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今人解《孟子》“口之于味”章，多与孟子在孟告之辩中提出人性之善、反对“生之谓性”统一起来，忽视了二者的差异。然而，朱熹晚年既认为孟子言性善是“论性不论气”因而有所不满，又对《孟子》“口之于味”章“亦言气质之性”给予充分肯定。与此相似，清儒俞樾把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区别开来，明确提出孟子言性善为“孟子蚤年之说”，而予以批评；同时又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而予以肯定。朱熹与俞樾的解读，虽二者之间多有差异变化，但对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作出分别对待，重视《孟子》“口之于味”章，或可为今人解读《孟子》所参考。
现代学者阐述孟子的人性论，无论是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还是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大多只重视孟子早年在孟告之辩中提出人性之善、反对“生之谓性”。其实，孟子晚年所撰《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章，不只是以仁义礼智言人之性，而且也以口目耳鼻四肢之欲言性。据此，牟宗三说：“依孟子，性有两层意义的性。一是感性方面的动物性之性，此属于‘生之谓性’，孟子不于此言‘性善’之性，但亦不否认人们于此言‘食色性也’之动物性之性。另一是仁义礼智之真性——人之价值上异于禽兽者，孟子只于此确立‘性善’。”在牟宗三看来，孟子并不否认人的动物之性，而是就“人之价值上”强调仁义礼智之真性而确立“性善”，从而将《孟子》“口之于味”章以口目耳鼻四肢之欲言性统一于孟子言性善，为学界所接受。事实上，朱熹在晚年时对孟子言性善“论性不论气”多有不满，同时又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亦言气质之性”而予以肯定。与此相似，清儒俞樾把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区别开来，明确提出孟子言性善为“孟子蚤年之说”而予以批评，同时又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而予以肯定。应当说，朱熹与俞樾的解读，虽二者之间仍有诸多差异和变化，但都将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区分开来，予以不同对待，重视《孟子》“口之于味”章，对于当今全面认识孟子的人性论，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孟 子
一
孟告之辩与《孟子》“口之于味”章
据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晚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之书，为孟子晚年所撰，记载了孟子一生重要的事迹和言论；既有“平日与诸弟子解说之辞，诸弟子各记录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论次之，如篇中诸问答之文是也”，又有“其不由问答，如《离娄》《尽心》等章，则孟子自撰也”，还有“与齐、魏、邹、滕诸君所言”以及宋句践、戴不胜、戴盈之等相问答，“盖亦诸弟子录之，而孟子论集之”。其中《告子》篇记述了孟子早年与告子就人性展开辩论，提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反对“生之谓性”；《滕文公》篇记述了滕文公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关于孟告之辩发生的时间地点，梁涛、刘宝才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先秦卷》认为，孟子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周显王四十一年（前328年），孟子45岁时，在齐国，“与告子就人性善恶、生之谓性、仁内义外等问题展开讨论”。周显王四十三年（前326年），孟子47岁时，在宋国“‘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使滕文公深受启发”。孟子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其实，关于孟子的生卒以及孟告之辩发生的时间地点，元明清历代都有过讨论。元程复心《孟子年谱》认为，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这个说法沿用至今。明代阳明后学季本撰《孔孟事迹图谱》，认为周显王三十一年（前338年），“孟子自齐之宋，与宋句践、戴盈之问答，当在此时”。又说：“孟子居宋，疑必有上下之交。如‘尊德乐义’，为宋句践言之；‘什一，去关市之征’为戴盈之论之。郜为宋灭，其子孙为告。告子之相见，疑即此时，而‘性善’微旨，王道大端，必有以开示宋之君臣矣。”在季本看来，孟告相见当在孟子去齐之宋之时。季本的说法影响很大，为清儒朱彝尊《经义考》所载。
清儒熊赐履《学统》认为孟子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前385年），并且说：“周显王三十一年，孟子适宋，语宋臣戴不胜广进善，戴盈之去关市之征，宋臣不能从。有告子者，实不知性而妄言性，曰：‘性犹杞柳也。’又曰：‘性犹湍水也。’又曰：‘食色，性也。’又曰：‘生之谓性。’孟子并开示之。大都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孟子曰‘性善’，告子禅宗，而孟子儒宗也。周显王三十二年，孟子在宋，时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显然，熊赐履赞同季本《孔孟事迹图谱》提出孟告相见当在孟子去齐之宋之时。按照熊赐履的这一说法，孟告之辩时，孟子约48岁。
清儒狄子奇《孟子编年》认为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前372年），周显王四十三年（前326年），孟子去齐之宋，“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照此推算，“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约47岁。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儒家大多认为孟告之辩发生在孟子去齐之宋之时，孟子约47或48岁。与此稍有不同，今之不少学者以为孟告之辩的地点可能发生在齐国，时间更早。无论如何，相对于孟子晚年撰《孟子》，无论是孟告之辩还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都发生于孟子早年。
然而，区别孟子论人性之早晚不同，不仅要以时间之先后为据，而且要研究其人性论思想是否有差异和变化。孟子晚年所撰《孟子》，其中《告子》篇记述孟告之辩，孟子提出“人性之善”，反对“生之谓性”；《滕文公》篇记述滕文公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还有最后《尽心》篇表述了孟子晚年对于人性的一些看法。其中《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章载孟子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既讲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之道，则以仁义为先，礼节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谓性也”，又讲仁义礼智和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之道，则修仁行义，修礼学知，庶几圣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听命，故曰君子不谓命也”。也就是说，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为人之性，仁义礼智和天道亦为人之性，但君子不称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为人之性，而是遵循仁义礼智之性，“修仁行义，修礼学知”，或者如杨伯峻《孟子译注》所说“努力去顺从天性，求其实现”。这与孟子在孟告之辩中所提出的观点至少存在两点差异。
其一，在孟告之辩中，孟子不赞同告子所谓“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而明确提出“人性之善”，反对“生之谓性”。与之不同，《孟子》“口之于味”章既明确讲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性也，有命焉”，又讲仁义礼智和天道，“命也，有性焉”，不仅明确讲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之性，而且没有提及这样的人性是善还是不善，与告子所谓“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生之谓性”“食色，性也”相通。
其二，在孟告之辩中，孟子无论是不赞同告子所谓“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善”，还是提出“人性之善”，反对“生之谓性”，都只是从事实上讨论人性是什么以及人性善或不善的问题。与此不同，《孟子》“口之于味”章不仅讲人之性，而且还与“命”结合起来；既肯定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之性，又强调“有命焉，君子不谓性”；既肯定仁义礼智、圣人之于天道是“命”，又强调“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就是说，既从事实上讲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之性，又从价值上强调君子不称之为人之性；既讲仁义礼智和天道为人之性，又强调遵循仁义礼智和天道之性以求得人性的实现。
如前所述，牟宗三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并不否认人的动物之性，而是就“人之价值上”强调仁义礼智之真性而确立“性善”，从而与孟告之辩中孟子提出人性之善、反对“生之谓性”统一起来。这样的解读，虽然其中有合理之处，但是将《孟子》“口之于味”章与孟子提出人性之善统一起来，不仅与《孟子》“口之于味”章实际上并没有提及人性是善还是不善的不相一致，而且忽视了《孟子》“口之于味”章肯定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之性，与孟告之辩中孟子提出人性之善则是要反对“生之谓性”之间的差异，也忽视了《孟子》“口之于味”章不只是讲仁义礼智为人之性，而是更为强调遵循仁义礼智之性以求得人性的实现，与孟告之辩中孟子提出人性之善之间存在的差异。
二
宋儒朱熹的解读与后学的误读
北宋二程论人性，讲“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反对将性与气分离开来各执一偏，为此，他们不赞同孟子对“生之谓性”的批评。程颢说：“‘生之谓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可见，程颢认同告子的“生之谓性”，不赞同孟告之辩中孟子讲人性善。程颐说：“孟子言性，当随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谓性’为不然者，此亦性也，彼命受生之后谓之性尔，故不同。”还说：“凡言性处，须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谓性，论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为孟子问佗，他说，便不是也。”显然，程颐也肯定告子的“生之谓性”，但又认为其就气禀而言，不是就性之本而言。所以，他解《孟子》“口之于味”章，说：“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谓我须要得，是有命也。仁义礼智，天道在人，赋于命有厚薄，是命也，然有性焉，可以学，故君子不谓命。”又说：“‘仁之于父子，至知之于贤者’，谓之命者，以其禀受有厚薄清浊故也。然其性善，可学而尽，故谓之性焉。”既讲“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实际上是赞同告子的“生之谓性”，又讲仁义礼智之性本善，但更为强调“可以学”，讲“可学而尽”。显然，程颐不仅不赞同孟告之辩中孟子对“生之谓性”的批评，而且对《孟子》“口之于味”章有较多的肯定和深入的阐述。
与二程不同，朱熹《孟子集注》解孟告之辩，并不认同告子所谓“生之谓性”，强调：“告子不知性之为理，而以所谓气者当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无善无不善之说，纵横缪戾，纷纭舛错，而此章之误乃其本根。所以然者，盖徒知知觉运动之蠢然者，人与物同；而不知仁义礼智之粹然者，人与物异也。孟子以是折之，其义精矣。”可见，朱熹赞同孟子对“生之谓性”的批评。
然而，对于孟告之辩中孟子提出人性之善，朱熹的看法则有着前后的变化。朱熹《孟子集注》引述二程所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并且说：“盖气质所禀虽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学者所当深玩也。”《孟子或问》则说：“盖孟子之言性善者，前圣所未发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发也。”应当说，在《孟子集注》和《孟子或问》中，朱熹对孟子言性善虽认为其“不备”，但又予以肯定。他还在《孟子序说》中引述程子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然而又不可否认，朱熹《孟子集注》在肯定孟子言性善的同时，又讲“性虽本善，而不可以无省察矫揉之功”，《孟子或问》在讲“孟子之言性善者，前圣所未发也”之后，又接着讲二程之所言是“孟子所未发也”，似有用二程之言补正孟子言性善之意。
朱熹晚年更显露出对于孟子提出人性之善的不满。他说：“孟子说性善，他只见得大本处，未说得气质之性细碎处。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孟子只论性，不论气，但不全备。论性不论气，这性说不尽；论气不论性，性之本领处又不透彻。”“若只论性而不论气，则收拾不尽，孟子是也。若只论气而不论性，则不知得那原头，荀、扬以下是也。”甚至说：“只缘孟子不曾说到气上，觉得此段话无结杀，故有后来荀、扬许多议论出。”显然，朱熹晚年更为明确地以二程所言“论性不论气不备”来表达他对于孟子只是讲人性之善的有所不满，同时也以其所言“论气不论性不明”，批评荀子、扬雄的人性论观点。
不同于对孟子提出人性之善有所不满，朱熹《孟子集注》和《孟子或问》对《孟子》“口之于味”章给予了充分肯定。朱熹《孟子集注》解“口之于味”章，引程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愿，则是命也。不可谓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又引师曰：“此二条者，皆性之所有而命于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为性，虽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后五者为命，一有不至，则不复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处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显然，在朱熹看来，《孟子》“口之于味”章不仅肯定口目耳鼻四肢之欲与仁义礼智和天道“皆性之所有而命于天者也”，而且更为强调不可据此而求得口目耳鼻四肢之欲的满足，而应当据此而致力于仁义礼智和天道。对此，朱熹《孟子或问》作了进一步说明，指出：“性者人之所受乎天者，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其发则虽食色意欲之私，亦无不本于是焉。命则因夫气之厚薄，而赋于人之名也，不惟智愚贤否之所系，虽贫富贵贱之所值，亦无不由于是也。故君子于食色意欲之私，则不谓之性，而安于贫富贵贱之有命；于智愚贤否之殊，则不谓之命，而勉于仁义礼智之有性也。”在朱熹看来，孟子讲仁义礼智为性之本，并不排斥口目耳鼻四肢之欲，而是更为强调“君子于食色意欲之私，则不谓之性”，讲“勉于仁义礼智之有性”。显然，对于《孟子》“口之于味”章既讲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之性又讲“有命焉，君子不谓性”，既讲仁义礼智、圣人之于天道是“命”又讲“有性焉，君子不谓命”，朱熹予以了肯定，不同于他对于孟告之辩中孟子只是讲人性之善的不满。
朱熹晚年更为强调《孟子》“口之于味”章讲气质之性。据《朱子语类》载，朱熹明确说：“孟子亦言气质之性，如‘口之于味也’之类是也。”“‘有命焉’，‘有性焉’，此‘命’字与‘性’字，是就理上说。‘性也，君子不谓性也’，‘命也，君子不谓命也’，此‘性’字与‘命’字，是就气上说。”朱熹还说：“‘性也，有命焉’，此性是气禀之性，命则是限制人心者。‘命也，有性焉’，此命是气禀有清浊，性则是道心者。”因此，他特别认同门人董铢解“性也，有命焉”曰：“此‘性’字专指气而言，如‘性相近’之性。”解“命也，有性焉”曰：“此‘性’字专指理而言，如‘天地之性’之性。”显然，朱熹晚年既认为孟子言性善是“论性不论气”因而有所不满，但又对《孟子》“口之于味”章“亦言气质之性”给予了充分肯定，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需要指出的是，朱熹后学往往淡化朱熹引述二程所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所包含的对孟子只是讲人性之善的不满。朱熹门人陈埴认为，二程所言“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是要强调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与孟子性善之说的互相发明。他虽然承认“孟子全不论气质之性，只论正性，是其说犹未备”，但是又说：“孟子之时，诸子之言性，往往皆于气质上有见，而遂指气质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他义理上说，以攻他未晓处。……程子之说，正恐后学死执孟子义理之说，而遗失血气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程子之论举其全，孟子之论所以矫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达孟子之意，则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实际上是要消解朱熹对于孟子只是讲人性之善的不满。
朱熹门人蔡沈之子蔡模撰《孟子集疏》，其中解孟告之辩，说：“告子之所谓性者，固不离乎气质，然未尝知其为气质，而亦不知其有清浊贤否之分也。程子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者，则又极至之言。盖孟子之言性善者，前圣所未发也；程子此言，又孟子所未发也。”这里对于孟子言性善的评说来自朱熹《孟子或问》，但忽视了朱熹晚年对于孟告之辩中孟子只是讲人性之善的观点变化和不满。
朱熹再传弟子叶采撰《近思录集解》，解二程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说：“孟子推原性之本善，虽未及乎气质，固不害其为性也。至于荀、杨但知气质之或异，而不知性之本同，则是不识性也，岂不害道？”叶采虽然明白二程所言有不满于孟子讲人性之善“未及乎气质”之意，但还是要为之辩护。
朱熹后学倪士毅撰《四书辑释》，解朱熹引述二程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引述朱熹《孟子或问》所言：“孟子之言性善者，前圣所未发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发也。”后来胡广等撰《四书大全》也引述了朱熹《孟子或问》的这一说法，还引述了陈埴关于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与孟子性善之说的互相发明的说法。
显然，朱熹后学在解读和传承朱熹学术的过程中，忽视了朱熹晚年对于孟告之辩中孟子只是讲人性之善“论性不论气”的有所不满以及对《孟子》“口之于味”章“亦言气质之性”的充分肯定，而只是引述《孟子集注》或《孟子或问》中的说法，过多强调朱熹对孟子言性善的肯定，实际上误读了朱熹对于孟子言性善的有所思想观点，以至于后来的学者多认为朱熹完全赞同甚至推崇孟子言性善并以此与《孟子》“口之于味”章统一起来。今人牟宗三解《孟子》“口之于味”章，与孟子提出人性之善统一起来，亦可以追溯于此。
朱 熹
三
清儒俞樾的解读
明清时期学者解《孟子》，大多把“口之于味”章与孟子言性善统一起来，推崇性善论，只是论述的重点各有差别。与朱熹后学重视孟子言性善并以此与《孟子》“口之于味”章统一起来不同，清戴震明确说：“孟子之所谓性，即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于安佚之为性；所谓人无有不善，即能知其限而不逾之为善，即血气心知能底于无失之为善；所谓仁义礼智，即以名其血气心知，所谓原于天地之化者之能协于天地之德也。”显然，戴震重视《孟子》“口之于味”章，并以此与孟子言性善统一起来，影响很大。
晚清的俞樾重视《孟子》“口之于味”章，但不同于戴震，而是与孟子言性善区别开来，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却与朱熹晚年不满于孟子的性善论“论性不论气”，但又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亦言气质之性”而予以充分肯定，颇为相似。当今学者方朝晖撰《古今学者对性善论的批评：回顾与总结》，认为“俞樾大概是清代学者当中最明确地主张否定孟子性善论，并明确肯定荀子性恶论者”，还总结了俞樾对孟子性善论的批评理由若干条。但是该论文并没有注意到俞樾对《孟子》“口之于味”章的解读和推崇。
俞樾的舅舅姚琨（姚平泉）于清咸丰十年（1860年）去世，俞樾撰《舅氏平泉姚公家传》，对姚琨所撰《性论》三篇作了简要记述，其中说：“性者何？心之所生也，故于文‘心生’为性。天道不能有阳而无阴，则人心不能有善而无恶。”又说：“《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是举孔子尽性制（至）命之说而到（倒）言之者也。夫不曰尽性以至命，而曰天命之谓性，则是性中有善无恶，不必克己复礼、扶阳抑阴而自无不善矣。孟子之学出于子思，遂发为性善之说，非孔子论性之旨也。且此乃孟子初年之说，及读‘口之于味’一章，则已明性之有善恶，且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是即孔子尽性至命之说，而非复子思之说矣。”在姚琨看来，孟子的性善之说，非孔子论性之旨，“乃孟子初年之说”，而《孟子》“口之于味”章，讲性之有善有恶，是孔子“尽性至命”之说，即《易传》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后来，俞樾撰《黄朝槐荀子诗说笺序》，其中说：“虽然孟、荀之学似异而实同，性善亦孟子蚤年之说耳。观《尽心下篇》‘口之于味’一章，前五者不谓之性，谓之命，后五者不谓之命，谓之性。则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矣。荀子龂龂与孟子辨，殆未见及此。”显然，俞樾把《孟子》“口之于味”章与孟子的性善之说区别开来，认为孟子言性善为“孟子蚤年之说”，《孟子》“口之于味”章，即荀子所谓“圣人化性而起伪”之说，而荀子批评孟子言性善，或许是由于没有看到过《孟子》“口之于味”章。
俞樾不仅讲孟子言性善为“孟子蚤年之说”，而且对孟子言性善多有批评。他撰《性说》指出：“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子曰：人之性恶。夫性之善恶，孔子所不言，则二子之说未有以决其是非也。然而吾之论性，不从孟而从荀。”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谓“不从孟而从荀”是推崇荀子由“人之性恶”而来的“化性而起伪”。因此，俞樾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并不是把《孟子》“口之于味”章与荀子曰人之性恶等同起来，而是强调其与荀子“化性而起伪”之说的相通。同时，他所谓“不从孟而从荀”，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肯定荀子性恶论”。俞樾在《性说》中还指出：“吾之论性不从孟而从荀。然性既恶矣，人且曰吾禽兽耳，何善之能为？故吾屈性而申才，使人知性之不足恃，然故不学者惧矣。”可见，他讲“不从孟而从荀”，并非肯定性恶，实际上是要“屈性而申才”，不仅要反对孟子言性善，而且要淡化言性之善恶，重视荀子的“化性而起伪”，重视才和学。
应当说，俞樾把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区别开来，认为孟子的性善之说为“孟子蚤年之说”，而予以批评，同时又推崇《孟子》“口之于味”章，与其舅舅姚琨《性论》的观点是一致的。当然，就《孟子》“口之于味”章而言，姚琨认为“即孔子尽性至命之说”，而俞樾认为“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二者小异而大同。
将孟子言性善与荀子言性恶对立起来，由来已久。方朝晖认为“俞樾大概是清代学者当中最明确地主张否定孟子性善论，并明确肯定荀子性恶论者”，亦拘泥于孟子言性善与荀子言性恶的对立。然而，就孟子性善论而言，如果只是简单地讲俞樾“否定孟子性善论”，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他对于《孟子》“口之于味”章的推崇；同样，就荀子性恶论而言，如果只是简单地讲俞樾“肯定荀子性恶论”，也是不够的，还必须强调他所推崇的是荀子的“化性而起伪”。俞樾说：“荀子取必于学者也，孟子取必于性者也。从孟子之说，将使天下恃性而废学，而释氏之教得行其间矣。”又说：“盖荀子之意，惧人之恃性而废学，故共书首篇即为《劝学》。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天下之人，中下居多，然则荀子抑性而申学，正所以为教矣。”在俞樾看来，孟子言性善，将使天下“恃性而废学”，而荀子言性恶，是要反对孟子言性善，旨在“抑性而申学”。他之所以“不从孟而从荀”，其原因或许正是在于“抑性而申学”，“屈性而申才”，淡化言性之善恶，而非拘泥于孟子言性善与荀子言性恶的对立。
需要指出的是，荀子《性恶篇》批评孟子所谓“人之性善”，应当是针对孟告之辩中孟子提出“人性之善”，或滕文公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而言，并非批评《孟子》“口之于味”章既讲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之性，又讲仁义礼智和天道为性，而没有明确提及人性是善还是不善。事实上，荀子《性恶篇》在批评孟子所谓“人之性善”的同时也说过：“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荀子的这一说法，与《孟子》“口之于味”章肯定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之性，多有相似。与荀子《性恶篇》批评孟子所谓“人之性善”相同，俞樾“不从孟而从荀”，其中“不从孟”，反对的是孟子言性善，而不是反对《孟子》“口之于味”章。相反，他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而予以推崇，所以，“从荀”既是对荀子“化性而起伪”的推崇，实际上也是对《孟子》“口之于味”章的推崇。
俞 樾
四
余 论
比较朱熹与俞樾对《孟子》“口之于味”章的解读可以看出，他们的解读，虽有不少差异和变化，尤其是俞樾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显然不同于朱熹既批评孟子言性善是“论性不论气”又批评荀子言性恶是“论气不论性”，但是又不可否认俞樾的解读与朱熹解读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朱熹晚年既认为孟子言性善是“论性不论气”因而有所不满，但又对《孟子》“口之于味”章“亦言气质之性”给予充分肯定。与此相似，俞樾也把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区别开来，明确提出孟子言性善为“孟子蚤年之说”，而予以批评，同时又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而予以肯定。他们这种对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作出分别对待的解读，虽然不同于朱熹之后明清时期学者乃至当今多数学者把孟子言性善与《孟子》“口之于味”章统一起来，但对于全面认识孟子的人性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孟子言性善、反对告子“生之谓性”，这是长期以来根据《孟子·告子》以及《荀子·性恶》等文献而形成的学术共识。然而，无论就《孟子》文本而言还是就朱熹和俞樾的解读而言，研究孟子人性论仅仅停留于孟子早年言性善、反对告子“生之谓性”，是不够的，还必须更多地研究孟子晚年所撰《孟子》“口之于味”章既讲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之性又讲仁义礼智和天道为性，实际上并非与告子“生之谓性”截然对立。也就是说，研究孟子人性论，应当从孟子言性善、反对告子“生之谓性”，转向对《孟子》“口之于味”章的研究。
《孟子》“口之于味”章明确讲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之性，又从价值上讲君子不称之为人之性，表明孟子并不否定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之性，而是更为强调从价值上讲君子不称之为人之性。应当说，《孟子》“口之于味”章的这一论述，较孟子早年言性善、反对告子“生之谓性”有更加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如前所述，牟宗三对此有过论述，但是又强调《孟子》“口之于味”章讲“仁义礼智之真性”，讲的是“性善”，而与孟子早年言性善、反对“生之谓性”统一起来，忽视了《孟子》“口之于味”章与孟子早年言性善、反对“生之谓性”的区别。朱熹和俞樾解《孟子》“口之于味”章，突出了这样的区别，可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参考。
尤为重要的是，《孟子》“口之于味”章不是仅仅停留于讲口目耳鼻四肢之欲是人之性又讲仁义礼智和天道为性，而是更为强调遵循仁义礼智和天道之性以求得人性的实现。朱熹对《孟子》“口之于味”章的解读，强调要反对“世之人，以前五者为性，虽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后五者为命，一有不至，则不复致力”。俞樾则进一步提出孟子言性善为“孟子蚤年之说”，不仅批评孟子言性善，而且认为《孟子》“口之于味”章“即荀子‘圣人化性’之说”，既是在消解孟告之辩，也是在消解孟荀之辩，实际上是强调荀子的“化性而起伪”，反对空谈性之善恶，从而摆脱性善性恶的纠缠。
当然，俞樾说“荀子龂龂与孟子辨，殆未见及此”，以为荀子没有看到过《孟子》“口之于味”章，这样的推测似乎难以得到确切的论证。从荀子《性恶篇》对孟子所谓“人之性善”的批评看，荀子之所以批评性善，最重要的在于“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所以更有可能的是孟子言性善在当时很流行，且事关重大，而《孟子》“口之于味”章却没有受到重视，并且后来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这是当今解读《孟子》所应当注意的。
作者：乐爱国，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东南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