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前段时间发布了《高志远被杀，55年后，滦县父老重提旧事，萧克重新郑重亮明观点》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的被杀后55年，也就是1994年，滦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陈发等人，认为高志远“阴谋叛国、丧节投敌”的罪证不足，专门整理了一份《对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问题的探讨》，寄给萧克，与萧克重新探讨这一段公案。
萧克经过了大半年的深思熟虑，给陈发等人寄了回信，并随信附上了当年担任审判大会检察长的杨春甫的一份回忆材料。
杨春甫的回忆材料主要强调了三点。
第一点：枪决高志远，并非秘密进行的，而是公开处理的；
第二点：枪决高志远，并非草率做的决定，而是经过了严密的法律程序。
关于这第二点，杨春甫还做了补充：审判前，先在政治部的锄奸部举行了预审，为了做好这场预审，还从冀东请了一个懂法律的专家过来，严格按当时国民党的法律做了审判。公审大会则是在平西挺进军驻地的山南村举行，主审官就是这个从冀东过来的法律专家。出席的人以区党委的工作人员为主，还有一个国民党的特别代表，名字好像叫刘绍襄。
第三点：是在高志远本人明确表示“认罪服法”了，这才进行宣判的。
根据杨春甫提供的这三点，萧克认为，当年对高志远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
杨春甫所说的这三点，前两点不存在任何异议。
关键在第三点，即高志远本人是否真的“认罪服法”了？
处理高志远案的当事人之一的李运昌，对此的印象最为深刻。
他曾写了一封信给中共滦县县委书记，言之凿凿地说：
“高当场认罪服法。”
早在1959年，高志远的幼子高继云复员，组织上找李运昌考证高志远问题，李远昌在出具的《关于高志远的证明》中言之凿凿：“在公审大会上，高志远坦白承认叛国罪状，群情愤慨，即处决。”
陈发为了掌握更多细节，亲自找到了李运昌，让李运昌回忆当时情景。
李运昌慢慢地将思绪拉回到55年前，慢慢地说：
“高志远在审讯过程中亲口承认了他不愿再过艰苦生活，打算投靠吴佩孚……”
关于高志远“认罪服法”的原话，李运昌说：
“他（指高志远）在会上说了话，说‘大家都不要学我’。”
除了杨春甫和李运昌的说法，《滦南与冀东抗日暴动》一书中，还记载有多位当年出现在高志远公审大会上的目击者的回忆。
其中之一，原随营学校学员、抗联战士李炳志的回忆：公审大会接近尾声，审判长让高志远开口自辩，高志远只是简短地说了一句：“哎！还说什么呢！过去全怪我糊涂，心肝给猪油给蒙了，今天算是清醒了过来了……”
山南村村民王福用的回忆则是：“高志远在公审大会快结束时是说了话的，他说：‘唉，一步错，步步错，没啥好说的了！冀东的抗联战士们，跟日本鬼子干到底吧，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不要歇手……’往下说的是啥话就听不清了。”
《魂系冀东》一书也收录有多篇记述有公审和处决高志远的文章。
其中，王凯东有《七十五年漫忆》一文中提到，高志远在终审后曾要求见上王仲华政委一面，让王仲华带两句话给中央。
这两句话却是：
“‘我是忠良，要求上诉’。”
田益庭则在《孤胆杀汉奸，舍家去抗日》一文中写：多余屯党支部副书记，原抗联战士刘铭是大会的目击者，他亲耳听到高志远在自辩环节上承认自派人去联络过吴佩孚，但拒不承认此举是投敌叛变，当时的目的很简单，只是“给抗联搞点粮饷和一些人员”。
而朱其文在《平西抗日政权及武装斗争纪实》一文中又写“高志远供认他确实企图率部队叛变投敌”。
只能说，时间相隔太久，人的记忆出现了偏差，对同一件事情有了不同的印象。致使事件出现了罗生门现象。
《盛世中华功臣谱》中所收录的唐向荣的《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叛变案”考实》一文，倒是对高志远的“认罪服法”说有了生动的描画。
文中写：
“他（指高志远）在公审会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就说一声：‘服！崩吧！’”
这，应该比较接近高志远“认罪服法”的真实原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