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外交官不仅要面对国际问题，也要面对国内纷乱的内政，这是每一个外交官无法回避的问题。顾维钧的外交生涯经历了从袁世凯到皖系、直系、奉系，一直到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以后。
他的经历，在那一代外交官中是绝无仅有的。和他同时代的外交家，比如王正廷、颜惠庆、施肇基和王宠惠，上世纪30年代后期都已经开始退出外交舞台，他还是在外交领域活跃。
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政府，顾维钧有一段时期很深地卷入到国内政坛中。之所以卷入政坛，当然也有外交上的原因。他在华盛顿会议（1921年11月－1922年2月）上谈到我们要恢复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列强都表示同情，但是都认为：现在中国太乱，南北没有统一（南方还有广州政府），这时候说关税自主、收回领事裁判权，为时尚早。
（《我的1919》剧照）
顾维钧后来说，当列强以这些话来回答的时候，他就感到非常惭愧。所以，顾维钧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样的话，外交上也更有实力和列强周旋。因为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在华盛顿会议上的表现，国内民众对他们是有希望的，希望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能够把他们在外交上的智慧和才干用到国内政治，使得国内政治能有一个好的局面。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顾维钧和一些留美人士进入了北京政府。因为他们多人都是有过外交背景，所以当时被人们称为所谓的“外交系”势力。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确实有按照西方模式来推进国内政治的愿望。实际上，在军阀操控的派系政治中，他们是被动的角色，他们自己的意愿无法实现。
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讲道：我们不参与他们之间的倾轧，超脱于各派系斗争之上，也就表明我们是超然的，各个军事集团像直系、奉系、皖系等，能利用我们这些文官，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没有卷入政治斗争，没有参加旨在统治国家的军事斗争。
但是，顾维钧的这番表白，并不是他参加北京政府当时的想法，而是在激烈派系斗争失败以后表示的对派系斗争的厌恶，这是他在卷入政治不算成功的一种经历以后的想法。
而且，当时人们并不把顾维钧认为是超脱于派系斗争之上的。我们如果看当时的报纸，有很多的分歧，尤其是胡适那样的自由派，对顾维钧卷入政治持批评态度。有的报纸甚至说“卿本佳人，奈何堕尘”。
正因为他卷入得非常深，我们可以看到，在国民政府打败了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垮台的时候，国民党通缉所谓“安福余孽”，顾维钧也是在名单上。这一经历让顾维钧了解了政治的险恶，也对他与国民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又卷入国内政治，在国内战争中站到了国民政府这一边，为国民党争取美援。他1946年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做大使，主要原因就是蒋介石认为顾维钧在美国有广泛的人脉，有很高的声望，由他来争取美援是最合适。
顾维钧这时候也看到国民党的失败，而且认为国民党失败有它自己的原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站在国民党这边，主要是由于他对国民党的对手共产党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共产党是一个受苏联影响的政党，他对共产主义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他站在国民党那边。
他也认为，像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还是要由新生力量来更新，这样的话才能更好地争取美国的援助。
所以，在1949年的年中，大概五六月份，顾维钧在美国极力鼓动胡适接受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一职，并且认为这是为接下来组成一个“自由主义者”为主的新内阁的第一步——最好是胡适来领衔，组成一个以留美学生为主的“自由主义者”新内阁来取代腐败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这样的话，美国就会给更多的援助，就可以“挽救”中国国内这样的派别。
从政治理念来说，顾维钧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是他推动新内阁的内在动因。
但是，在新内阁的几个关键角色中，顾维钧、胡适、蒋廷黻都在美国，其中蒋廷黻是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胡适当时正好在美国，以学者身份在访问。这几个人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的博士学位，都信奉自由主义，但是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态度有很大不同。
胡适有心推动政治进步，推动自由主义，但是他始终不愿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直接介入政治，所以他不愿意出任外交部长。蒋廷黻本质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他热心于投身政治，决心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推进自由主义的政治。顾维钧和他们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因为他是外交官，从事外交多年，所以处世行事上更具现实性，更懂得随机应变，在理念上不像胡适和蒋廷黻那样执着。
“新内阁”计划在推动的时候，顾维钧非常激进，但是因为蒋介石始终抱着权力不放，“新内阁”计划无法推行下去；当“新内阁”无法实行，必须要做出选择的时候，顾维钧没有太大困难又回到原先的立场上，认为蒋介石在中国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于是他继续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地办外交。而胡适、蒋廷黻和顾维钧不完全一样。
晚年顾维钧在出版回忆录的时候自己讲过：当办理重要对外交涉的时候，影响你考虑的首先应该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政治，更不能考虑自己在政治上的得失，不能牺牲民族利益，不能使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失；如果一个外交家有自己政治上的考虑，他的外交就比较危险。
实际上，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中最后阶段的对美外交，看起来是和他自己所批评的那些为党派与政治利益考虑的外交非常接近——他是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支持国民政府。
也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公布国民党战犯名单的时候，顾维钧是名单中唯一的驻外大使。在这份名单中，一共43个战犯，蒋介石当然是第一位的，顾维钧列在第22位，正好是中间位置，甚至排在宋美龄前面。由此可知，他当时在中共眼中也是一个一心为蒋介石政府效力的人。
这样，顾维钧成为罕见的既被国民政府攻击过又被共产党攻击过的政治人物，因为他是1928年被国民政府通缉的“北洋余孽”，到上世纪30年代北洋人物大都退出政治了，而他加入了国民政府，并且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后来又被共产党通缉。他是在近代中国史上罕有的被国共两党都通缉过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