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磊

被确诊糖尿病的那年我38岁,像一株未及深秋便枯了半边的梧桐,枝叶尚青,根脉却已逐渐腐朽。父亲刚刚因糖尿病并发症离世,家族病史便如盘虬的根须缠住我的脚踝。绝望像寒霜一层层裹住枝桠,所有关于春日的嫩芽,都在霜降前冻成了冰碴。

在母亲的眼里,孩子就是世界,一点一滴的低落,都逃脱不了母亲的眼睛。她的目光总似初春的溪水,清透得能照见每一粒尘埃的悲喜。眉头皱起的褶皱、痛苦无奈的叹息,皆被她轻轻拾起,揉成掌心温热的暖。起初,母亲每天都会给我打电话,絮絮叮嘱少油少盐、戒烟戒酒,声线里裹着春雨般的绵密与温柔。我总厌烦那关切太过细碎絮叨,匆匆挂断时,电话那头的沉默却像一片未落尽的雪,无声覆上心头。

神照顾不了所有人,所以神创造了母亲。母亲,就是神的化身。因为与妻子两地分居,我的生活无人照料,母亲始终对我放心不下。她执拗地从老家搬过来,只为照顾我。从此我的日子被切割成母亲手表的刻度。在别人眼中,糖尿病或许算不上什么大病,她却比谁都懂这病的獠牙——照顾患病的父亲20多年,她早已尝尽药罐里的苦涩,看透针尖上的寒光。

我平时工作繁忙,早晨五点便匆匆赶去上班,晚上十点多才拖着疲惫的身子下班。一日三餐都在单位就餐,母亲却担心单位食堂的饭菜多油、多盐、多糖,会加剧我的病情。坚持每天早起为我做饭,午餐和晚餐还亲自送到单位去。每个清晨,七十岁的母亲在厨房擀开一团团晨光;每个中午,母亲在马路切开一道道热浪;每个深夜,她又站成路灯下的剪影,星光落满肩头。这光景恍如三十年前的学校门口,她踮脚张望的身影与此刻重叠。岁月在她掌心刻满沟壑,可我仍是那个藏在书包带后偷瞄她的孩童。一天天,一年年,最无聊的周而复始,最坚定的不厌其烦,最无私的无怨无悔,她将暮年揉进面粉,把牵挂熬成羹汤。母亲已将对我的关爱凝固成最固执的坚守。渐渐老去的是母亲的身体,但母爱却从未有一丝一毫的褪色,永远像阳光一样熠熠生辉。

以前,母亲不喜欢看电视,一个人待在家里,不逛街,也不串门,每天只为我的三餐忙碌。那天,母亲突然让我固定了电视频道,说她要看电视。我心中一阵欣慰,以为母亲终于可以休息一下,看看电视消磨时间了。然而,我很快发现,母亲每天准时收看的,竟然都是治疗糖尿病的电视栏目。她依然没有吝啬自己哪怕是一分一秒的空余时间,儿子永远是她的全部,她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照顾儿子身上。

母亲只上过两年学,不识几个字,但她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记录着电视上的内容。每次坐在电视机前,她都会戴上老花镜,拿着纸和笔,像极了聚精会神上课的小学生,那么执着和虔诚。她用心倾听,边听边记,那歪歪扭扭的文字、乱七八糟的图画、稀奇古怪的符号,密密麻麻地写满了纸张。我知道,那些看似杂乱无章的记录,横竖撇捺间尽是爱的倔强;那些蝌蚪般的符号,原是母亲以文盲之躯,向命运讨要的一剂偏方。

听说偏方能治病,母亲便开始为我寻找各种草药。春分刚过,她蹲在河边挖蒲公英;盛夏的蒺藜丛中,她枯瘦的手背被尖刺划出血痕,却笑着说这是“土里长的胰岛素”;深秋的晨雾未散,她已踩着白霜采摘桑叶,衣襟沾满露水的寒凉。阳台渐渐成了草药铺子,蒺藜在竹筐里晒太阳,桑叶用红线串成帘,秋风掠过便沙沙地数日子。每一份中药,尝一口苦得让我打颤,她却笑得像个得逞的孩子,眼角皱纹里蓄着晨露般的光。


母亲的背越发佝偻,像棵被岁月压弯的老槐树。她仍固执地守着清晨五点的厨房,案板上的揉面声却渐渐掺进了喘息。我静静立在她身后,看见白发覆盖的后颈上,老年斑正悄悄蔓延成星图。悄然惊觉,三十八岁那年飘落的梧桐叶,原是被岁月悄悄别在了她的鬓角。时光的筛子细细滤着苦药渣,母亲的皱纹熬成了我病情的逆转。她却用白发为柴,把岁月煨成暖炉,让我的生命在灰烬里重新生出一片青绿。却不知自己的白发里,早已落满岁月的寒霜。

药屉最深处藏着她的“秘方”:褪色的红线捆着枯桑叶,玻璃罐盛着金灿灿的玉米须,小铁盒收拢起带刺的蒺藜,泛黄的纸页托着歪扭的字迹与稚拙的涂鸦。这些草木不会出现在任何医典,却比任何药方都珍贵——有位叫母亲的医生,穷尽毕生心血研制出世上最好的药方:以爱为引,取牵挂作药,陪伴慢熬一生光阴,可愈世间万千顽疾。

(作者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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