意，她许诺找一个能干活的人来替她，这才盯上了王月。

只不过，李莉的如意算盘没打成，最后高升的机会给了另外一位同事，没了利用价值的王月，在她那自然只能得到冷淡的对待。

王月很受伤，不仅仅是新工作并没有预想的理想，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自己三十几岁的人依然很傻，那么容易相信别人，那么轻易地跳进了别人给她编织的“美丽”陷阱。

还有一件事对于王月的打击很大，那就是女儿的眼睛。

女儿读一年级时，学校组织了体检，老师告诉王月：“你女儿近视了，而且还有些斜视，你赶紧带她去正规的眼科医院检查一下吧，别耽误孩子。”

王月听到“斜视”两个词，脑袋就像火山喷发一样，“砰”的一声，陷入了混沌状态。

近视还好，斜视如果纠正不过来，不仅影响女儿以后找工作、考公等，而且在婚姻上也会多许多坎坷。

2019年，她开始一边焦虑，一边马不停蹄地带着女儿去各大医院问诊。这个过程中，王月的心就像一个不断摇摆的天平，一边是相信治好，一边是治不好，一边是正常的孩子，一边是半残疾的孩子。

好在，青岛眼科医院的一位医生给王月带来了一点希望，医生说：“孩子小，经过一段时间的用眼锻炼，应该是能纠正过来。”

就这样，王月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件挂心事，那就是每天晚上帮女儿做进行矫正练习，王月知道这件事对女儿事关重大，所以，哪怕工作忙，下班晚，都不敢漏下一次，终于经过大概半年的练习，复诊时，医生说有明显好转，王月的心才稍微回落了一些。

其实女儿眼睛的问题只是王月育儿焦虑中一个缩影。王月做事认真，这份态度也延展到了教育孩子这件事上，对于女儿的学习，王月是一刻都不敢放松，每次放假，王月都会为女儿制定一份完整的学习计划，务必每个小时都不能浪费。

女儿上二年级后，数学成绩一直不理想，王月分析了女儿的试卷后发现，错的题其实平时都练习过，只不过可能女儿粗心一些，所以还会再错。这件事让王月很头疼，因为学不会可以学，可是学会了还会错，就让她有点束手无策。那段时间，着急的她经常给老师的班主任打电话，从孩子的成绩，聊到在课堂上的表现，再到教育方法的讨论，有时能打一个多小时，

有一次，王月的母亲恰巧听到了，于是提醒她，不要总是给老师打电话，老师也有自己的生活，孩子还这么小，慢慢来。

那时的王月，其实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焦虑中，但家人都没有往坏处想，只是觉得她过于认真。

在她走后，妹妹在她的朋友圈翻到一条关于内耗焦虑的转发，王月为那条内容写了一句话，“我也陷入了内耗中。”只不过这条朋友圈，家人谁都没有刷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