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有一类家暴案的悲剧，人们大多以为是丈夫操起菜刀、或者棍棒猛击妻子，血迹斑斑，够惨不？可是陕西白水县这个案子，硬生生让人见识到什么叫“刷新三观”：丈夫李某春先殴打，再把烫热的面汤往妻子吴某莉嘴里灌。结果，妻子活活被面汤呛死。更让人不适的是，案发后，儿子去外婆家求情说：
“没有妈妈了，不能再没有爸爸，说因为这个事自己都不能去当兵了。”
他似乎不是太关心母亲的死，倒是对自己入伍之路忧心忡忡。一个女人丢了性命，一个男人涉嫌故意杀人，而他们的孩子，比起哀悼母亲，更担心父亲坐牢会连累自己。像不像俄国荒诞派戏剧里的情节？
有人说，这种事咱古代也见过：王婆指使西门庆灌药毒死武大郎——那也是一副极度荒唐、掩耳盗铃的氛围。可悲剧毕竟是悲剧，二十一世纪的我们竟然还在见证“灌面汤杀妻”？而且家里人、“看客”们，一开始就默契地把它当“家务事”，直到酿成这条人命。等事发后，丈夫悔不悔尚且不知，孩子却一门心思盘算着未来当兵的资格会不会泡汤。吃惊吗？大抵也不奇怪。因为从头到尾，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场关于沉默、纵容、冷漠的合谋。
施暴者有其恶，但那些袖手旁观的人，也往往脱不了干系。
若要说荒诞案例，世界上可从不缺。比如在美国六十年代有个著名的“基蒂·基诺维斯案”，那位女子凌晨遭歹徒袭击，大声呼救四十多分钟，邻居窗户后探头窥视、有人听到了惨叫，却没人真正报警，直到她被杀。
媒体称之为“冷漠的城市病”，后来演绎出“旁观者效应”理论。
可多少年过去，我们这边也常嚷嚷：“我们炎黄子孙最富同情心，绝不可能像纽约那群冷血市民一样见死不救。”结果，每逢家暴案，周围人却大多打太极，推托：
“这是他们两口子的家务事，外人不好插手。”
你稍加追问，他们还能再补一句：
“让警察来，也是调解一下，又不是什么大案。”
真到了“杀人”这么大的事儿，才惊叫：
“怎么就出人命了？”
白水县这出“灌面汤”惨剧，乍看是丈夫直接动的手，但整件事的可怕之处在于：在此之前，妻子吴某莉长期受暴力侵害，左邻右舍看在眼里，却无动于衷。公公婆婆也好，或者亲戚邻里也罢，全都把这当习惯，说：
“李某春平日也不是个暴戾之人，只是喝多了容易打老婆。”
把这事讲得像说“他花生过敏”“他有点胃病”那样——随口一提，无甚大碍。
今天打，不算事；明天打，还是小事；第三天不出事，那皆大欢喜。
结果打到第三十天、第三百天，终于捅破天了。他一勺烫汤灌下去，就把妻子送上了黄泉路。周遭的人这才发现：
原来家暴从来就不是什么打闹小情趣，而是实实在在会把一条命吞下去的毒蛇。
换句话说，李某春是把汤碗端出来的那个行凶者，但那一圈旁观者用沉默递给他勺子，婆婆、儿女的一贯态度则像是在扇扇火，让他有恃无恐。案发后，他母亲立刻到死者娘家跪或者求情，目的无非是希望对方“手下留情”，写个谅解书，别弄得自己儿子坐大牢。这就像有的人形容：“眼里只有儿子能否平安，至于儿媳人都没了，那是她命薄。”听上去是不是一股子冷血？可在某些地方的传统观念里确实存在：儿子才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被判刑，这个家算是垮了；
死掉的媳妇？别算旧账了吧，生者要向前看。
就像把结发妻子当成一次性用品，用完或打坏了，都还要赶紧来挽救那个行凶者。
更魔幻的画面是，她的后代，也有类似的价值排序。儿子甚至说出“爸要是坐牢，我当兵的事就泡汤了”的话。听起来非常刺耳：妈妈死了你不心痛，甚至不去声讨父亲，但你关心的是：
自己征兵政审受影响了。
这种态度让人想起民国时某些戏曲里，亲爹杀了亲娘，儿子还依旧称爹为天。有人也说，这孩子是被洗脑了、从小跟奶奶一起生活，与母亲感情淡薄。可不管怎样，他现在做出的一切选择，都变成了“我无意替父亲杀人，但我支持他不被追究”，那几乎相当于：
扯着母亲的尸体当跳板，往外求一个“宽容”，留给父亲，也留给自己在社会的出路。
乍听令人发毛，却也提醒我们：家庭暴力从来不是“简单的凶手与受害者”二元对立，它往往将亲朋、子女、邻居全都纠缠进去，然后在一片纵容或惧怕中养肥作恶者，直到有一天炸裂成命案，再让所有人事后哀叹。
我们往昔也见过不少命案，诸如台湾曾有个极端案例：一对夫妻长年纠纷，丈夫怀疑妻子不贞，在家中当着孩子面将其勒死。后来的关键细节是：孩子亲眼所见，却没有呼救，也没去报告任何人；事后他甚至还帮助父亲拖尸、遮掩。这算不算共犯？法律上可能另有归定，但从社会层面看，这孩子等于变相参与了弑母。只有等到外界震惊、警察介入后，整个家庭才陷入巨大悲恸和荒谬之中。
有人说，这就是家暴施加者对整个家庭的精神控制，把身边人都变成了哑口的同谋或奴仆，哪怕他心里可能痛苦，但最终选择沉默或屈服。白水县这个案子在情节上未必完全一样，可那对儿女甚至婆婆的表现，真是出奇地“同构”：把一个极端凶杀当成“家里出点事”，以为敷衍就能过关。
究其根本，我们不难发现：在不少地方，“家暴”依旧属于隐秘的盲区。村里、街坊都觉得“夫妻吵架打两下，没有啥大不了”；警察或许也常常倾向先调解，态度类似“别闹大了，毕竟是家里人”。长期以来，施暴者只要不把人打到住院或闹到群众极度震怒，大概率能在这灰色地带游刃有余。像李某春这样长期酒后殴打妻子的人，也许自己都理所当然：
打几下，有啥不行？
其他人也是心照不宣：
他酒品差，凶一点，过后也就算了。
直到“灌面汤”终于闹出了条人命，这才戳破所谓“家务事”的最后遮羞布。
古时候我们写过多少“包公审家暴”的戏，说包拯不畏权势，把殴妻的败类拉到堂上问个明白。可那多半是民间对“公道”的想象。真实社会里，家暴依旧常被“调和”，叫“床头吵架床尾和”。没人意识到，在某些冲突里，“和”不来：
因为那不是普通争吵，而是系统性的暴力。
你若不介入，不仅“和”不成，还可能搞出人命。现在吴某莉死得惨烈，人们的道德震撼被推到了极致，可是仔细回头看，从丈夫下手灌汤到邻里无动于衷，再到婆婆、儿女替父亲求情，这一系列操作，说不定哪天还会在别的地方重复上演。
有人想问：那儿子说“不能当兵了”，就这么一句话，我们是否太苛刻了？或许他不擅表达，对母亲也有悲痛，只是手足无措。我们当然不能把一个年轻人骂个狗血淋头，但也得看清：他不是没想法，而是明确表示要保全杀人者，这才是最荒谬的地方。你可以说他年纪小，被家里长辈灌输“妈妈不守妇道、自己作死”，也可以说他已经习惯了父亲打母亲这种日常，觉得这点事闹到警局实在小题大做，甚至把母亲之死当作某种意外，让时间冲淡。可一旦失去了基本的是非观，事情就变得比我们想象得更可怕：他的父亲拿滚烫面汤活活灌死亲妈，可在他看来，这好像还不算“不可原谅”的罪过。
这背后的纵容力量，就像《水浒传》里对潘金莲、西门庆、王婆那三人合谋害死武大郎的描写：
不是每个人都亲手投毒，但有人买药，有人监视，有人挡门，各司其职，最后“药到命亡”。
在现实生活中，家暴常常有这样一张看不见的网——邻居、长辈、甚至受害者的子女，都可能无声地为暴力递刀子。这不是说他们天生冷血，而是他们都受制于种种观念、利益及人情关系，选择站在一种荒唐立场上：不想管，也不想“闹”。悲剧酝酿久了，迟早要爆。
离开案子的细节，我们再举个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曾有个“燃烧的床”案件，名叫Francine Hughes的女人多年受丈夫虐待，报警无数次都没结果，最后她彻底崩溃，把丈夫困在床上放火烧死。这固然是以暴制暴，可社会对她竟生出一丝同情——因为没有人帮她。在漫长家暴中，警察、邻居、家人都袖手旁观，最后她用极端手段结束了悲剧，却演变成新的罪案。这起案件之所以轰动，不仅在于一个妇女成为“杀夫者”，更在于那个被焚烧的丈夫，其实也算是被所有人“促成”了那场终局。归根结底还是同一句话：
我们对家暴的冷漠，是杀人悲剧最好的温床。
回到“灌面汤案”，如果我们在事发前把它当公开事件处理，哪怕半年前就有人报警，说“李某春打老婆”“情况很严重”“警方或妇联要出面干预”，或许还来得及。然而，现实是一次次的“算了，夫妻那点事”。到最后失控，付出的却是妻子一条命。一条命丢在了滚烫面汤里，光是想想那个场景，都令人窒息——一个男人拿汤灌人，活活灌死，这得多惨烈？可如果在案发后，我们还看到孩子那句“我不能当兵了”的自私算盘，又看到婆婆那番对儿子的包庇，就知道这案子简直是层层叠叠的冰冷。
有人会问，难道儿子没有一点对母亲的怀念和痛心吗？说不定有，只是这社会环境里，他先被教导的是：
别闹大了，自己前途最紧要。
一旦爹蹲大牢，家里完蛋，奶奶也会把罪责算在孩子头上：
你居然不救你爸？你还想当兵？
于是，为保住家庭、保住自己利益，他不得不作出“替父亲求情”的选择。这样想来，更显得毛骨悚然：孩子被拽进这场共谋链条，他想挣脱，却找不着出路。
但话说回来，这不是想给儿子“洗白”，而是告诉我们，这套传统家暴体系的运行机制多么可怕：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家都觉得：
死者就死了吧，剩下的人还要过日子。谅解书一写，刑期一减，皆大欢喜。
残忍吗？是。但在他们眼里，或许这就是最符合现实利益的做法。只有追究“家暴是犯罪”这件事，才是真正碰触了他们的麻烦。有人在黑夜里杀了人，却想用“私了”方式让死者娘家别闹；娘家要是不配合，还被说“你不看在孩子面子上吗？”恫吓威逼之下，也许受害者娘家终究也只能愤恨一声，或者在漫长拉扯里筋疲力竭。
那孩子当兵与否，成了所有人不得不考虑的一张牌，打出去就是想软化矛盾，让“给个台阶下”。
试问，这种台阶是正义的台阶吗？怕是染满了血污。
这就是家暴悲剧最刺痛人的地方：当周围人、甚至亲人，都抱着一种“不在自己痛处”的心态，就会让施暴者一路气焰嚣张。有人回顾古往今来类似案例，感叹古代那些县官其实更懂得“多管闲事”：哪家夫妻吵得厉害，派衙役去敲门制止，该打板子打板子，至少有个威慑。可在今天，我们也许法律制度更完备，却落到执法实践，依旧常常“不想多管”。这正是灌面汤事件背后最扎心的问题。若没有制度和舆论的强力介入，每一场家暴都可能走向不可收拾。
最后，能否让悲剧不再重演？
说实话，难。
中国地域广大，类似“婆家偏袒儿子、邻居懒得报警、孩子同情打人者”的事情，不在少数。有太多人高喊“家丑不可外扬”，于是家暴成了堆在屋里见不得光的垃圾，等到尸臭味飘出来，才知道肮脏至极。想要改变，只能靠更多人的觉醒：
看到苗头就不姑息，该报警就报警，该带受害者逃离就立刻行动。
用一部《反家庭暴力法》还不够，还需要配套执法机制、社会支持体系、社区跟进……否则，又会有下一个李某春、下一个吴某莉。
至于儿子那句“我不能当兵了”，但愿不会成为下一个受暴家庭里频频出现的“子女求情梗”。也许只有当家暴在社会层面被认知为“真正的犯罪”，孩子才能在极端时刻选择“母亲被杀，我要追究父亲，而不是保他免罪”。那才意味着我们真正跨过了陈旧的家暴观念。
翻回头看这起案子，李某春固然是杀人犯，但和他同样要被质疑的，还有那些暗中推动悲剧的漠视者。正如古语所讲：“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这些邻居、婆婆、儿女统统没拔刀，他们甚至递上更锋利的刃，让这场杀戮更加顺畅。于是，死者连挣扎喊救命的机会都难寻，最终被狠狠捂死在面汤里。没有真相？不，真相就是：当“家务事”变成公开的幽暗，就会制造更多的“隐藏杀人犯”。就像王婆、潘金莲、武松故事里，真正的罪恶往往不是一个人干的；像那起“基蒂·基诺维斯”案，所有视而不见的人都成了共谋。
我们总爱说“魔鬼在细节里”，其实魔鬼也在这些所谓“与己无关”的心态里。
对家暴过于纵容，终究酿成无法挽回的人间惨剧。也许过几年，这个案子就淡了，不会再有多少新闻跟进。孩子真的能如愿当兵？婆婆的态度是否会有改变？我们不得而知。只希望下次再有类似事情发生时，更多人能站出来：这个“灌面汤杀妻”的故事，别让它在别处翻版了。即便某些儿女还在纠结“判刑影响我前程”，即便某些婆婆还在哭诉“别把事闹大呀”，也许社会会告诉他们：对家暴说“不”，对杀人行为做“最严惩处”，这才是唯一正确的结局。否则，终将只剩一碗碗滚烫的面汤、和一声声无处可去的呼救，耗尽最后的良知。
写于2025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