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忽闻于洋去世的消息，中国电影界又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优秀演员，阵阵凄楚涌上我心头……
于洋是新中国一位功勋级演员，他在《暴风骤雨》《大浪淘沙》《英雄虎胆》《戴手铐的旅客》等众多影片中饰演的主角形象，已经恒久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有的年迈，有的已经去世，因此我在八九年前就萌发了抢救式采访这些老艺术家人生经历的想法，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他们过去的丰富经历和现在的晚年生活，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向于洋老师提出了采访计划，他很快就应允了。
于洋家住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宿舍区。由于提前电话联系了，我到时，他们夫妻俩已早早等候在门口。虽然那时于洋已经86岁高龄，可他的精神面貌一如电影中的角色那样神采奕奕。
在他家客厅，我首先看到的是满墙的奖杯、奖牌，说是满墙，真的一点儿都不夸张，多宝柜里各式各样的奖杯、奖牌，把沙发后面的墙占得满满当当。看到我惊讶感慨的表情，于洋只是淡淡一笑：“这些成绩只能代表过去了。”
采访之前，我已经提前做足了“功课”，因而对于洋并不陌生。对于我的一个个问题，他面带微笑向我娓娓道来。
电影演员陈强（右二）和于洋（左一）等在一起讨论表演艺术（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故事一：15岁时，他成了小侦察兵
于洋的原名叫于延江，山东黄县人。6岁时，因家穷他随母亲离乡背井“闯关东”。山东人天生侠义，于洋尤其如此，七八岁时，就晓得并模仿梁山好汉的英雄气概，在离家不远的狐仙堂，和几个小友拜了把子，约定日后同甘共苦，有酒大家喝，有肉一起吃。
拜把子后不久，于洋发现了母亲拿省吃俭用积攒的钱买来留着过年的几块冻肉。于是他遵循誓言，将肉分给了小哥们儿。母亲发现肉少了，就问躺在被窝里的儿子是否知道此事。于洋怕事情“败露”，撒谎说肉被狐仙叼走了。母亲一眼看穿了他的谎言，掀开被窝，痛打了他一顿。自此，于洋再不敢撒谎，只是侠义照旧。
少年于洋生得眉目俊朗，爱玩爱唱。15岁时，在哥哥的带领下，他参加了革命，当了一名小侦察兵。后来，八路军撤退，国民党进城，清查遗留的八路军，就把于洋抓进了大牢。挨打自然是免不了的，可于洋打定主意，打死也不说，假装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国民党拿他没办法，便问他是否能找到保人，于洋一下子想起了电影《松花江上》里的演员王仁路，当时他正在国民党公安局当翻译，便脖子一拧，神气地说：“王仁路是我大哥呀。”
于洋被王仁路保出来后，正巧看到国民党接收大员金山的到来。“他的身份非常戏剧化，表面上他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实际上他是我们的一名地下党员。我呢，只知道他是个演员，他的电影《夜半歌声》我看过。”金山上任后，筹建起长虹电影制片厂，于洋赶去报考，后被录取。然而，一心想着寻找党组织的于洋，刚领上头个月发的工资，便不辞而别，跑到解放区投奔部队去了。
于洋到了解放区，对于金山的身份，他仍是不清楚，心里对这个国民党接收大员很有些看法。有一次，他就跟袁牧之说：“金山这个接收大员不怎么样，去的时候，坐着个三轮车，可没过一个礼拜，变样了！又是汽车，又是洋房。”
生活中的戏剧性总是无处不在。当于洋终于知道，金山也是“自己人”后，便有了下面戏剧性的一幕。
1951年的一天，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随处逛着的于洋，忽然发现对面走来的人是金山。两个人几乎是脸对脸，彼此互相观望着。其实只是几秒钟的时间，却有五年的光阴飞逝而过。先是于洋开了口：“你还记得我吗？当年长虹电影厂，你还考过我呢。”
醒过神来的金山，这才恍然记起这张眼熟的面孔。“啊，你是那个姓于的小子！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就跑了？”于洋哈哈大笑，开起了玩笑：“我能告诉你吗？你是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你知道了还不把我抓起来呀？”
故事二：“愣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
1946年的冬天，于洋被派到县里搞土改。
那年他16岁，天不怕，地不怕，揣着手榴弹，背着梭子枪，到处转悠，就怕找不到敌人，大伙儿都管他叫“愣小子”。
“愣小子”于洋什么事都冲在前面，绝不落后于人，很快因为表现出色，被升为了组长。他手下虽说只有3名小兵，却负责着50多户老百姓的成分调查，责任重大。战争年代，人的成长在加倍提速，于洋和同志们白天抓土匪，晚上审地主。虽说还是个孩子，做的却都是大人的事。
土改期间，阶段矛盾相当激烈，地主们时有反抗，经常对土改工作队搞突然袭击，有的同志还因此而牺牲了。回忆往事，于洋显得有些激动：“夜里遇有敌人来偷袭，说实话，像这种情况我们也很紧张，但也很有意思，女同志都趴在炕上，吓得直哭，我们就趴在窗户那儿向外打枪，黑灯瞎火的，也看不清敌人是否扑上来了，反正就一连气地放枪。敌人往往是看我们人多，就撤了。”以后，于洋越发胆儿大了。“土改算是小战场，你如果威风，敌人就害怕。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于洋说。
一天，有人报告说有土匪在山里活动。于洋听闻此事，热血沸腾，叫上几个年轻人，化了装，戴着大帽子，就跑到山上捉土匪去了。路上，于洋自告奋勇当突击手，由他先深入虎穴，再给大家发出信号，好让埋伏在周围的战友冲上来。可是因为一帮人毛手毛脚，走漏了风声，土匪们闻风而逃。当于洋一脚踢开门时，发现已是人去屋空，只剩下一些苞米和牛肉。于洋懊恼之余，只好朝天嘭嘭打了几枪，然后跟战友们好好美餐了一顿。
那种情形，于洋说是“脑袋挂在裤腰带里”，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可他仍觉得很过瘾，也很有意思，仿佛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我说：“不当演员，你会是个好将军。”于洋想了想，认真地说：“不。若当将军，可能我早就不在人世了。”
说到此，于洋轻轻拿起茶几上的一张黑白照片，说：“这是我最宝贵的一张照片，土地改革时照的。照片靠后部分的人，是我们抓来的土匪，被五花大绑地捆着。照片前面站着的几排人，都是我们工作队的同志，前排个儿最小的这个是我。唉！照片上的同志，如今大都不在了，有的是打仗时牺牲了，有的是解放后去世了。”
于洋的目光，温柔地望着照片里那些跟自己一起战斗过的人们，落下泪来。照片里，十几个穿着棉袄棉裤的小伙子，轻轻笑着，都是20岁左右的年纪，可能是头一次站在镜头面前，表情有些局促，又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说起来，他们还都是些孩子，离乡背井，辞别爹娘，无非是想拼杀出一个将来的平安。可如今，当平安来到的时候，却已经没有他们了。
于洋有些泣不成声，他略平静了片刻，叹了口气，接着低声地说：“有时候真是很伤心。年轻人不理解我们，说我们总是对那个年代念念不忘，其实我们不容易啊！”于洋的“不容易”三个字，说得人心里酸酸的。
故事三：他常被冠以“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
于洋胆气过人，喜欢当英雄。
于洋出席14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暨中国电影百年庆典开幕式。 新华社记者摄
1949年的春天，于洋在东北农村拍摄电影《中华儿女》时，听人说晚上经常有狗熊到村里来捣乱，便和连长商量，半夜里伏击黑熊，为老乡除害。一天夜里，在朦胧的月亮下，他们看见有个黑影在柴禾垛那儿直晃，两人嘀咕着：肯定是熊，便朝着黑影啪啪就是几枪，黑影扑通倒地。于洋确定狗熊死了，拿上手电筒，跟连长上前察看，边看边觉得奇怪：怎么这熊这么大个儿？颜色还是白的？哎呦！怎么还长着两只犄角？这哪是熊，是牛嘛！听到枪响，老乡们都起来了，村长也来了。看到被打死的牛，老乡当然不高兴，那可是头怀着小崽的母牛，没办法，只好由组织出面，赔了老乡100块钱。
200多斤牛肉归了摄制组，拿到集市上换了些钱，剩下的牛肉，炒牛肉、炖牛肉，变着法儿的吃。组里的女同志占多数，能吃上牛肉大家都很高兴，见了于洋，直冲着他乐：“感谢于洋，让我们有牛肉吃了。”于洋呢，只能哭笑不得，别人是兴高采烈地吃牛肉，而他却是一点都吃不下去。
这次事件的结果是，于洋所担任的演员组长、支委等职务被撤掉了，他心里为自己的鲁莽而难过，蔫了好一阵子。
参加革命后，于洋擒拿格斗样样通，练就了一副好身手。这样的好身手加上年轻气盛，又一次让于洋犯了错误。那是在拍摄电影《桥》时。哈尔滨的冬天极冷，拍摄间隙，组里的朝鲜同志喜欢摔跤活动筋骨，一次，连续摔倒了三四个对手，于洋有些不服气，决定上场与他一较高低。一个回合下来，并未分出胜负。于洋发现光靠死劲儿没用，就趁对方推自己的机会，出脚勾住了人家的腿，朝鲜同志一下子站不稳，摔了出去，不巧正摔到了板凳上，疼得脸色苍白直出汗，送到医院检查，才知道肋骨断了三根。
于洋又被免职了，团支部书记、俱乐部主任的职务全部被撤掉。这次事件让于洋极度自责，他每月两块五毛钱的津贴全都用来买花生和水果，隔三岔五地去医院看望那个朝鲜战友。
“我一辈子都在和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做斗争。”说这话之时，于洋显得有些无奈。然而，看得出来，他始终改不掉这个“英雄本色”，遇有事情，他仍是冲到最前面的那一个。
故事四：蒙古族姑娘遇到了英俊阳刚的于洋
1949年10月，伴随着国庆佳节的喜悦气氛，蒙古族姑娘杨静走进了新成立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大门。那时，她还穿着南下时的军装，背着军用挎包，皮带上还挂着个搪瓷缸子。这种军人的打扮，在众多穿蓝制服的人群中，无形中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显得生气勃勃。
她刚进北影厂不久，厂里决定要拍摄一部影片，片名叫《革命姻缘》（后改名为《卫国保家》），拟请杨静出演女主角陈桂英。导演严恭对她说：“假如你同意，我们就去山东体验生活。你先看看剧本，然后给我个答复。”
“我服从组织分配的工作！”杨静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
后来杨静得知，影片的男主角、扮演她未婚夫杨德志的演员是于洋。那时的于洋总爱围着一个高领毛脖套，脚上裹着一副战利品——日本军用毛毡，显得很粗壮，与众不同。
有一次，演员们到吉林市郊区体验生活，房东老大娘端来了烀热的白薯和土豆，于洋和杨静同时伸手去拿一块白薯，但都不好意思地把手缩了回来。这时，他俩互相看了看都笑了。
谁小谁先吃！杨静提这么个办法，并问于洋：“你今年多大了？”
他说：“我和你同年！”
杨静很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多大呢？她立刻说：“我属龙，你呢？”
“我也属龙，但我生日比你大，我正月。”
“那好！咱俩一家一半吧！”杨静掰开白薯给了他一半。
嘴里吃着白薯，杨静心里还在琢磨：怎么这么巧，他也属龙。此时，忽然，一只大手拉住杨静的手大声叫着：“杨静，你到这儿来！炕头可热乎了。”于洋大大方地拉着杨静坐在他身边，一边说：“你摸摸这炕烧得多热啊！”
“噢，是热得很。”杨静说着把手伸进了褥垫下。
《卫国保家》中情侣的那场恋爱戏终于开拍了。陈桂英和杨德志在小河边走着，又停步在柳荫下，相对默默无语，然后，杨德志鼓足勇气说：“咱俩嘎亲，你有意见没有？”浸沉在甜蜜中的陈桂英羞答答地说：“没，没有意见！”两个演员的情绪十分投入，交流得细腻而准确，配合默契。这时，导演提醒说：“注意，不要走私。”意思是说不要借角色来传送自己的感情。这个善意的玩笑话，使他们俩十分尴尬。因为当时他们也不十分清楚，这种感情到底是角色的还是演员的呢？经导演这么—点，倒把他们两人朦胧的心意揭开了。
于是，豪爽的山东汉子于洋，直率的蒙古族姑娘杨静，就这么“对上了眼儿了”。
1952年的冬天，他们又在一起拍了一部名为《结婚》的电影。茫茫白雪的外景地，激发了两个人表白的热情。当杨静大胆而又热烈地一下把胳膊挎在了于洋的臂膀上时，此时的于洋也早有准备，将早就买好的俄罗斯产的兔毛围巾，轻轻的给杨静围上。
经过3年的恋爱，1953年，于洋和杨静结婚了，大喜的日子定在7月1日。作为工会主席的葛存壮，主持了他们简单而又热闹的婚礼。那天，于洋、杨静双双喝醉，客人什么时候走的，他们也全然不知。这甜美的婚姻，让于洋和杨静感到万分的幸福，他们就像保卫生命一样珍惜和爱护它。
故事五：晚年垂钓亦休闲
于洋不仅名字与水有关，他主演和导演的影片也很多都同水有关：《水上春秋》《大浪淘沙》《怒海轻骑》《大海在呼唤》《大海风》……就连他的业余爱好——钓鱼，也仍然没有离开水。
提起垂钓，于洋说：“我钓鱼，是受人鼓动才去的，起初并没有多大兴趣，由于不懂行、不入门，常常是一天也钓不上一条鱼来。北影厂有不少老头儿喜欢钓鱼，谢添、陈强、葛存壮都好这项活动，相约垂钓，慢慢也就入了道啦！”于洋认为，钓鱼是最好的静的运动，通过垂钓可以磨炼性格，锻炼身心，还可以陶冶情操，以鱼会友。有一次，在颐和园组织的垂钓活动中，于洋左侧坐着谢添，右侧坐着荣高棠和马季。两个小时过去了，荣高棠一连钓了好几条，而他们三人却一条也没钓着。谢添笑着说：“我下去捞去吧！”马季说：“这儿的鱼也会拍马屁，总往当官儿的那儿跑。”荣高棠笑着说：“我是占了鱼食的便宜，这鱼食是我自己做的，是专为这种鱼做的……”
2004年7月19日，著名电影艺术家于洋（左）在新疆吐鲁番葡萄沟与当地农民交谈。新华社记者 贺占军 摄
自那以后，于洋也开始了自己做鱼食，他说：“这里有不少学问哩，首先是要了解鱼的生活习性，要看鱼下菜碟，投其所好；其次在北方钓鱼鱼食的味要做得淡—些，而在南方则要味重一些，总之，不能—概而论……”
掌握了门道，自然就会有成绩，在以后的垂钓中，他曾多次获得手杆单尾、手杆双尾等奖项。
于洋说，钓鱼对一些慢性疾病还有治疗作用。安坐河塘边，甩上几钩，撒上几网，不仅能让人体会到生活的乐趣，心胸也会随之开阔。
正如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在悼词中所说：于洋一生深耕电影领域，在表演与导演的双重身份中，都绽放出耀眼光芒。作为演员，他塑造了众多经典形象，《英雄虎胆》中深入虎穴、智勇双全的侦察科长曾泰，用细腻且极具张力的表演，将角色的果敢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青春之歌》里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的江华，他以充满激情与信念感的演绎，让观众感受到那个时代热血青年的壮志豪情。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不朽印记，深深烙印在观众心中。
原标题：于洋的真实经历比电影还精彩：与发小拜把子，孤身冲进土匪窝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题图为于洋在全国政协联组会上发表意见。新华社发
来源：作者：王建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