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员 | 廖保平
乌克兰危机延宕至今，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正从战场蔓延至国际法领域。近期，有网友关于“乌克兰是否应起诉美国”的议题引发热议，其主张包括追索苏联遗留核武器、追究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违约责任，以及要求美国赔偿俄罗斯入侵造成的损失。这一设想看似是对国际正义的追寻，实则暴露出后冷战时代国际秩序中法律理想与权力政治的深刻裂痕。
1991年苏联解体后，乌克兰通过《里斯本议定书》继承约1900件核武器，成为事实上的第三大核国家。但在美俄主导的核不扩散体系压力下，乌克兰于1994年签署《布达佩斯备忘录》，以放弃核武库换取领土安全保证。乌克兰要求美国“归还”苏联时期遗留核武器的诉求，本质上是试图解构冷战终结时的地缘政治契约。
从国际法视角看，该备忘录作为政治承诺而非法律条约，并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即便诉诸国际法院（ICJ），乌克兰也难以突破三重障碍：首先，核裁军协议具有不可逆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第10条明确禁止退出国恢复核地位；其次，乌克兰当年销毁核设施时已接受美国经济补偿，构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终结；最后，当前全球核秩序由安理会五常垄断，任何动摇此框架的诉讼都将遭遇系统性抵制。历史早已证明，核武器的归属从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大国权力博弈的副产品。
另外，要求美国承担备忘录违约责任的诉求，触及国际法最敏感的神经——大国承诺的效力边界问题，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及2022年全面战争爆发后，乌克兰多次指控美俄英违背“尊重乌克兰领土完整”的承诺。但法律层面，该备忘录作为“政治保证”而非“法律义务”，其约束力存疑：文件未规定具体保障措施，签署国也未将其提交联合国登记——这使其难以构成《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定义的“国际协定”。
即便突破法律定性障碍，乌克兰仍需证明美国的“不作为”与俄罗斯侵略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这在国际法实践中几乎不可能：美国虽未军事介入，但通过情报支持、军备输送、经济制裁履行了“协助”义务。国际法院2019年在“伊朗诉美国违反友好条约案”中已确立判例：不干涉内政义务不延伸至强制第三方采取特定行动。当安全承诺遭遇大国地缘冲突时，法律条文往往让位于现实政治的计算。
再者，要求美国赔偿俄罗斯入侵损失的主张，则暴露出战争责任认定的复杂性。根据《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索赔对象应是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国（即俄罗斯）。将美国列为赔偿主体，需证明其行为构成“协助侵略”——这需要证据表明美国故意促成或实质性支持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这显然与事实相悖，美国目前的政策只是不想继续援助乌克兰。
该诉求的潜在逻辑，实则是将美国未履行安全承诺视为战争损失的“间接原因”。这种责任链条的延伸在国际法中缺乏依据：2017年厄立特里亚诉埃塞俄比亚案中，国际法院明确拒绝将第三国未制止冲突视为赔偿责任来源。即便在道德层面，将战争灾难归咎于未充分干预的外部力量，也可能消解侵略者的主体责任，陷入“受害者有罪论”的悖论，乌克兰最应该追责的对象是俄罗斯而不是美国。
尽管法律胜算渺茫，但乌克兰若启动诉讼程序，仍可能获得三重政治收益：其一，通过司法化叙事强化“受害国”身份，对冲国际社会对援乌疲劳的蔓延；其二，将美国置于“道义被告席”，迫使特朗普政府加大对俄制裁及对乌援助；其三，为战后索赔俄罗斯预演法律攻势；四，正如网友所说，形式上打脸特朗普，杀杀他的威风。
这种“法律战”的本质，是弱势国家将国际法院转化为政治博弈的延伸战场，正如菲律宾2013年将南海争议提交仲裁庭，法律程序成为重塑话语权的工具。但风险同样显著，可能激化特朗普政府的反感，且过度司法化可能削弱乌克兰在现实政治中的协商弹性。
乌克兰的诉讼设想，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后冷战秩序的深层困境：当联合国宪章遭遇大国政治，当书面承诺碰撞现实利益，国际法的道德光环总在权力铁律前黯然失色。这不是法律的失败，而是人类尚未找到超越“强权即真理”的治理智慧。
或许真正的启示在于：与其期待法庭判决改写历史，不如正视国际法的局限性——它无法替代外交斡旋与力量均衡，但可以为弱者提供道义杠杆。乌克兰的悲情诉讼即便无法胜诉，也能让世界听见战火中的叩问：当安全承诺沦为一张废纸，人类究竟需要怎样的新秩序来避免下一次布达佩斯式的背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