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星辰，有人用它照亮青史，有人却在暗夜中熄灭了光。
- 气节：古代文人的精神图腾
商朝末年，周武王姬发联合诸侯讨伐纣王，商朝灭亡，天下诸侯遂以周为宗。
伯夷和叔齐却认为，纣王虽残忍暴虐，但武王不应以暴易暴。
二人以归顺周朝为耻，隐居不出，采薇为食（野菜），最终饿死在首阳山，以身殉节，留下千古流芳的士人风骨。
“采薇首阳山，饿死骨如柴。不食周粟者，青史独徘徊。”
这可能是最早关于气节的故事，伯夷与叔齐的选择，成了中国文人精神的原点。
孔子称其“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孟子后来也提出“舍生取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几千年来文人士大夫虽屡有寡廉鲜耻、蝇营狗苟之徒，但历代也从不缺乏有良知和气节的士人，直到清朝时期才画风突变。
明末党争虽然激烈，但士风犹存，如杨涟、左光斗、黄道周，皆以死明志。
即便明朝灭亡之后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或组织抗清，或拒不仕清。
钱谦益在南明弘光小朝廷覆亡时带头降清，晚年自知大节有亏，作文自责说:明亡“濒死不死”，降清“偷生得生”，一生“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
诗人吴梅村入清仅作了一任国子监祭酒，临死时用“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为自己做了结论。可见气节在当时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
满清入关后，到了雍正、乾隆时期，士人却普遍趋炎附势，不敢直言，阿谀奉承者甚众。曾经的铮铮铁骨，竟化作粉饰太平的歌舞升平。
清朝士风不断卑下的过程在孙嘉淦身上最为典型。
- 一个“硬骨头”文人的黑化史
孙嘉淦是山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进士,点翰林。
他出身贫寒，却有一副铁骨。雍正帝初即位，孙嘉淦便上书痛陈时弊：“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
这三条建议，条条踩雷：“亲骨肉”暗讽雍正对兄弟赶尽杀绝（九子夺嫡余波）；“停捐纳”断了朝廷卖官财路；“罢西兵”更是直接打脸皇帝的边疆政策。
雍正帝暴怒：“翰林院容得下这狂生吗？”若非大学士朱轼力保，孙嘉淦早已人头落地。
他被贬至国子监，却仍头铁不改，屡次上书论政，最终被革职问斩。刑部刀都架脖子上了，雍正突然改口：“这人虽然讨厌，但清廉，去管银库吧。”
刚直不如听话，清廉不如会跪。
乾隆继位后，孙嘉淦被重新启用，但孙嘉淦此时已经学“乖”了，他上著名的《三习一弊疏》，表面劝谏帝王“修身”，实则暗指权力集中之弊。奏疏依旧犀利，语气已经缓和多了，裹上一层儒家的温良外衣——这是他在文字狱阴影下的第一次妥协。
此时的孙嘉淦,还具备士人独立思考、遇事敢言、廉洁自守、耿介憨实的传统品格，但昔日的锋锐已被专制淫威消磨得开始圆滑起来。
孙嘉淦原本非常注重名节，喜欢著书，作翰林时写了一本《春秋义》，刊行后被雍正帝训斥了一顿，他又怵于身边屡屡发生的文字狱，不仅把《春秋义》连同书板烧了，其它著作《诗删》、《南华通》也付之一炬。
文字狱的刀悬在头上，文人只能焚书自宫。
乾隆朝孙嘉淦居官更加谨慎，他仍然上疏建言，但谈的多是如何禁酒，怎样治河。
为自保，他还搞了一套官场生存八约：“事君笃而不显，功藏于无名”——翻译成白话：干活要低调，功劳归领导。
士人的风骨傲气早已消散殆尽，自我阉割，主动消解个体价值以迎合皇权秩序。
孙嘉淦到了晚年，更善于逢迎帝旨，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已悄然而至。
乾隆十六年（1751年），社会上流传着一份伪托孙嘉淦名义撰写的奏稿。
该奏稿长达万言，痛斥乾隆南巡劳民伤财、朝政腐败，还对朝廷的一些政策和官员的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这份伪稿传播范围广泛，乾隆得知后极为震怒，下令各地督抚追查伪稿的来源。
全国追查时，孙嘉淦被吓得心惊肉跳，面对着围在身边哭泣的妻儿，深悔以前不应遇事陈奏，沽名钓誉。
他说：“过去雍正皇帝和现今皇上屡戒我好名,伪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什么假托我的名字而不假托别人的名字?我真是罪无可辞!”
这个检讨太深刻了，在他身上中国文人“士”的影子已荡然无存了，他留给世人最后的印象竟是个媚态十足的政治奴才。
从“狂生”到“罪臣”，从焚书到自污，孙嘉淦的黑化史，恰是清朝士风的死亡标本。
- 历史的耳光：杀死了气节，也杀死了自己
清朝通过文字狱、禁书运动等手段，将文化领域彻底纳入政治管控。
如雍正、乾隆时期，文字狱案件不仅针对反清言论，甚至将日常言论、学术研究泛政治化。
清廷刻意摧毁士大夫的独立人格，要求大臣“朝见长跪，夕见长跪”，将臣子视为犬马，最终形成“一人为刚，万夫为柔”的奴才文化。龚自珍痛斥“士不知耻”正是对这种精神矮化的批判。
据统计，清朝文字狱总共170多起，康熙和雍正时期各20起左右，但到了乾隆朝多达130多起。
从康熙四十八年孙嘉淦步入仕途，到乾隆十八年他在追查伪稿的政治风涛中惊惧而亡，正是中国封建专制逐渐达到顶峰的时代。
雍正通过《御制朋党论》将朋党定义为“首恶大罪”，将传统士大夫的政治结社行为彻底污名化。
科甲出身的官员若被指“结党”，即便只是同年进士间的正常交往，也会遭到严惩。如李绂因替科甲官员辩护被贬，谢济世注解经书被指“讥刺时政”流放。
雍正以“妄议朝政”罪名打击讲学结社，导致黄宗羲、顾炎武的经世学说转入地下。书院讲学内容被限定为《性理精义》等官方教材。
这种环境迫使士大夫焚毁私人著述，通过李绂案等事件，雍正将传统的“清议”定义为朋党行为。翰林院从政治智库退化为文字服务机构，詹事府官员被禁止议论时政。士大夫的奏折多流于歌颂圣德。
乾隆帝步其后尘，继续用文字狱诛锄士人的“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海滓心”，不到臣工全都俯首贴耳，庙堂永绝逆耳之音,则誓不罢休。正如后来龚自珍所说的:“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结果“一人为刚，万夫为柔”。
终于，一代代帝王不懈努力的集权下，皇帝可以“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
帝王的权威固然树立起来了，讲究气节、风骨的文人，也从“士大夫”变成了“磕头虫”。
道光朝曹振镛恩遇最隆，以大学士授军机大臣，俨然真宰相。门生弟子请教为官之道，他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当时有人写了一首“--剪梅”专门揭露官僚们的种种丑态: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在朦胧，议也'毋庸’，驳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某种程度上，儒家气节观强调独立人格、道义坚守和社会责任感。
明清易代后，士大夫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理想逐渐崩塌。
高压环境下，“立功”风险极高，士人转向“立言”以求自保，如顾炎武著书立说、王夫之隐居著述。
但这种转向也导致文化创造力萎缩，士人群体陷入“非政治化”状态，甚至催生“犬儒主义”——既愤世嫉俗又无力改变现实。加之经济凋敝、鸦片泛滥等社会问题，士人生存环境恶化，进一步加速道德滑坡。
清朝士风卑下的根本原因在于皇权绝对化与文化工具化的共谋：统治者通过高压政策摧毁士人独立精神，利用科举和官僚体系将其驯化为统治工具，最终导致“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龚自珍语）。
从孙嘉淦的悲剧到曹振镛的“磕头学”，清朝用百年时间证明：当权力碾碎知识分子的脊梁，最终埋葬的不仅是气节，更是一个时代的灵魂。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