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2月14日，是腊月二十七，辽宁省开原县（1989年3月撤销开原县，设立开原市，由铁岭市代管）庆云堡公社老虎头大队的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的物品，性急的孩子已经穿上了新衣，天空不时有几声鞭炮的炸响。
太阳刚刚升起，周庆山老伴很不高兴地往巩秋生家走去，她一边走一边嘟囔着“这小子，太不讲信用”。原来，周庆山家缺个蒸年糕的帘子，昨天玩完扑克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巩秋生临走时答应帮助拧一个，让他家准备好铁丝和钳子。可是周庆山一直等到晚上8点钟也没等来这个人。这天一早，周庆山老伴等着要用蒸帘，决定上门去请。
巩家一点动静都没有，周庆山老伴敲了好半天门，巩秋生的媳妇吴玉莲才脸上挂着不耐烦的神情给他开门。
“秋生在家干啥呢？我还等他拧帘子呢！”
“拧什么帘子，他上锦县战友那儿去了！”说罢就关上了大门。
周庆山老伴惊呆得好半天没醒过神儿来，奇怪地嘟嚷着：“这人，怎么说走就走？”
从此，村里的人再也没看见巩秋生的影子。
巩秋生的老妈两三天没看见儿子，奇怪地问儿子媳妇吴玉莲，儿子哪儿去了？
吴玉莲说：“秋生出远门了。他想找个工作干，要挣点儿钱。我怎么也拦不住，他说走就走了。”
老太太愣了，觉得儿子这事做得不近情理——就是找工作去，怎么也得过了年再走，天底下哪儿不过年啊！大正月的有什么活？
过了三个月，巩秋生真的从黑龙江省的嫩江给媳妇吴玉莲寄来了汇款单,上面写着50元整。当时的5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打工者一个月的工资。老巩太太还是埋怨儿子，走这么远也不跟妈说一声，多叫人惦记啊！
时间慢慢地过去了几个月，巩老太太心里越发不安，儿子怎么会突然就走了呢？她找人按儿子寄钱的地址先后给儿子去了两封信，但不久那两封信都被对方邮局贴上“查无此人”的条子退了回来。巩老太太心神不定，夜里总在梦中惊醒，逢人便说“秋生回不来了”。
她发现儿媳妇吴玉莲一点儿也不管这事，时常往本村光棍富占彪那儿去，心头升起了不祥之感，怀疑儿子是被媳妇吴玉莲和富占彪给害了。
次年12月21日，巩妻吴玉莲带着女儿也突然出走，去向不明，至此巩一家三口全部失踪。
此后她不顾一双小脚走路费劲，向各级政府和公安司法部门申诉这件怪事。
当地政府和公安机关虽经多次派人和发函给黑龙江、贵州、广东、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查找，均无满意结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此案成了信访中的一大难题。
经查，失踪人员巩秋生，男，失踪时三十岁，1973年3月从部队退伍，同年6月被分配到庆云堡公社砖厂当电工。经人介绍，1973年5月与沈阳“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吴玉莲结婚，婚后生一女孩。1977年2月13日失踪。
怀疑归怀疑，公安人员办案需要证据。没有证据，县公安局只好将巩秋生失踪案列为记录待查。
1980年初，开原县公安局清理积案，将巩秋生失踪多年的无头案列为重点。经过侦查，公安人员把目光集中在“光棍”富占彪身上，发现其疑点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在老虎头村一村民处获取一封巩秋生从黑龙江逊克县军马场邮来的家信信皮，还有1977年5月从嫩江寄发的汇款单。经文字检验，认定汇款单与那个信皮上的字迹相符，为一人所写，但与巩的笔迹不同。
通过密取富占彪的字迹进行比对，认定那封信信皮上的字迹与汇款单上的字迹均为富占彪所为，从而确定富占彪与巩家三口失踪有重大关联，遂以涉嫌聚众赌博为由拘捕了他。
富占彪被拘捕后虽无法回避以巩秋生的名义给本村的某人发过信和给吴玉莲寄汇款单的事实，但极力否认与巩秋生失踪有联系，多次交代伪供。
富编造说，巩被打死后被他埋在一座坟包里，可是当公安人员按照他所指供的位置挖掘时，富却说他记错了。
第二次审问时，他说1977年2月13日晚他与巩去辽河西赌博，回来的途中，行至辽河时用冻土块将巩打死，并用石头砸出冰窟窿，将巩投入河中。
等第三次提审时，富又推翻了原供，说他根本就没杀人。而且狡猾的富占彪装疯卖傻，绝口不讲作案细节。
案子停顿下来。
有一次，富占彪在审问时供认，巩秋生确实是他与吴玉莲杀的。他经常去巩家赌博喝酒，与吴玉莲勾搭成奸。为达到同居目的，他们二人将巩杀死，尸体扔在村南距关家约1公里处的一眼废机井中。公安人员根据富的口供找到一个因塌方填平的废机井，经过二十多天的挖掘，从井中捞出146块人骨。法医将其拼成一具男尸，但面部和身份已无法辨认。
然而，富占彪再一次推翻了以前的口供，说井中挖出来的尸骨并不是巩秋生的，他说的是假话，他根本就不知道那口井里有尸骨。
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指出，要对富占彪提起公诉，必须补充巩秋生身源鉴定的证据，否则无法受理。其理由有三：
1、认为尸骨是巩秋生的，缺乏直接证据支持。
2、富占彪以前也曾多次供出好几处埋尸地点，然后翻供，以致真假难辨，口供无从可考。
3、此案的关键在于解决身源证据，否则成立理由不足。
地区公安局长陶凌飞看着桌子上的案卷心情沉重起来，此案不破他难以向人民交代，难以向失去儿子的巩老太太交代。况且富占彪及其家属都在鸣冤叫屈，声称巩没有死，案子办错了。
从废机井里挖出来的146块尸骨，只能确定其性别、身高、年龄等等，至于身源，没有判定的依据。不仅铁岭地区没有检验方法，中国其他地方也没有检验方法。
难道案子就这么放下去了？
在地区公安局刑事技术室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有两个人也在为这事苦恼着，他们是负责刑事照相的兰玉文（国际著名的颅骨身源鉴定专家）和法医才东升，那146块尸骨就放在这里。
陶凌飞局长来到刑事技术室，伸手指着兰玉文和才东升说：“你们好歹小名也叫个技术人员，就没办法把那副骷髅的身源给鉴定出来？”
两个人明白，局长用的是激将法，意在鼓励他们搞点什么发明创新，一举攻克难关。陶局长的手指停在兰玉文的鼻子尖儿前，说道：“小兰子，有这个决心没有？”
“有！不就是翻山越岭挨点儿累吗，算什么！”
局长走了以后，他们把全部尸骨重新检查一遍，试图找到一点什么。
头颅骨：完整无损，软组织已脱落，矢状缝及冠状逢开始接合。在枕骨大孔下连接有四个颈椎，第四颈椎的椎体上有三条由前向后的锐器砍剁形成的损伤。在摸突处有一个光滑的切面，前齿槽有部分缺失，断缘不整。
下颌骨：左侧较光整，左下颌角外翻，仅存左下1、2、3臼齿及右2切齿，从右侧第四齿槽骨处折断，右下颌枝缺失大部分，仅剩右下颌的颧枝。
除骨盆较完整外，右肱骨、右股骨、右胫骨，肩胛骨、肋骨、耻骨、胸腰椎骨……均有锐器砍痕，有的已被砍成片状。
根据检查，分析认定，该尸骨为男性，年龄在二十九岁至三十岁，身高为1.69米至1.70米。制伤工具为质地较薄带刃锐器，与现场打捞出的菜刀及斧子相符。
可以推定的特点及尸骨下颌角外翻较大的的特征，都与1977年失踪的巩秋生有相似之处，但作为身源认定，根据仍不充分。
两个人陷入苦苦的追寻之中。
一天晚上，才东升翻到一本《实用法医学》杂志，看到上面有日本法医学者中馆久平谈“重复印象法”的短文，只有几百字，并附有一张颅骨与人像叠印在一起的照片。他细读文字内容，原来是使用“重复印象法”鉴定颅骨身源的案例介绍。
两个人说干就干，做颅骨拍摄用的支持架，取来巩秋生在生前距离失踪时间最近的照片。当时的刑事技术室里还有几个助手，他们也跟着一起忙活。但是他们的努力失败了——颅骨照片与巩秋生的照片无法重合。
而且，接连一百多次次的试验也宣告失败。
一百多次的失败让他们积累了非常难得的宝贵参数，他们认识到，以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以前只在相机与被拍颅骨的距离、颅骨俯仰正侧角度及照片上人机拍照距离和人面俯仰正侧角度等方面进行了探索，缺少对颅骨及人像各个标志点参数的研究。中国人颅骨上与生俱来的“生命印记”，必须由我们自己来研究确定。
兰玉文和才东升再一次进行照相重合检验。
首先，将失踪人巩秋生的生前照片翻拍成比例合适的负片（实物1/2大）。
接着，对现场提取的被害者的头颅骨按解剖位置进行覆盖，将其安装在一个能作各方位角度调整的托架上。将人像负片贴在照相机成像屏的毛玻璃上，按照人像的方位角度调整颅骨的角度，使二者头面部及五官各部位重合一致，拍摄颅骨像。
之后，他们对人像颜面标志线与颅骨像相应的标志线进行观察，发现除人像口角线（双口角点连线）与颅骨像上相对应的口裂线略有误差，这是因为凶手向机井里投掷石头时砸损所致，但其误差未超出变异范围。经对标志点的观察，对轮廓曲线的观察和对软组织厚度的观察，得出人像与颅骨像到达重合一致的结论。
最后，将拍摄的颅骨像负片及人像负片，按照颜面部软组织和颅骨的解剖学关系，在透光下进行颅像合成。当下颌骨和下颌区、牙齿和牙槽、鼻和梨状孔、眼和眶等解剖学上的相关位置全部吻合后，便将人像和颅骨像的负片固定在一起，印制出颅、像重合的检验负片。其中人像、颅骨像、重合像各一张。
1980年8月21日的下午，才东升和兰玉文拿着两张负片和一张新冲洗出来还潮湿沾手的重合照片来到局长室。
陶凌飞从两个人笑眯眯的脸上看到了满意的结果。那是一张颅骨像负片与巩秋生生前照片的负片重合在一起之后的照片。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巩秋生的颜面组织与颅骨的各自形态吻合一致的情况。刑事技术室据此做出了同一认定的结论，从而证明了井中的尸骨就是失踪人巩秋生。
根据审理工作的需要，侦查人员向曾经多次翻供的富占彪出示了巩秋生的颅像重合检验鉴定书及颅像重合检验照片。在科学的铁证面前，富占彪再也无法抵赖了。
富占彪是怎样下毒手的呢，事情要从头说起。
1973年5月的一天，开原县庆云堡公社老虎头大队响起了喜庆的鞭炮，从部队退伍才两个月的巩秋生将沈阳“上山下乡”女知识青年吴玉莲娶进家门。姑娘二十四岁，模样尚可，人挺大方。
厮磨了一段时间，随后的日子就平淡下去，新婚的欢乐逐渐减少，小两口不时还闹点摩擦。他们有了一个女孩，屋子里增添了孩子的笑声，也增添了大人的吵闹声。
吴玉莲感到丈夫性情软弱，干活的时候他懒惰，玩扑克的时候他有劲头，脱下鞋子两脚臭气熏天。令她最不能忍受的是，那么大的一个人，竟然像个孩子常常流大鼻涕。
在巩秋生的眼中，媳妇也不像刚结婚那阵子对自己温情体贴了，而是好吃懒做，爱串门子，根本就不下地干活。
吴玉莲越来越看不上丈夫巩秋生，她给孩子和自己做好的吃，给巩秋生做苞米面大饼子加咸菜。即使这样，吴玉莲还要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巩秋生却不在乎，不管怎样这是他们的家，所以他宁可逆来顺受，并不吭声。但是，有一件事他无法忍受——队上传出了闲话，说是自己的媳妇与邻居男人有点“那个”。他很恼火，却也没有办法，唯一能做到的是搬家，惹不起还躲得起。
哪知这个家没有搬对，远离了狐狸却挨近了豺狼。
第二生产队的队部里住着一个男人叫富占彪，四十多岁，十多年前媳妇跟他离了婚，扔下一个儿子。没有女人的日子当然很难，有了缝缝补补的针线活他就来找新邻居吴玉莲帮忙。这样一来富占彪有事没事都在巩家赖着，先是陪巩秋生打扑克，后来又教巩秋生推牌九。在此之前巩秋生只是打扑克玩，不耍钱，自从结交了富占彪后他就沾上了赌瘾，有时候就在自己家里设局抽红。
既然成了赌友，两个人就不分你我了。富占彪时常拎着酒瓶子到巩家来痛饮一番，甚至酒足饭饱之后还就睡在巩家。巩家好像多了一个成员，大事小情富占彪都要跟着掺和掺和，让街坊们目瞪口呆。富占彪这个人，一贯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样样少不下。而且心狠手黑胆大妄为，多次为一点小事便出拳抡棒殴打本队社员，不算一霸也算一毒。人们看见巩秋生与富占彪“亲如一家”，不免为巩秋生捏一把汗。
巩秋生在公社砖厂当电工，负责看管空压机，值夜班是经常的事。每逢这时，富占彪照去他家不误，其中的内容只有天知道了。
巩秋生因为富占彪与自己媳妇吴玉莲的过分亲密而发火，是在一天下午。他打完扑克回来，还没走进院子就听见屋子里传出了一对男女调笑的声音。待他迈进房门，看见富占彪与自己的媳妇吴玉莲如青藤缠树一般逗弄着，心里十分恼怒。富占彪见巩秋生进了屋，脸已气得煞白，就松开手搭讪两句急忙走了。
巩秋生质问吴玉莲：“富占彪来干什么？”
吴玉莲手里举着10元钱说：“他来还钱，这不是吗！”
巩秋生怒气不减，又问：“你们怎么黏黏糊糊的？”
吴玉莲说：“他不给，我去抢，就这么回事！”
巩秋生说：“你们的事别当我不知道！”
吴玉莲比他还横，骂道：“捉奸捉双，你没抓住双就别放屁！”
巩秋生再也忍不住了，挥起拳头就要开打，吴玉莲见势不妙便夺门而逃。巩秋生怒气不减，操起一把菜刀追了出去，吴玉莲边跑边喊：“救命啊！杀人啦！杀人啦！”
半路上一个社员把巩秋生给拦住了，并且好言相劝，最后把他劝回了家。
到了晚上，吴玉莲抹着眼泪回到家来。没多久，富占彪拎着一瓶酒也进了屋。他拍着巩秋生的肩膀说，我和玉莲实在是为了钱的事，你干嘛疑神疑鬼的，我是那种人吗？来，咱们喝一盅，消消气。吴玉莲赶紧炒菜放桌子。二人喝到眼珠发红的时候，富占彪猛地把酒盅往桌上一蹾，冷笑着说：“就你这样还敢杀人？”
巩秋生抬起头，看见富占彪眼里射出一股杀气，便什么话也没说。
夫妻吵架的第二天，有人看见吴玉莲与富占彪在庆云堡公社市场的一个角落里相会，样子鬼鬼祟祟的，像在合计什么。
过了三天，也就是1977年2月13日，阴历腊月二十六，巩秋生在周庆山家玩了大半天扑克，看看天已经黑了，就推牌回家吃饭去了，临走时答应晚上过来给他家拧铁丝帘子，还让周家准备好铁丝和钳子。
没等进院他就闻到煎炒烹炸的香气，进屋一看，桌子上热气腾腾摆着好几盘菜，吴玉莲也是脸上带笑。这是平日没有的事，可能是快过年了吧。巩秋生心里乐滋滋的，问孩子哪去了。吴玉莲说，做饭孩子闹，我送邻居家去了。巩秋生并没在意，脱鞋上炕坐在桌旁先吃了口菜，菜好香。
吴玉莲坐在巩秋生的身边，给他倒了一盅酒，脸上挂满了说不清的笑容，手也温柔地在他身上抚着。
“喝吧，今晚你放开量喝……”
两个人好久没有这么亲热了，而且媳妇坐在跟前殷勤斟酒也是不曾有过的事，真让巩秋生神魂颠倒。这样，一盅接着一盅，温情加上酒精，巩秋生很快就脑袋发沉，睡意涌了上来。他放下酒盅，穿鞋下地，趔趄着走到对面北窗下的炕上躺下了。
巩秋生躺了一会儿，感到身下的小炕热得难受，便脱下棉衣棉裤只穿秋衣秋裤（脚上的尼龙袜子没脱，这是他的习惯)，重新躺下。可能是脱衣服折腾的，也许是想着过年的事情，甚至也不排除在回味刚才媳妇那甜蜜过分的神情，总之他眼望着棚顶迟迟不能入睡。
吴玉莲坐在南炕上心神不定地望着窗外，很快就看见富占彪手里拎着一把斧子悄悄地走进院门。她急忙下地迎了出去，小声告诉他：“那个死鬼还没有睡着呢，你等一会儿再来。”
富占彪很不耐烦地退了回去。
这时候大约是九点多钟，天色漆黑漆黑的，几颗暗淡的星星闪着寒冷的清光，西北风吹过墙头发出呜呜咽咽的鸣叫。
巩秋生望了一会儿棚顶，拉过被子蒙上头准备睡去，正在要睡未睡迷迷糊糊之际，忽听头上咔嚓一声震响，有什么东西砍到北窗台的木头台板上折断了。他掀开被子一看，惊得浑身冒出了冷汗——原来是富占彪眼冒凶光在用斧子劈他！
富占彪太紧张，砍得太急，用力太猛，斧头竟然砍到窗台上去。人没砍着，斧子把却一下震断了。
巩秋生醉意全无，起身扑了过去，同富占彪厮打起来。两个人手中都没有家伙，肉搏战从里屋空地打到外屋锅台旁边。巩秋生年轻力壮，渐渐地占了上风，富占彪体力不支勉强招架，却还不想逃跑。就在富占彪将要被摁倒之际，却不料神差鬼使，巩秋生一脚踩进灶坑里，身子一歪坐到锅台上，把一个好大的铝制锅盖给坐瘪了。富占彪趁这个机会抽出双手，摘下墙上挂着的一把镰刀，连连向已经直起了身子却还没有站稳的巩秋生头上砍去。巩秋生被砍得哀叫一声，脑袋鲜血喷涌，颓委地坐到锅台上。富占彪这工夫扔下镰刀操起菜墩上的菜刀在巩秋生的脖子上使劲劈了两下，只见巩秋生呼地喷出一口气，身体抽搐几下便不动了。
富占彪浑身是血，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了，便瞪着血红眼睛冲着吴玉莲喝道：“看什么，快下手哇！”
吴玉莲连忙到门后抓起一把铁锹，往巩秋生毫无反应的身上连砍了几下。
巩家是独门独院，邻居住得都远，因此发生在巩家的这一场血腥搏杀无人知晓。
喘息片刻，两个人找来一大块塑料薄膜，将巩秋生的尸体包裹起来，拖到在西房山开门的仓房里去。回到屋里，他们用灶灰掩盖地上的血污，刷掉墙上的血点，一直干到凌晨3点钟。
富占彪钻进黎明前的黑幕里，溜回他所居住的队部休息，吴玉莲则在充满血腥恐怖的屋子里呆呆地坐着，回想着刚才砍杀丈夫的一幕又一幕骇人的情节。直到天色大亮户户炊烟的时候，她才起身去灶口烧水，熊熊的火焰像巩秋生的喷出的鲜血，让这个女人浑身发抖。这时候大门外响起了周庆山老伴极不满意的咚咚咚的敲门声，吓得她瘫坐在地上久久没敢出声……
富占彪回到队部躺在炕上始终无法睡着，他觉得巩秋生的尸体放在吴玉莲那里早晚得暴露，天亮后便到村外四处转悠，要寻找一个隐蔽的藏尸之处。有的地点可以，就是隆冬时节天寒地冻，土坑挖不深，尸体埋不住。一直转悠到第三天，他发现村南二里地外有几眼废弃不用的机井，有的已被砂石填住了，有的黑洞洞深不见底。富占彪这时候连自己的眼睛都不相信了，捡起块石头扔进去，听到咕咚一声水响，不禁大喜。当他站起身子再一次打量这眼机井时，才发现井口太小，人塞不进去，于是他就想到了碎尸。
2月16日，农历是腊月二十九，巩秋生被害的第三天。夜深人静的时候，吴玉莲打开仓房，富占彪在蜡烛摇晃的微光下用一把新买的菜刀将巩秋生僵硬的尸身肢解零碎，然后趁夜黑分两次运到村外，连同杀人凶器一起投到事先看好的那眼机井里。
巩秋生的女儿年仅三岁，一个人无法在家，吴玉莲便背着她跟随富占彪冒着呼呼的北风跑了两趟。小孩子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连哭都没敢哭出声来。
第二天下午，富占彪害怕巩秋生的尸块漂浮上来，又溜到那眼机井前看看，结果看见有一片黑糊糊的东西在飘着——那是巩秋生人头上的头发——就像巩秋生直立着身子站在水里一样！杀人不眨眼的富占彪吓得胆战心惊，以为巩秋生还能活过来找他算账，双腿一软就跪了下去，冲着井口磕了几个响头，然后赶紧慌慌张张地跑回村去。
本村有一处盖房的宅基地，旁边堆着不少石头。这天夜里，富占彪用麻袋偷偷地装些石头运到村外投到机井里，石头太沉，他接连运了四次。
谎言加上碎石，巩秋生便正当而神秘地消失了。
这以后，两个恶人过了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可是，巩母不断地打听并寻找儿子的下落，他们不得不继续去做掩人耳目的事情。除了一再重复说过无数次的谎言以外，他们想把假相做得逼真一些，便由吴玉莲口述、富占彪执笔，模仿巩秋生的口气写了一封家信，由富占彪带到黑龙江的逊克县军马场邮寄回来。过了些日子，富占彪又去了一趟黑龙江的嫩江，在那里用巩秋生的名字寄回50块钱，从而蒙骗了巩母和众人。
吴玉莲以为从此天下太平，便不顾廉耻和富占彪公开同居。这一下激怒了巩母以及巩的亲属，吴玉莲担心事发，带着女儿偷偷地跑了，跑得无影无踪。
兰玉文和才东升做颅像重合试验的时候，开原县公安局接到黑龙江省桦川县公安局拍来的紧急电报，称他们那里发现一个与追捕通报对象极为相像的女人，请他们派人前去辨认。开原县公安局立即派人前往，将已更名改姓并且嫁人的吴玉莲抓获归案。
经审讯，吴玉莲在供词中所说的作案细节与富占彪在的供词里所说的完全一致。
1980年12月，富占彪和吴玉莲双双被判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