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凌晨,德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布德国联邦议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以28.6%的得票领先其他政党,在选举中获胜。

此外,极右翼的德国新选择党获得20.9%的得票,较上次大选近乎翻倍。现任总理朔尔茨所在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得票率为16.4%,排名第三;绿党以11.6%的得票率位居第四;左翼党的得票率为8.8%。

根据预测,联盟党主席、总理候选人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将被提名为德国新任总理。默茨表示希望能在八周内组建新一届德国联邦政府,“我们必须打破(政治)僵局,希望能够尽快做到这点”。


2月23日,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在柏林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联盟党作为中右翼稳健派老牌政党,重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将给德国带来哪些改变?新政府的组阁谈判将如何展开?外交方面有哪些需要着重注意?围绕上述问题,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接受记者采访。


丁 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上海欧洲学会会长

记者:能否请您分析联盟党获胜的关键因素?

丁纯:这次联盟党(基民盟/基社盟)的胜利,既有自身优势,也离不开执政联盟的失误。当前的红绿灯联盟(社民党、绿党、自民党)面临内忧外患:疫情余波、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经济疲软、移民问题激化、通胀高企、社会分化加剧……这些问题削弱了选民对执政党的信任。

作为传统大党,联盟党相较而言以擅长经济治理著称,民众对其政策框架更熟悉,这在经济困境中尤为关键。此外,默克尔时代积累的“执政疲劳”也曾在2021年让社民党意外胜出,但如今选民再次转向更稳定的选择。

记者:如何看待德国政局的“碎片化”?极右翼的新选择党为何跃升为第二大党?

丁纯:碎片化问题确实存在,但德国通过“5%门槛”选举制度安排抑制了小党泛滥,也在一定程度遏制了碎片化的趋势。本次选举瓦根克内希特联盟(瓦盟)4.97%以及自民党4.33%的支持率,由于未过5%的门槛,瓦盟和自民党将无法进入下一届联邦议会。

真正的挑战是极右翼新选择党的登堂入室。它首次成为联邦议院第二大党,得票率较上届翻倍,这一定程度反映出民众对现行移民政策、经济困境的不满,以及欧洲右倾思潮的蔓延。尽管其他政党仍坚持“防火墙”原则,拒绝与其合作,但选择党作为反对党可通过议题设置间接施压——例如推动执政党收紧移民政策,逼迫主流政党被被作出相应回应。

记者:这种影响力是否可能倒逼主流政党“右转”?

丁纯:确实存在这种风险。例如,联盟党近期提出限制移民的法案,虽未明言,实则与新选择党的主张部分重叠。这显示主流政党在选票压力下可能妥协。但另一方面,德国社会反极右的声浪同样强大,近期大规模游行便是证明。关键在于,新选择党能否进一步“去极端化”。

目前,其领导人魏德尔的特殊身份标签与其纲领存在矛盾,这或许暗示党内试图软化极端形象,但效果尚不明朗,并没有看到其“中心化、正常化”的实际努力,更多的是由于其口号与主张所带来的“时势造英雄”。

新选择党的崛起并非孤例。从意大利梅洛尼到荷兰自由党,右翼势力正利用移民危机、经济焦虑和身份认同问题扩大影响。但德国案例的特殊性在于,其极右翼与主流间的“防火墙”尚未崩塌,社会反制力量依然强大。未来,主流政党能否有效回应民众诉求,而非简单“右转”,将决定欧洲政治的走向。


记者:接下来,新政府的组阁谈判将如何展开?各党分歧点可能集中在哪些领域?

丁纯:最可能的组合是“黑红大联盟”(联盟党+社民党),两者合计席位可以实现过半,且历史上多次合作。另一种可能性是,“黑红联盟”也可能联合绿党,但双方在能源政策上分歧显著,绿党主张激进环保,坚持淘汰核能,联盟党则强调务实,认为核能是过渡期必需等。此外,税收与移民政策也是矛盾焦点——联盟党倾向减税刺激经济,社民党和绿党则主张福利再分配。

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重振经济。联盟党推崇自由市场经济,主张松绑中高收入群体税收以激发活力;而社民党与绿党更关注社会公平,倾向于补贴中下层,涉及债务刹车等的争端。这两种思路本质对立,如何调和将是组阁的关键。此外,能源成本高企、产业竞争力下滑等结构性难题,均需新政府拿出切实方案。

记者:外交层面,德国新政府将如何调整对美、对欧关系?

丁纯:对美关系面临最大变数。特朗普公开支持选择党,并抨击德国“依赖美国保护”,这种裂痕短期内难以弥合。舒尔茨政府已表态将强化欧洲自主防务,甚至寻求英法核保护伞,这标志着德国安全战略的历史性转向。

在欧盟内部,德国需重拾领导力,尤其在俄乌冲突、能源安全、产业补贴等议题上。但经济疲软可能限制其行动能力——若德国自身财政捉襟见肘,便难以为欧盟集体项目提供足够支持,这也是体现了德国重振经济的重要性。

德国也在各方诉求下,有了突破“战后封锁”走向正常化的可能性。俄乌冲突迫使德国突破“军事克制”传统,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甚至讨论“核保护伞”。从历史角度看,这是二战后的重大转折,尽管德国强调“责任而非霸权”,但部分国家仍警惕其“坐大”。然而,当前欧洲的安全危机需要德国承担更多责任,这种“被动正常化”或许会成为未来的常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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