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看汤姆张。我跟他有极相似的人生轨迹。
都是从山东某边陲市区出来的，深受原生家庭折磨，通过刷题成为做题家，成为广漂（我漂了十年），深度体会过山东和广东两个省份的社会文化，只是汤姆张投身商界，而我在学术圈打滚。最后我俩不约而同地投身自媒体，勇于批判，说出不一样的声音。
或许对于一部分的山东人来说，具备精神觉醒之后，就容易管不住自己的嘴。难怪另一个山东作家给自己取名叫莫言。莫言的作品里也有极强的现实主义批判性，这支撑了作家的骨气，如果这点批判也不被允许了，就没莫言了。
汤姆张对于酒文化的困扰我也经历过。在我小的时候，我最厌烦的就是过年。除夕夜，连着大年初一，有时还要初二，取决于来的客人。我们家里的男性，就会扎在一堆，表演“敬酒”。我一度以为，这个是我们那个家族才有的一种风气。而我骨子里却非常抗拒这东西，我没办法面对长辈说出一些“取悦”他们的话，什么“福如东海长流水”啊什么玩意的，有时候家里长辈的“仁兄弟”过来，更是表演社交能力的重要时刻。
我极为讨厌这些，所以家里长辈一度以为我太“内向”了，不会说话，后来多次强逼未遂之后，他们一致认为我读书读傻了。
而我也默默走下男人们围坐的桌子，去找家里的女性们聊天。我对做饭很感兴趣，我会问她们是怎么调汁的，为什么下了饺子，还要再加几次凉水，现在菜市场的菜价是多少。我感觉，山东女性的语言是更生动的。而男人们讨论的话题，无非是庙堂之高的那些事，谁谁又升了什么的，二两酒下肚，更是把话题转移到国外。讽刺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或者干脆说，就是百分之百，根本没有去过国外。
女人们关心的是菜价，关心的是谁的儿子又结婚了，谁又生了孩子。尽管也挺无聊，但是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跟女性聊天。
直到现在，我已经三十多了，依然对山东当地的主宾，主陪，二宾，三宾什么的丝毫不感兴趣。其实座位图网上都有，但是我就是抗拒去学这些。
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对白酒的印象。喝过茅台，我也觉得不好喝。可能是我对于那种气氛的反感。
像是江浙、广东一代的人，就更务实多了，大学毕业，学校尽管也有考公务员的，但是总体少多了，起码不会拿来当成一个非得如此的重头戏。广东的朋友也不大爱喝高度数的酒，经常喝一种我认为是饮料的菠萝啤，对着一盘干炒牛河，就可以谈事。谈事就是谈事，不是去拜兄弟的，没有那么多刻意为之的繁文缛节。至于鱼头应该朝向谁的问题，这个我根本就没有遇到过。
过年的时候，我带女儿去过一次山东，当时才一岁，吃饭的时候玩起筷子来了，把面前的食物搞得很乱。当时饭桌上就有人说了句，小孩子不懂规矩。我瞬间起了无名火，一岁的孩子需要懂什么规矩，更何况，孩子的吃穿用度全是我一力承担的，跟这些人有什么关系。我愤而离席，我希望我的厌恶之情已经清楚地表达给了我的那些亲戚。
是的，对于社会文化来说，很多“规矩”，或是习俗，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汤姆张，我，能量再大的人，面对这种社会风气，都很难做出改变。但是我却可以离席。离开是允许的，而这种自由的代价也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
读大学每次返广东，我就会听许巍用沙哑的嗓子唱《蓝莲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
渴望自由对我来说，就是一种本能。汤姆张可能也是这样。别人不清楚。
四岁那年，我去孔庙的时候，清楚记得，我尿裤子了。我没学会太多的“规矩”。
遗憾的是，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一直也没学会粤语，像是一个过客一样离开了那里。没有亏欠，也不需要感恩。这种轻松的感觉就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