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型国家’是一种精神传承，中国人是很有闯劲的，你越打压我一定要做，一定要超越你，中国人有这个劲。”
“时至今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所描画的新中国蓝图，绝大多数都已经实现了。”
“‘中国梦’”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上有许多仁人志士都描绘过他们对于“中国梦”的想象和理解。但一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发展和崛起，这些梦想才一点点变成现实。”
在东方卫视2月24日播出的第272期《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吴新文教授，共同对话“中国梦”。
吴新文：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快速增强，即使那些敌视中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崛起。
晚清以后，中国崛起，曾经是中华民族很多仁人志士的梦想。今天，回顾这些先辈的“中国梦”，同时对照中国崛起的现实，看看哪些梦想已经实现了，哪些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我们可以更好地看清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坚定信心，走好未来的路。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流亡日本，后来又游历欧美。在亲自体验了世界发展趋势并见证了美、欧、日发达的物质文明之后，他于1905年写了《物质救国论》一书，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物质之学”，即自然科学及相关工艺，发展中国的实业。
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事这些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国家也能够鼓励发明创造，不仅使中国在制造业上比肩欧美，而且在国家发展势头上领先全球。
维新运动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了政治科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预言了维新成功后的中国将先后经历六个时代，其中最后一个是“雄飞”时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崛起时代。
他描画了“雄飞”后的中国万国来朝、百业俱兴的景象。他还设想了在上海举办“大博览会”，各国客商云集、工艺物品琳琅满目、论坛讲演盛况空前的场面。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怀着振兴中华的梦想。他为建设新中国而描画的蓝图，集中体现在1917年至1919年撰写的《建国方略》一书之中。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相信“实业救国”，特别重视物质文明建设，不遗余力地推动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在中国落地生根。
《建国方略》包括三篇，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中提出了“实业计划之大方针”、“国家经济之大政策”，包括“建设新中国”的六大计划，详细规划了未来中国交通之开发、商港渔港之开辟、枢纽城市之建设、水力之发展、钢铁、水泥厂之建造、矿业、农业之发展。
晚清和民国初期，中国积贫积弱、百废待兴，资金、技术、人才都非常欠缺。孙中山认识到，要发展中国的实业，改善民生，必须借助外力，对外开放。对于这种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民生主义的进路。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的卷尾提出：“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孙中山逝世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进展缓慢，中国仍然处于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境地。但即使在这样的状况下，也有很多中国人在做自己的“中国梦”。1932年底，上海《东方杂志》发起征文，讨论“梦想的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
时任《东方杂志》妇女与家庭栏目编辑、后来曾任宋庆龄的助手、解放后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做了这样一个“中国梦”：
“我想到一个时候，中国已不在侵略它和毁坏它的掌下。那时候的中国，显然已经通过了历史中的变乱期，而踏上新生的道路。” “那时候每个人可以不必愁虑生活的问题。饥馑和死亡不再追随着大部分的中国人。” “把一个人体作比，铁道将成为中国的动脉管，河流为静脉管，而密网的汽车道则为遍布全身的微血管。像人体营养料能从血管传布给每一个细胞，中国各部的地利物产也将赖所有的交通媒介，而供给于每一个人民。”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所描画的新中国蓝图、金仲华九十多年前的“中国梦”，绝大多数都已经实现了。而且中国崛起的现实，在很多方面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梦想。
中国现在的工程师数量和每年理工科毕业生的数量雄冠全球，非康有为当年所能想象。目前中国建成的交通网络，已经不是孙中山设想的一般铁路和碎石路，而是世界上最先进、最长里程的高铁网、高速公路网。
中国不仅有密集的铁路网、公路网、河道网，而且有世界上最密集、最先进的航空网、数字网、北斗卫星网。世界上设备最先进、吞吐量最大的十大港口，中国占了七个。世界十大都市圈，中国就有大湾区、长三角、渤海湾、成渝，占了四个。
2024年中国高铁线路示意图
近年来，中国在脱贫攻坚、数字经济、环保治沙、基础设施、电动汽车、绿色能源、航空航天、军事设备等方面取得的成就，让全世界为之惊叹。中国的黑灯工厂、无人码头、自动驾驶、量子通讯、智慧农业、先进战机等，正在引领世界潮流。
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崛起，把梦想变为现实，总结经验，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定于一。国家核心政治力量的长期稳定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一以贯之，是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延续至今的一大奥秘。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国情复杂的大国，如果只有“多”，没有“一”，国家和社会就会陷入杂乱无章、四分五裂，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国家、市场、社会所构成的同心圆治理模式，与美西方分权制衡的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政治上、道路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定于一，使中国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中保持大局的稳定和社会的总体和谐，这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厚民生。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以人民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和利润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服务，开发利用各种资源，提供各种公共产品，不断丰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推进共同富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中国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三，重规划。中国共产党着眼于大局和长远，在发展过程中坚持做到全国一盘棋，重视近期、中期和长期规划的制订和落实。除了五年计划或五年规划之外，党和政府还不时制订某些专门领域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使得中国在发展的道路上能够“一张蓝图绘到底”，做到目标明确、循序渐进、行稳致远。
第四，共命运。在发展问题上，中国一直强调，世界各国人民要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实现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近年来，中国一直坚持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把中国和世界紧紧连在一起，实现了共赢，重塑了世界发展格局。
梦想引领现实，现实又会孕育新的梦想。目前中国崛起进入新阶段，中国经济处于转轨升级的新时期，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面临的阵痛、困难、问题和挑战也不容忽视。需要社会各界坚定信心，在新的起点上“再出发”，在已有成就和优势的基础上，直面问题，攻坚克难，成就中国崛起新的梦想。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我刚才在听吴教授演讲的时候，回想一百多年前我们一路走来这么不容易，那么多人当时在极度困苦的情况下，为中国想找出路，找不着。他们对未来的中国有这样的描摹和想象，终其一生他们都看不到了。但是很多他们的想象现在已经成为了现实，这种对比也会给我们一些力量感。
我想问一下张教授，说到“中国梦”的时代内容，每个时代的人对它的理解都会不一样。
张维为：前面吴教授在演讲中提到上海《东方杂志》刊登的“中国梦”的征文。当时因为都是纸面媒体，受众也算比较大了，有几百个回复，从现在看就很小了，但是都是当时的社会精英为主。
你看出来大致上两个趋势，一个是往前看得很远，希望中国一切都变得很好。还有就是从身边小事写起，如一些文人作家，我看到的巴金就是。他说这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没法梦想，周边是饥饿、寒冷、哭泣，我就希望我们以后不再是奴隶，就希望每个中国人能够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他要求提得很低。
所以这些东西现在想想蛮有感触。我们从那么一个低的起点出发，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中国人讲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哪怕这个近代史，一部辛酸泪，但是看了之后使我们能够振作起来。
吴新文：我们看那一代人的“中国梦”，我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有一些讲得非常现实的就是要有饭吃、有衣服、有房子住，这是相当一批人。
另外一批人包括我前面讲的几位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虽然是处在当时中国非常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状况之下，但也没有被那个局势困住，仍然有非常高远的理想，甚至有一种信念，中国一定会超过欧美。我觉得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为当时中国和欧美的综合国力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们的这个信念确实和中国“文明型国家”见过大世面、见过很多磨难挫折，这样的精神风貌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东西。
主持人：吴老师说到这一点，我也有启发。当我们说“中国梦”的时候，不光是说我们觉得当下还需要加强和提高的地方，我们去梦想把它变得更好，它更有一种对时代的超越，这一点很难得。
张维为：我一直说“文明型国家”，有一种精神传承，特别是我们的真正一流的政治家，他们看问题都有一种文明的传承。
例如，邓小平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路过新加坡，那时候的新加坡像个渔村。但他1978年再去新加坡的时候，就非常发达了，他就说我们要向新加坡学习。
但回到中国之后，他还说，我们也要研究怎么比新加坡做得更好，在这方面我们有潜力。
吴新文：是，他们是没有“思想钢印”的。现在有很多学者有“思想钢印”，在西化的、在崇洋媚外的这种“思想钢印”里面出不来了，我觉得孙中山他们不是这样。
主持人：在他们超越时代的为中国“做梦”的里面，都非常注重“实业救国”这一点，对工业生产和对实业，不管是基础设施，还是工厂还是企业等等都充满了想象。这是从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的观点。
张维为：确实，帝国主义列强侵略造成的心理阴影，中国一定要有强大的工业，强大的国防。所以从孙中山一直到后来的毛泽东、邓小平，一以贯之。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这个立场，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提出向科学进军，甚至包括大炼钢铁背后也有这个激情，没有钢铁就被人欺负，包括重视理工科教育，这都是1949年以后形成的传统。
吴新文：关于“实业救国”这一点，我想提出一点，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局限性。康有为和孙中山提出了“实业救国”这样一个方案，但他们把“实业救国”想得太容易了。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说给我十年时间，十年我一定会让中国大变样，中国就可以赶上欧美了，他把这个想得太容易了。
到了晚年他们才意识到，要搞实业，要把全国的力量整合起来，要把人民组织起来，是非常艰难的工作。这就是现代国家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后来才做成功了。
主持人：吴教授在演讲中说到，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把这么多仁人志士做的“中国梦”最后全部变成现实，就是因为我们统一的坚强的领导力量，“定于一”、“厚民生”，包括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等等。其实现在哪怕是当下的年轻人，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些，大家都要去追究后面的原因。
可能很多人不了解产业，不了解工业，不了解很多东西，觉得它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多资源要整合，人要整合，看得见看不见的一切的东西要整合。没有一个强大的制度保证和坚强的领导力量，根本就做不到。
吴新文：这是和中国整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相关的，而这又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奠基的。所以这样的崛起取得的成就是经过了多少代人的奋斗和积累，这一点我们不应当忘记。
张维为：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苏联专家说你们不要弄得这么全，这个时候毛主席、周恩来都坚持，我们一定要全，要有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就是我们的汽车、导弹，什么都开始规划，所以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世界产业门类相对而言最全的国家。
这跟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可以生产卫星、卡车、原子弹，我们轻工业产品非常丰富，只是质量还不怎么好。
吴新文：有了之后才能慢慢改善，才能升级。
张维为：我最近还想到个问题，我提一个观点：中国跟美国最大的差别，就是美国是资本力量主导，你也提到的中国以人民为中心，这有很大的差别。就最近DeepSeek的例子，开源大模型，做出来之后一下子AI模型开发成本降了十倍、二十倍，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大家都高兴。
但我看国外的网民就跟帖了，觉得是不是英伟达也好，OpenAI也好，这些美国公司或多或少也了解有这么一个思路可以做，但为了垄断的价格和利润，我就不这样做，而是为了超额利润故意垄断价格？
亏得有一个中国，否则它永远垄断价格，什么都垄断价格。这背后的资本力量，它要无穷的利润，但中国一成功，产品价格就下来，甚至成了“白菜价”，造福中国人民，造福全世界人民，本质上这是非常社会主义的。
主持人：我可以举例子，我最近正好跟旅游部门的专业人士进行了对话，关注最近来到上海的这一波韩流。这数字非常明显，最早的时候从韩国来中国的航班上20%是韩国人，最后到40%、50%，现在80%、90%是韩国客人，到周日周一返回的航班上几乎全都是韩国客人。他们手上会带着从上海买走的“伴手礼”，当然可能还有很多东西放进了行李箱。
而且现在的旅游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随着免签的时间的延长，范围的扩大，旅游带有很多个性化的特点。以前比如跟团来，导游带着你去看这几个景点；现在年轻人自己做攻略，他们会出现在上海的各个地方。除了网红的景点，网红的酒吧餐厅，他也会出现在公园，出现在演出场所，已经有了完全的我们叫Free Style（自由式），很丰富的这一面。
自中国对韩国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以来，到中国旅游的韩国人越来越多。图为韩国游客在上海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打卡拍照。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中国梦”这个梦是大家共同的，大家都希望有更好的生活。吴教授刚才演讲当中也说到，每个做“中国梦”的仁人志士，他们自己会有局限。
这种局限你觉得现在还会不会有？大家在面对当前的问题，在考虑自己的梦想的时候，您觉得应该怎么样来超越这种局限？
吴新文：孙中山提出过他的哲学思想，叫“知难行易”。我们中国传统说是“知易行难”，你知道是容易的，但做起来是很难的。但孙中山说不对，知是难的，你要认识真理，把握真相，这个是难的，而做倒是相对容易的。所以他说中国的实业他给他十年时间，他就可以把它搞起来。
知难，其实行亦难，就这一点。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深化。而且在孙中山那个时代你可能是认识不到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没有面对那个现实的问题和挑战。所以现在我们中国崛起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觉得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应该超越前人。你看我们中国共产党就是超越前人的。
张维为：还是毛主席的话，就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你如果抓住主要问题的主要方面，有时候也没有那么难。中国人实际上是很有闯劲的，干起来再说，这是中国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毛主席《实践论》里面反复讲这个观点。学游泳就跳到水里，慢慢就会了，没有多少犹豫，真的。
我看到一些外国学者做的比较文化研究，他们说中国文化有时候比较保守比较谨慎。不是的，中国文化是很有冲劲的，我们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
吴新文：还是要做起来，邓小平其实也是这样的人，先要干起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吧？
张维为：邓小平和周恩来的风格，周恩来是举轻若重，什么东西看得都超级认真，超级细致；邓小平是相反，举重若轻，没什么了不起，就这样。这两个风格结合在一起非常好。
主持人：是，看“中国梦”它是有延续性的，从一开始解决有没有，然后到好不好、优不优。我们其实是一直在前人的基础上，跟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同步，在这个时代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很美好的一个过程，可能会有挑战，但是我想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光明的。
【问答环节】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今天我想带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崛起了，但是社会上很多人的态度依旧是悲观的，依旧是消极的？谢谢。
主持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今天一直在说，明明国家的发展总体的趋势，这么多年的成就都放在这，但是每个人个体上会有压力。
张维为：我觉得看中国，要有一个概念：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不要大惊小怪，很多东西都可能出现。我们是14亿人口，一百个欧洲普通国家的人口之和，所以出现这个那个问题是很自然的，有时候问题可能比你了解的还要多。
但在这个基础上，要形成一种“整体把握”，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自己非常注重形成对事情的“整体把握”。
做学问也是这样的，你怎么做都可以，最后要力争做到“达”，也就是“融会贯通”，形成一个“整体把握”。“整体把握”也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例如，使用一些经过长期实践证明比较靠谱的民调机构做的民调。
我们讲“实事求是”，这是最厉害的。实事求是就包括 “整体把握”，否则没法读懂中国，这么大的规模怎么读得懂？连上海都读懂不了。
你说存在一个问题，我说还有五个问题比你讲得还要严重。但是主流是什么样的？毛泽东主席讲的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很有道理。
我们都是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从小就开始学。但很多人把这些最基本的道理忘记了，一上网就更是忘记了。其实在网络信息满天飞的时代，更需要这个。
吴新文：这个问题我想提供三点观察，就是第一点我觉得首先要承认就是中国现在经济转轨升级是不容易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是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新的经济发展的周期调整期，结构性的，包括一些产业的转移对吧？有些产业转移到国外去了，这是要影响到一些人的。其实现在政府也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我们要特别注意，有一些人是利用做空中国、唱衰中国盈利的。他通过整天做空中国、唱衰中国，他是可以得到好处，得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
主持人：我再补充一下您刚说到的第二点，比如说很多投资者、普通人、散户，也苦于经常被这些信息影响。大家可能就问，国家就不能治一治这些唱空中国的人吗？
吴新文：我是觉得需要治的。现在对于这些“大V”、嘴巴乱说的这些人，管得还是太松了。前一阶段整治了两个首席经济学家。最后一查发现他主要是要把中国资本引导到国外去，然后趁机拿佣金。对于这样的人你不整治他行吗？
第三点非常重要的是，美西方对我们的认知战一刻都没有停息。中国无论什么表现，它都说你不好。你经济发展得好了，它说你是威胁；你经济稍微有点下行了，它说你要崩溃，总归你是有问题的。
所以它就是要瓦解你的信心，消磨你的斗志，涣散你的共识，削弱你的意志。你越乱你越悲观，那它自己的威胁就小了，对吧？它们是在做这样的工作的，是投入了很多的。
2020年11月23日《这就是中国》第81期讨论过“中国崩溃论”的崩溃
主持人：比如说打贸易战，打关税战，让你的产业的日子难过，那我们的很多企业要求变，它可能就要出海；出海了之后马上就说你产能过剩，你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生产，就像你说的动辄得咎，横竖都是错。
吴新文：是的，总归是翻过来调过去都是它对，都是你的问题，这就是认知战。
观众：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今天想问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国模式如何更好地被全球理解与接受呢？
张维为：我自己长期研究中国模式，我是最早提中国模式的学者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提。我有一个最简单的描述，我觉得这个讲法老外都能听懂，就是跟西方模式进行比较。
比方说政治领域内，西方模式特点是选举，就是怎么产生领导人，我们中国我叫“选拔加选举”。哪个更好？我个人觉得中国模式更好一点，我很谦虚地对他们说。
如果BBC、CNN傲慢地提出问题，那我就要说比你们的模式好太多了，很自信地跟它们讲，你们应该借鉴一些我们的经验。
第二，经济模式。西方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现在西方也开始改变，向中国学习了，要用产业政策了，我们的混合经济，国有的板块和民营的板块互相配合。
我经常举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中国互联网应用这么发达，因为互联网基础设施是国企为主做的，村村通都要4G、5G全部要通，所以我们的5G基站超过全世界之和。
同时民营企业把互联网的服务做到极致，中国变成“一部手机全部搞定”的国家，其它国家都做不到。你叫美国私营企业去做基础设施，它不愿意做的，建这么多基站干什么？很长时间都收不回成本。
然后社会方面，我说我们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西方是对抗的。这良性互动非常重要，实际上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对各种各样的事件，反应速度比西方快很多，无论是什么。
像自然灾害，你看西藏在这么偏远的地区，欠发达地区，我们第一时间24小时就做到救援物资全部到位了。
1月10日，日喀则定日县措果乡塘仁村，一位西藏消防救援队的战士在和村里的小女孩玩耍。 人民网
美国在发达板块的发达板块洛杉矶，火把这城市都快烧掉，烧到星光大道只有几公里了，数千栋房子烧掉，损失不得了。但救火车连不上水，怎么搞的？
每年都有这一类火灾，这些山林着火怎么会救灾水平如此低下？我们中国模式是民本主义导向的，美国模式是资本力量主导的。
吴新文：这位同学他提的问题可能后面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中国模式如何更好地被世界理解和接受，对吧？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第一个，我们还是要加大宣传的力度。把中国做的事情的效果要在全世界讲，对吧？你做对了事情，然后你要讲对的话，然后要影响人家，这点很重要。
另外一个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和做法产生的好处，要让人家也能够分享一点。我们“一带一路”倡议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只要你在非洲、在拉美持续不断地把“一带一路”倡议做下去，大家认同中国模式一定会越来越厉害。
至于说有一些人他不理解我们，不认同我们，敌视中国的人，想要追求他的理解和认同，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不在意。
张维为：我再补充一点，我不知道你学什么专业的，现在你只要关心全球各地的主要民调，非西方世界从中东到非洲到东南亚到拉美，对中国的印象好的比例都在上升，上升得很快，对美国的印象都在下降，这种认知变化产生了对中国知识的巨大需求。
中国历史上有四波我叫做“中学西渐”，中国知识传到国外去。第一波是持续两百多年，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欧洲走出中世纪和这波“中学西渐”的作用有关。
第二波是一次大战之后，一个小小的波段，欧洲为什么充斥了杀戮和战争，西方智者开始从中国文化中汲取智慧。第三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又借鉴中国文化，反省法西斯主义造成的灾难。
还有就是现在的第四波，这是个长波，我估计会持续几十年。如果你致力于传播中国知识，务必扎扎实实地学习和工作，今后会有很大的空间，很多事情可以做，你会忙不过来的。
主持人：而且你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现在还在不断地持续中，效果还在持续显现，大家会越来越对中国的模式，中国的一切包括文明感到好奇。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问题留给了我们，我们要讲中国故事。因为这个非常需要，既需要理论，同时还要对实践很了解，要对中国的文明很了解。真的要把中国故事能够讲明白也不容易。
观众： 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今天我想提的问题是，对于我们当代年轻人来说，孙中山时代的“梦想家精神”和上世纪三十年代人们的“中国梦”怎样能转化为激励我们投身国家建设的动力呢？谢谢！
张维为：我觉得这可以讲大道理，也可以小切口，我跟你讲小切口好不好？就是你只要会唱我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的歌曲，你就会被激励。
我们搞一些讲中国故事的培训，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起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国家的兴亡，大家都会被感动，因为血管里流出的就是血，我们的历史是血脉相连的。
为什么华为受到制裁的时候，华为员工齐唱《中国男儿》，那是一百多年前的歌曲，非常提气，精神血脉在这里。你越打压我一定要做，一定要超越你，中国人有这个劲儿，我把这称之为“文明的传承”。
吴新文：我是讲一些大道理，我们中国儒家有一个说法叫“君子不为稻粱谋”，就是君子要谋一些大的事情。但它儒家不关心生存吗？它也关心。儒家的意思是说你把大事给谋好了，生活没有问题的。
有个什么好工作这个要求太低了，只要你把大事情干好，立大志，你掌握了很好的知识，没有问题的。就是号召青年人要把自己的命运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只要你联系在一起了，天地就非常广阔，机会到处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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