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河镇的青石板路总在梅雨季泛着油光。刘三爷的灯笼铺就窝在镇东头的拐角，两扇脱漆的木门常年半掩着，像老人缺了牙的嘴。铺子里的竹篾味混着桐油香，在湿漉漉的空气中结成团，撞得路人鼻子发酸。
三爷扎灯笼的手艺是祖传的。红纱糊的走马灯能转三天三夜不歇气，白绢制的孔明灯能飘过三座山头。镇上人说，刘家的灯笼芯里藏着火狐狸的魂，要不怎的连县太爷嫁女，都特地差人抬轿子来订三十六对龙凤灯？
这日晌午，三爷正给新糊的鲤鱼灯描鳞片，忽听得门外铁皮喇叭震天响。七八个穿灰制服的青年拥着个戴眼镜的胖子，那胖子手里举着洋铁皮卷的喇叭筒，脖上金链子晃得人眼花。
“父老乡亲们！”喇叭筒喷出的声音带着金属刮擦的刺响，“临河镇要通电了！往后夜里亮堂堂，再不用点那熏眼睛的油灯！”
三爷的狼毫笔尖一颤，金粉抖在鲤鱼眼珠上，倒像给鱼哭出两行泪。
当夜，三爷蹲在灶房熬浆糊。儿子福生缩在门槛上，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报纸：“爹，上海滩的霓虹灯管会变色哩！咱这灯笼......”
“霓虹灯？”三爷抄起搅浆糊的木棍，“那玩意夜里跟鬼火似的，照得人脸发青！”说着朝墙角一指，那里堆着三只裂了口的灯笼架——都是被昨夜试装的电灯泡烤焦的。
福生咽了口唾沫。他上月刚去省城见过世面，回来看什么都像蒙了层灰。此刻盯着阿爹佝偻的背，突然觉得那盏祖传的桐油灯，竟照得满屋都是皱纹。
第一盏路灯亮起来那晚，全镇人挤在街口看稀奇。三爷缩在铺子里，听着外头此起彼伏的惊叹，把三十年的账本翻得哗哗响。账目一年比一年瘦，去年冬至卖出的丧事白灯笼，竟比红喜灯多了二十对。
转机来得猝不及防。那日晌午，铺子里闯进个穿西装的男人，后头跟着两个抬木箱的伙计。男人自称是上海永安公司的采办，开口就要订五百对走马灯。
“洋人办博览会，专要中国老物件。”男人掏出手帕擦汗，露出腕上明晃晃的金表，“刘老板开个价？”
三爷的指节在算盘上僵住了。五百对！就是把手指扎烂，也得扎上小半年。可当听到那个比灯笼铺三年收入还高的数目时，老头的喉咙里发出风箱漏气般的声响：“接！今夜就开工！”
福生却被那口木箱惊住了。掀开盖子，里头是成捆的薄铁皮，印着“德国制”的钢印在阳光下泛冷光。“这是新式灯笼架，”西装男人笑道，“比竹篾轻便，糊上绢布三天就能交货。”
三爷的烟袋锅子“当啷”砸在地上。
头三天，三爷死活不肯碰铁架子。第四天，福生发现阿爹蹲在后院，正把竹篾悄悄往铁架里塞。“总得留点筋骨。”老头嘟囔着，像在给祖宗赔罪。
交货那日，三爷盯着成堆的走马灯发怔。铁架子轻得能飘起来，红绢布薄得像层皮，可永安公司的人笑得满脸褶子：“好！这才是现代化改良！”
当夜，三爷破天荒灌了半斤烧刀子。朦胧间望见祖爷举着灯笼立在床头，那灯忽地变成铁皮匣子，喷出蓝汪汪的电火花。老头惊坐而起，摸黑在祖宗牌位前磕了三个响头。
变故发生在霜降那夜。镇上首富赵老爷做寿，六十盏红灯笼刚挂上房檐，西北风卷着铁皮灯笼撞作一团。有目击者说，最先爆开的灯笼里蹿出团绿火，眨眼间连成火蛇。等救火队抬着洋水泵赶到时，赵家大宅已烧得只剩个空壳。
三爷是在警局里醒的。冰凉的手铐硌得腕子生疼，耳边嗡嗡响着“蓄意纵火”“封建余孽”的字眼。福生在外头哭喊：“德国铁皮不耐热！绢布掺了化学染料！”却被穿皮靴的警察一脚踹在腰眼。
腊月里的探监日，福生裹着破棉袄，隔着铁栅栏递进个油纸包。“永安公司的人跑了，”他压低声音，“听说那批灯笼在轮船上就着了火，烧了半个货舱。”
三爷没接包子，只死死攥住儿子的手：“后院槐树下......埋着你太爷传的竹刀。”
第二日清晨，狱警发现老头蜷在墙角，手里攥着片锋利的竹篾。地上用血画了盏灯笼，火苗子歪歪扭扭的，倒像在笑。
开春时，临河镇通了电车。穿旗袍的摩登女郎倚着车窗，忽然指着某处惊呼：“看！灯笼铺的废墟里长出新竹了！”
众人望去，但见焦黑的梁柱间，一丛翠竹破土而出。竹叶沙沙摇着，恍惚间竟似万千灯笼在风中转。有老辈人窃窃私语，说月圆夜能听见竹林中传出削篾声，还有忽明忽暗的火光，像极了走马灯里流转的戏文。
福生此刻正在上海码头扛货。他怀里揣着阿爹的竹刀，每走一步，刀柄就硌得心口发疼。远处外滩的霓虹灯明明灭灭，照得黄浦江成了条淌着血的河。
十年后，某洋人办的“东方奇观展”上，盏残缺的竹骨灯笼被摆在玻璃柜中。标签写道：“中国传统照明器具，因电力普及自然淘汰。”
没人注意到灯笼纸上斑驳的暗红色，像极了某个老匠人最后画的火苗。展馆外，最新式的霓虹灯牌正闪烁着一行血红的英文：PROG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