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琳在江苏徐州吴邵村开了家手机店，常和老年人打交道，距今16年了。接到北京大学第七届“京港澳台”人口老龄化专题夏令营的邀请时，这位店主脱口而出：“你们不是骗子吧？”
被邀请是因为他在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一系列为村中老人解决手机难题的短视频。
在一条很具有代表性的视频里，李琳对来修手机的老人说，使用纳米技术维修，“5分钟就好”，不过需要几十元。
“那你给我弄。”老人深信不疑。
修好后，他不要钱，但要让老人“喊个口号”。于是，视频结尾留下他和老人“买手机上哪儿来”“上李琳手机店”的一问一答。老人的徐州话把“手机”说得像“烧鸡”，无意间踩中了网络流量密码，有网友干脆把在线地图上的手机店都改成了烧鸡店，李琳成了烧鸡店主。
老人带来的手机“故障”五花八门：手机突然不吱声、找不到返回键、微信来电没有铃声……在李琳看来，这些都是小问题。
他发现，使用手机，年轻人觉得很简单的事，老人并不懂，他能清楚地意识到，在智能手机普及的过程中，有部分人“被忽略了”。部分网友也有同感，在他发布视频的评论区写道：他们推动了时代的列车，自己却没有了车票。
2009年，22岁的李琳结束在徐州市区的打工生活，在父母的支持下花一万多元接下村里这家手机店，他的想法很简单，“自己创业，当个老板好结婚”。那一年，中国进入3G时代，初代苹果手机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智能手机的时代尚在酝酿之中，诺基亚和摩托罗拉还卖得热火朝天。但在农村，李琳知道，大家手里的钱不多，他卖的按键机、翻盖机“都是杂牌”，均价不过四五百元。
不过，杂牌手机售后维修率很高，卖出去100台，其中一二十台都需要维修，顾客不时找来，让他感到头疼——挨个送回原厂太耗时间，他就一边在技术论坛上找教程一边自学维修，从拆机开始学，时间长了才积累了些经验。
当老板后不久，李琳结婚了，考虑到高维修率容易给顾客留下不好的印象，他和品牌机谈起合作，品牌机的价格要1000元左右，为了说服村里人购买，“长期的服务、售后都要做好”。好在品牌机质量好、耐摔、维修率低，店里的生意渐渐好了起来，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卖三四十台”。
2013年，4G技术来了，手机店迎来智能手机换机高峰。据李琳观察，买了智能机，老人不会用是常有的事。到了2020年，“一出门就得扫码”，又一批老人换了手机，不会操作。
李琳一度心疼这些顾客：“有了智能机，大部分人都可以在网上交电费，但他们没有年轻人那么强的学习能力，村里也没有很多学习资源，他们不了解手机功能，甚至不会打电话，交电费更是不会。”
吴邵村有6321位村民，外出务工人员占就业人员的60%以上，年轻人大部分都出去了。李琳在吴邵村长大，他发现，村里的楼房多了、路宽了，但白天街上能看见的，大多是老年人。
李琳给到店里买手机的老人从基础操作开始讲，教他们注册微信账号、扫码支付、存电话号码，短视频平台兴起后，他还教刷视频。有一次，一位老人拿着按键机到店里维修，李琳怕他无聊，递过去一台智能机。“我教他往上划，喜欢时还可以点小红心。”李琳记得，老人一边划拉屏幕，一边“乐呵”上了，“其实很多老人可能也希望用（智能）手机，但不会用，因为没人教”。
村民刘冬梅是店里的老顾客，今年50多岁，找李琳换过几次手机，还经常去店里打印文件。在她的印象里，李琳为人热情，“见人就笑”。她发现，李琳啥都教，“还挺仔细”，不会的都可以问他。“有的老人学完就忘，再去找他，他也非常有耐心，不会不耐烦。”
李琳记得，刚拿上智能手机时，自己的父母也不太会用，“现在已经用得很溜”。他说村中的老人，很多都是看着他长大的，“现在他们老了，遇上问题，能帮就尽量帮一点”。
2020年，李琳开始尝试用短视频宣传手机店。他想利用算法的机制，“熟人推荐给熟人”，进一步提升销量，因为没有经验，他最初拍摄的视频内容简单直接，比如宣传店里的优惠活动，“没什么人看”。后来他无意间发现，有同行用他从未听过的“纳米技术”修手机，他清楚，那只是个赚钱的噱头。
“说是纳米技术，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做的，比如给手机清个灰尘。”李琳发现，有些同行打着这个幌子，轻松要价几十元，“其实是骗人”。20元对年轻人来说只够买一个汉堡，但却可能是“老人几天的伙食费”。
他不愿用这样的方式赚钱，但那个“噱头”给了他新的创作思路，还能顺便“科普”。就这样，李琳的短视频主页出现了一系列公然“行骗”的视频。
有网友看了视频标题“农村老人太好骗了”，没看完视频就发私信骂他，李琳让对方先看完再说，过了一会儿，对方就发来“对不起”。
48岁的董建立是李琳视频中的主人公之一，他在工地干活儿，总穿一身积灰的蓝色工装。董建立的儿子在南京上班，旧手机不用了，“淘汰”给他，因为手机充不上电，他找到李琳。李琳称要使用“纳米技术”清理插孔，要价100元，最后却只要了一瓶饮料。董建立家离李琳的手机店不远，遇到问题，骑着电动车就跑到店里，家里人有换手机的需求，他都找李琳。
一天晚上，村里的老人李建华手机连不上网，李琳发现，手机没问题，于是跟着老人回家检查网络，重启了路由器后，网能连上了，老人放了心。在一段视频中，老人笑着说：“有事就去找他，夏天热，去他店里，空调屋凉快。”
2024年6月，李琳的视频突然火了，来店里求助的老人越来越多。有听力不好的老人来买助听器；一位大叔带着自家插座坏掉的电子秤前来维修；一位戴着草帽的老人说，自己最近吃得少、不想动，问这里有没有药。
能满足的需求李琳都满足——查工资、量血压、修改网银密码、代买火车票、医院挂号。有一次，一位大叔要外出打工，来店里找李琳开“无犯罪记录证明”。李琳一查，发现他真的能帮忙在网上开。为此，他特意又录了一期视频。有网友看完后，将李琳手机店称为“民办政务服务大厅”。
事实上，短视频拍下的，只是李琳多年来和老人相处的很少一部分。
刚接下手机店时，生意不太好，李琳注意到村里的老人交电费要去离吴邵村10公里之外的镇上，一些腿脚不好的、不会骑车的老人实在不便，他便找机会与邮局谈合作，在手机店里代收电费，每户他收一元手续费，赶上高峰期，店里来交费的人排成长队，他一天能挣几百元。
那时李琳一家就住在手机店楼上。夏天天亮得早，常有老人一大早就到店门口转上一圈，发现没开门，过了一会儿来，还没开门，干脆冲着楼上喊，“李琳开门”“都几点了，怎么还不起”“我要办卡”“我要充话费”。
有时他一大早开张，门口已经站了好几个赶集回来的老人，买好了东西，三轮车停在店外。“听见了就赶紧起来，做生意嘛，人家喊你，你听见了不答应，也不是那么回事。”最多的时候，手机店每天营业14个小时，很多老人都会给李琳带自家的水果，他去赶集时，也有相熟的老人给他多塞上一把新鲜蔬菜。
去年下半年火了之后，李琳经历了一段异常忙碌的生活，有一天他接到300多个陌生电话。有网友打车到店里找他，他忙前忙后，买水、安排吃饭，人来得太多，他担心服务不好。村里交通不便，他开车送大家到十几公里外最近的地铁站。也有被拍到视频里的老人找过李琳，说自己“长得丑”，或是觉得自己“没换衣服”不合适。还有老人的孩子刷到视频后，要求他马上删除。
2024年6月，北京大学的学生联系上他，邀请他到夏令营做讲座。李琳中专念完就外出打工，这场夏令营，大家讨论的“数字鸿沟”，他还是第一次听说，“我教他们用智能手机，也是跨越数字鸿沟”。
知道要和教授们一起演讲后，李琳更是“紧张”。他专门准备了演讲稿，改了5版，最终的版本接近5000字，在家时，他每晚都拉着妻子和女儿试讲，“一次就要读40分钟”。主办方安排学生和他对接，在年轻人的建议下，李琳还设计了互动环节。
2024年7月，站上北大讲台的那一刻，他紧张极了，介绍完自己，他讲到熟悉的内容，很多老年人不知道怎样接打视频电话、不会关闭弹窗广告，讲到有老人把手机屏幕亮度无意间调到最低，送去维修，最后居然被坑了两百元。
他慢慢不紧张了，讲到自己的思考，比如是否要开发简单易用的手机应用程序、提供详细使用说明，是否应该考虑老年人的生理特点，比如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
台下不时传来掌声。李琳感觉，他每天遇到的事情，对于北大的学生来说“有些稀奇”。他还记得，刚联系上他时，北大的学生希望他能来分享农村老人的生活状态和经常遇到的问题，“看能不能通过学术研究来解决一些问题”。
李琳从不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人，“学历不高，没大本事”是他在社交媒体中的自我介绍。听完演讲，有人向李琳提问：如果店里同时来了修手机和买手机的顾客，要先处理哪一个？
“开店要先赚钱，赚了钱，才有额外的精力服务，如果只服务，不赚钱，（店）马上就倒闭了，就没办法服务了。”他说。
今年春节，正月初二一早，李琳开门营业。春节期间是手机销售的旺季，他只休息了一天。如今，记者的电话不再打来，生活恢复平静。他也能明显感受到，流量正在远去。
但他认为，这样的状态反而更为“舒服”。在和记者谈话的间隙，有老人找上门来，他下意识地问：“你手机咋了？”
文/黄晓颖 秦珍子
（中国青年报）
编辑/倪家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