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在影视剧里看到怎样的母女关系？
在过去的大多数影视剧中，母亲通常扮演着歇斯底里、控制欲极强的角色，她们往往自己生活有诸多不如意，便将希望寄托与女儿身上。而女儿作为“承担方”，通常走向两个极端，要么一肚子苦水逆来顺受，要么叛逆到底任性张扬。
极具张力的戏剧情节，或许能让观众找到相同情绪的“代偿发泄”。但在戏剧结构之外，母亲与女儿的角色又如此复杂而特别，情感的天平总是难以简单倾斜爱恨两端，左右摇摆才是常态。
最近几年的影视剧中，开始出现不少对于母女关系的新型书写。《好东西》中铁梅与女儿茉莉互为支撑，举重若轻；《180天重启计划》中用两条时间线串联起的母亲吴俪梅与女儿顾云苏的人生，更让人看得恍惚而心碎：当我们来到母亲走过的时间，才发现她们也曾潇洒阔步，昂首向前。
更深一层，这些影视剧集在表达母女关系的同时，也在强化对女性议题与生存空间的展现。母女关系开始逐渐脱离传统的刻板印象，开始走向更为轻盈，也更具包容性的一端。
是妈妈，也是女儿
当一个女儿辞去大城市体面的工作，与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她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在电视剧《180天重启计划》中，由周雨彤饰演的顾云苏选择“找妈妈”，只不过与传统的温情戏码不同，顾云苏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硬着头皮”投靠自己的亲生母亲吴俪梅。
客观事实是顾云苏28岁失业分手，吴俪梅48岁再婚怀孕。主观事实则是这是一对相当倔强、要强的母女，再加上住进吴俪梅家中的顾云苏需要面对继父李建雄以及继父的儿子李言，母女大战日常爆发。
顾云苏想要吴俪梅打掉孩子，吴俪梅则说顾云苏自己都管不好自己。李建雄被迫当起了传话筒，最后还是拦不住母女的“世纪大战”，吴俪梅说顾云苏就是想啃老，顾云苏则“借坡下驴”说怕新生儿跟自己“抢遗产”。
在看似支离破碎、鸡飞狗跳的寻常日子中，母女关系开始通过“时间走位”进行展开——周雨彤一人分饰两角，既是28岁的都市失意女顾云苏，也是28岁勇敢坚强的吴俪梅。
每一个女儿应该都有过同样的好奇：妈妈年轻时是什么样子？她是否也曾有过闪闪发光的梦想？她是否也曾叛逆、青春又张扬？
这些弥漫于女儿心中的好奇在剧中得到具体的刻画与书写。年轻时候的吴俪梅未婚先孕，宁可退学也要生下孩子，不顾反对与顾康旗轰轰烈烈结婚，却又在婚后面临几乎所有女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被自己亲手选择的浪漫绑架至厅堂厨房。
为什么吴俪梅年近50还要执意产子？为什么顾云苏执意挣开男友看似周全的安排？一切现行时间段的“未解之谜”在吴俪梅的时间里都得到了解答。
28岁的吴俪梅终于忍受不了日复一日的家庭主妇生活，带着小顾云苏“大闹”KTV，当着所有人的面逼迫外人眼中的“完美老公”顾康旗签署离婚协议，决绝地离开了这段只有顾康旗可以看到，但自己看不到的“崭新的日子”。
时间的另一端，顾云苏也与看似为自己安排好一切，带着自己一起跳槽的男朋友秦宇轩大吵一架，并当着所有同事、领导的面说出两人秘密恋爱多年的事实，一切只为有人能问问自己的想法，听听自己的心里话。
和顾康旗离婚的吴俪梅流连于舞厅，通过一支支主动伸向自己的手寻找肯定与勇气，但在小苏苏的“还有很多人爱你，我们都爱你”的只言片语后，吴俪梅说道，“等到有一天我自己也能喜欢自己的时候，那就够了。”
28岁的顾云苏也喜欢跳舞，也在夜店集“正”字等待真爱。尽管时间背景如此不同，但在这对母女身上显示着相同的，甚至永恒的女性问题：关于职场歧视、关于隐性劳动、关于那些年被迫让位于家庭与“爱”的自我与梦想。
“母亲”的180变
《180天重启计划》与其说是讲母女，不如说是讲女性。
过去国产剧中的母女关系，大多为故事剧情服务，颇具戏剧张力，但缺了点人物魅力。
尤其是妈妈们，似乎只有三类：控制欲极强的“窒息感”妈妈、严厉逼迫孩子的“打压式”妈妈以及重男轻女、嫌贫爱富的“虚荣型”妈妈。
“窒息感”妈妈都试图掌控女儿的人生，而“女儿”要么个顶个叛逆，要么一肚子苦水，“母女大战”成为了创作者们构建冲突，表达冲突的重要手段。
比如《承欢记》中每天出门必须抱一下女儿，坐在门口等女儿约会结束，张口就是“你整个人都是我的”的母亲刘婉玉。《烟火人家》中几乎全方位控制日常，一句不问直接帮女儿辞掉工作，催促女儿李衣锦赶紧找对象，被戳穿是“假恋爱”后当众掌掴自己女儿的母亲孟明玮。
这些母亲“窒息的爱”极易唤起拥有同样的经历的观众记忆，让观众在简单粗暴的剧情模式中直接抒发自己的内在感受。
为了加强这种戏剧化表达，有时候一部剧中还会设置“对照组”，让母女关系从一极来到另一极。比如《烟火人家》中犹如朋友相处模式的另一对母女孟菀青陶姝娜。孟明玮李衣锦争吵不断，孟菀青陶姝娜则是同床同被，无话不谈。
但这种极致的戏剧化表达往往会让观众在简单的情绪抒发后，降落在戏剧与现实之间的“真空地带”——因为大多数母女关系并不是单纯地处在爱恨天平的两端，而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不断牵制、拉扯，在中间左右摇摆，这时爱，那时恨。
但这种更为复杂的状态显然并不是容易描摹的，于是刻板化的母女关系成为大部分都市剧集的“灵丹妙药”。
除了“窒息感妈妈”，“打压式”妈妈更是常见。这些妈妈通常对女儿有着超乎常人的高标准，严要求，自己对于生活的美好想象通常要通过女儿的完美形象来实现。
《小欢喜》里宋倩将女儿乔英子写在成人礼气球上的“CNSA”（中国国家航天局）的愿望强行更改为“清华北大取其一”；热播悬疑剧《漂白》中，女主甄珍也有一个花大钱帮自己转进好学校，但被校园霸凌后却不问青红皂白只知动手的妈。
这些“妈妈”更多担负的是通过极致的戏剧冲突，刺激女主成长；另一类具有同样功能属性的则是重男轻女的“妈妈”。这些“妈妈”常见于2010年代左右的都市剧中，最典型的是《都挺好》里砸锅卖铁给不成器的儿子凑学费，却不让有实力考清华的女儿上学的苏明玉妈妈。以及《欢乐颂》里拼命吸血女儿，只为供养儿子一家的樊胜美妈妈。《小巷人家》中的黄玲不能说不爱女儿，但对女儿的爱永远要排在儿子后面。
除了激发女儿的成长，有些“妈妈”还要承担“女婿”的成长。当然，这种所谓的“成长”则是通过更为刻板的“嫌贫爱富”戏码完成，这些妈妈则集中出现在更为早期的都市生活剧中。
比如《金太狼的幸福生活》瞧不上女婿金亮，说出“股长算什么啊？在北京掉一花瓶砸的都是局长脑袋，处长都没资格挨砸”的王淑华；《双面胶》里同样看不上女婿，对着女儿丽娟说着，“淮海路上拿块砖头一扔，砸中的十个人里，五个老外，四个房地产老总，一个没用的就被你刨回来了”的丽娟妈。
这些“妈妈”基本都通过“嫌贫爱富”的角色特点充当女儿角色在亲密关系方面的“推动剂”——妈妈越“嫌贫爱富”，越能彰显女儿不顾反对，为爱奔赴的勇气可贵。
只不过随着近些年风向转变，曾经“嫌贫爱富”母亲的“碎碎念”，开始被当代女儿们奉为圭臬。人们开始逐渐理解真爱不敌柴米油盐，让自己女儿拥有更好生活是一位母亲的本能。
母女关系的轻盈一跃
如今能被观众深度理解、反复品味的母女关系，不再是如此沉重的、充满戏剧性的，而是轻盈而深刻的。
电影《好东西》就刻画了一组非常奇特而美妙的母女关系：媒体工作者王铁梅离异后带着女儿茉莉独自生活，在看得见的角落，铁梅是茉莉的守护者。在看不见的角落，茉莉是铁梅的支撑者。
铁梅可以做到和年幼的茉莉“等位相处”。发现茉莉撒谎后虽然生气但也心平气和，平等沟通。尊重茉莉的个人选择与个人爱好，虽不太理解但全力支持。从观众的视角来看，这段母女关系没有权力关系、所属关系的重压与舒服，举重若轻，并不悬浮，反而非常理想。
在电影结尾，茉莉轻轻一句“因为我看过你所有的文章，在我出生那年写的”，道出了《好东西》想要传达的新型母女关系内涵——我们彼此独立，但又紧密支撑。是母女，也像难得的知心好友。
导演邵艺辉在《人物》的专访中透露了电影中的一处被删掉的细节，是王铁梅和王铁梅的妈妈。被网暴的王铁梅接到妈妈电话，妈妈说要给她打点钱，铁梅说不用，但妈妈还是执意打了过来，说了一句，“我是打给我的小孩的，不是打给你的小孩的。”
虽然这段戏最终因为时长问题被删减，但母系关系的延长开始被越来越多影视剧采用，并以全新方式进行书写。
子孙三代的叙事结构意味着母女身份的重叠与延续，其中独属于女性的情感传递如同莫比乌斯环。身为女儿不能理解的事，在成为母亲之后或许会多一分感同身受。只不过这其中往往存在一些令人后知后觉的“时差”与感知错位，再加上传统亲子关系的“嘴硬心软”，会让母女关系在这种结构下产生更加自然，也更加令人心碎的戏剧张力。
在《180天重启计划》中，也加入大段吴俪梅和母亲的相处日常。在得知48岁的女儿吴俪梅怀孕后，母亲执意赶来照顾，吴俪梅和女儿顾云苏因为不理解爆发的冲突再次发生在吴俪梅和母亲身上，最终吴俪梅爆发，对着母亲喊道，“你不来，我可以把自己照顾得非常好，你为什么就是非要来照顾我不可呢？”
被赶走的母亲只能拉着顾云苏“诉苦”，“她不就是仗着自己是女儿吗？”，但很快又陷入自责，“有时候我的心是好的，但做出来的事情就不大对。”
这种相处模式又再次复刻到吴俪梅与顾云苏的关系上。吴俪梅嘴上不饶人，但会把顾云苏的小说片段整理好拿给出版社；而和吴俪梅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顾云苏在吴俪梅突发出血后，对着医生一项项报出吴俪梅的检查数据，让旁边一向以细心、体贴的后爸李建雄自愧不如。
当一对母女成为影视剧的主角，围绕她们的绝不应该只是冲突、吵架，歇斯底里与非黑即白，母女之情是复杂的，也是浓烈的。不管是轻盈一跃，还是鸡飞狗跳，在由女性建立起来的代际关系中，尽管书写方式不同，两个女人之间跨越代际的复杂情感，值得被创作者珍视，也值得被观众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