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是俄乌战争爆发三周年纪念日。
在前天的文章中，我们主要回顾了俄乌战争的前世。今天，我就来讲讲俄乌战争的今生。
此前，我们得出了两个主要结论。
第一，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说，过去惨痛的教训是，在战争爆发前没有把小国大外交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第二，从俄罗斯的角度看，这场战争的本质是其对西方因爱不成而生恨。
如果我们能把握住这两个本质，那么大概就能找出一些逻辑脉络，以预测未来乌克兰、俄罗斯与西方，乃至世界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俄乌战争的今生，即过去三年俄乌战争的军事、政治、外交和战略走向，并对国际秩序的走向进行一些梳理。
01
首先，从军事线来说，三年前的2月24日，大约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半，俄乌战争突然爆发，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可能是一场闪电战。
当然，最开始的时候确实像闪电战。
北京时间2022年2月24日晚，有西方媒体发布报道称，俄罗斯军队距离基辅仅20公里，仿佛是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当时基辅一度岌岌可危，乌克兰连续向俄罗斯发出和谈请求，且是近乎乞求般的请求。
但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战场形势就出现了变化，俄罗斯军队无法再进一步，自此，双方陷入了持久的僵持状态。
这令人百思不解，因为无论从国家实力，还是军事力量上，乌克兰都远远比不上俄罗斯。
也正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两三个星期后，当闪电战失败、持久战开始的时候，通过研究俄罗斯的军事指挥系统，以及指令传达、战略制定、战术实施等各方面的状况，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即俄罗斯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这个概念听起来颇为抽象，我们需要先区分一下“现代化国家”与“现代国家”这两个概念。
现代化是一个物质化的概念，以财富和硬件为指标；而现代则关注制度和精神层面。一个现代国家肯定是现代化的，但一个现代化国家未必是现代的。
俄罗斯是否属于现代化国家另当别论，因为这些评估指标各有高低，但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至少没有全面完成向一个现代国家的转变。
朋友们可能要问，现代国家到底是什么呢？
现代国家在人的心理社会深处，其实有一种东西叫现代性，即制度层面、人的观念层面、社会国家治理层面等要拥有现代社会的一些元素。
比如国家治理、企业治理要完成从法治到人治的过渡，而军队同理，作为一个社会的组织架构，它需要一些非常现代的管理机制，包括军队的指挥系统。
然而从俄罗斯方面来看，显然不是。可以看到，它的战争指令刚开始是从克里姆林宫直接发出的。
传送链路过长，即使是从现代商业的角度来看，也一定存在问题，更不要说是一场现代战争。
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能发现，在基辅的道路上俄罗斯的军车居然是排成一列的，就像曹操将很多船连在一起，以应对北方军人水性不足的麻烦一样。
凡此种种，我们都能看出，无论是军队还是国家，无论是国家治理还是军队指挥系统，俄罗斯都没有完成向现代的转型。
至于乌克兰，首先它是一个小国，就实力而言它无法与俄罗斯抗衡。
顺带一提，俄罗斯虽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但它依然不可战胜。因为作为一个大国，它拥有战略纵深、人口优势以及丰富的资源，相较于俄罗斯，乌克兰耗不起。
当然，我们要肯定乌克兰军民的抵抗意志是强的，但纵有抵抗意志，也还是要借助外力援助，所以它的抵抗是外向型的。
而俄罗斯的形态是内向型的，即使没有一个国家援助，它也能与乌克兰抗一抗。
关键问题就在于，乌克兰的抵抗只能是外向型的，所以他的抵抗运动就成了西方国家介入的一个筹码，或者说借口。
如果说，战前是因为乌克兰领导人没能完成小国大外交，那么战后，在外向型抵抗运动的迫使下，它只能依靠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西方国家。
从西方国家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俄乌战争打了三年，前一年半西方国家没有问题，是义愤填膺、慷慨激昂。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到了一年半和第三年的时候，西方逐渐开始“审美疲劳”。
也就是说，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西方在激情、道义和物质资源等方面对乌克兰的支持都在逐渐减少。而北约不仅更换了领导人，实际上对乌克兰的援助也在减少。
02
其次，西方国家的内部发生了一些根本变化，体现在政治形态或政治风景上。
2月23日，德国联邦议会进行了选举，选出了新任领导人，也就是联盟党的弗里德里希·默茨。
目前，该党仍被视为主流政党之一，其提出了德国应独立于美国，欧洲应独立于美国的主张，并称坚决不与德国选择党合作等等。
从表面上看似乎不错，但是通过这次选举来看，该党派在德国的社会基础是令人担忧的。
在这次德国选举中，得票率最高的是联盟党，获得了28%的支持率；紧随其后的是得票率为20%的选择党。第三位才是社会民主党，至于原来的自由民主党，目前则是“公居末位”，属于被迫出局了。
按理说，联盟党的默茨应该和选择党进行组阁，但由于选择党被主流政党视为右翼政党，默茨为了规避嫌疑和责任，他很可能会选择与朔尔茨所在的德国社民党组成一个政府。而至于绿党是否会入阁，还需持续观察。
德国内政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现象，折射了西方社会目前整体右滑的倾向。
这一趋势的成因错综复杂，美国也同样面临此种现象，比如特朗普的崛起，我经常称之为“梅开二度”，“班师回朝”，而且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这种现象变本加厉，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皆是如此。
与其说这是特朗普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美国社会土壤出现了问题。
而西方本身的社会土壤、政治风景发生了质的变化后，自然会影响到俄乌战区，主要体现在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对俄罗斯所谓的谴责上。
目前的情况大家有目共睹，自特朗普上任一个月以来，他在俄乌战局上的立场与拜登政府大相径庭，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南辕北辙。
前几天我曾提到，美俄双方的接近，表面上看是为了结束俄乌战争，但其本质目的是为了美俄关系正常化。
而美俄关系的正常化，一方面关乎双方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是否也可能针对中国？这是一个开放的议题，值得我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但这至少表明，特朗普和普京这两位政治强人之间，跨越了他们的战略利益、文化差异、国家体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两人之间是惺惺相惜的。
比如上周，特朗普指责泽连斯基是未经选举的“独裁者”，有人指出，这应该是针对普京的指责，这件事是否属实另当别论，但这也能说明特朗普和普京之间的关系。
而在当前世界政治舞台上，确实出现了一批危险的能干者，也可以说现在的西方主流政客“失效”、“失魂”、“失速”和“失用”，这都是我曾用来形容这种现象的词汇。
而在这种情况下，俄乌战争的走向就变得相当曲折了。
尽管特朗普与普京之间的互动不能说是是火热，但双方至少保持着你来我往的互动。有传闻称，美俄两国可能在本周达成一项结束俄乌战争的协议。
因此，之后我将在节目中探讨俄乌战争可能以何种方式结束。但现在大家也能猜到，其结果至少是往有利于普京的方向发展。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被当做筹码，沦为被抛弃的命运。
如果说俄乌冲突爆发前，以泽连斯基为代表，包括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无论是亲俄还是亲西方的政治领导人，既然不能把独立的外交政策放在首位，也不能把小国大外交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么一旦战争爆发，最后面临的结局就是被抛弃。
因此，尽管我们赞赏泽连斯基抵抗的勇气，但无论是乌克兰还是泽连斯基，最终还是沦为一个悲惨的结局。
坦率地说，乌克兰自身是有责任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乌克兰历届无论是亲俄还是亲西方的领导人都是有责任的，这导致乌克兰最终沦为从傀儡走向弃子的命运，这就是目前为止俄乌战争的基本情况。
这不禁令人深思，俄乌战争究竟带来了哪些改变？可以说，俄乌战争带来了许多变化，但最终似乎什么也没改变。
03
有人认为，俄乌战争是二战结束80年以来，欧洲大陆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这一点毫无疑问。
除了三十多年前的南斯拉夫内战以外，欧洲大陆上确实未曾爆发过如此大规模的、多个主权国家联合对抗另一个国家的战争。
所以，俄乌战争究竟改变了什么？
有观点认为，俄乌战争改变了欧洲的国际秩序和政治版图。
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因为即便俄罗斯在战争中表现不佳，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但作为一个大国，它仍然具有足够的韧劲撑得住。
而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每四年就要走马灯似地更换领导人，其内部的政治生态也会跟着发生变化。
这种政治生态的变化会导致政权更迭，进一步引发整个政治生态的更替。
观察从拜登到特朗普，或者是特朗普的两次执政，其政权不仅仅是普通政治生态的更迭，而是西方社会政治生态发生的微妙而根深蒂固的变化。
坦率地说，目前我们非常担心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宪政和民主制度，是否会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中受到冲击或动摇，甚至开始走向瓦解。
若讨论的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可能无人会相信美国这种宪政和民主制度会走向瓦解，但现在不同了，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鉴于时间有限，我在此不详细展开，而会在另一个节目中举例说明，美国的宪政和民主制度的几大基石正受到冲击。
一次冲击可能不会造成动摇，两次冲击就会动摇，三次冲击就会松垮，四次冲击就开始有砖头掉下来，经过连续多次的冲击，大厦将倾，其制度就开始走向瓦解，进程就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
虽然无法确定是否会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瓦解，但这一过程显然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在西方国家内部发生的更加深刻的变化。
坦率地讲，这些深刻的变化已经超越了俄乌战场本身的战局、胜负、生死以及欧洲本身的安全格局。
而今，欧洲安全格局已经无人在意，过去只有欧洲的主流政党关心这个格局，但现在他们大多已经退出了舞台。
未来5到10年，欧洲大国的主要生态基本上都是右翼。预计未来再过20或30年，欧洲乃至全世界可能会爆发一场左翼革命。
先右后左，先保守后激进，这是人性和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就像病有病的机理，药有药的机理，社会发展也有其内在的机理。
社会发展首先表现为保守和关门主义，直到恐惧害怕，就会出现一批极端的右翼，来慢慢解决表面问题，但其实质可能引发更多问题。
在一段时间后，可能是二三十年，可能是一二十年，甚至在高科技条件下，可能5到10年都未可知，左倾运动可能又再次回来。
200年前的世界是如此，200年后的世界同样是如此，这是我基于历史规律的预判，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现在，两种体制已经演变为两种管制模式。
以美国为例，以拜登为代表的，无论是奥巴马、小布什还是里根，他们无论是跨越哪个政党，都属于建制派、主流派。
主流派遵循一定的政治套路，这些领导人是职业政客，是民主体制下的政客，他们遵循讲道理和讲规则的原则，在风平浪静下能解决问题；但在暴风骤雨中，他们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制造更多问题。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催生出另一波狂野的，像特朗普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政治人物。
像特朗普这种狂野的价值观，虽令人细思极恐，但短期内确实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将导致更严重的问题产生。
当这两个阶段被跨越后，迎来的第三个阶段是什么？这就是我从俄乌战争中获得的观察、思考、启示和警示。
今天讨论的这个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战争本身，而是关乎21世纪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
总结来说，俄乌战争揭示了俄罗斯在军事层面并非一个现代国家，但作为一个资源大国，它是不可战胜的。然而其应对却非常吃力，预示着未来将催生更多的问题。
对于乌克兰而言，所谓的小国大外交策略，如果乌克兰未能将其玩至淋漓尽致，最后将乌克兰拖入战争的深渊当中，那么随着外围形势的变化，乌克兰必然会成为一个弃子。
西方国家发生的深刻变化，才是200年未遇的一场大变局。这一变局不仅仅是西方面临的挑战，而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
原来中规中矩的正确无能者解决不了问题，就会产生能干的危险者。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特朗普和普京之间存在着惺惺相惜的关系。
表面上，特朗普和普京的这种惺惺相惜似乎是为了结束俄乌战争，或是为了美俄关系正常化；实际上，他们是在共同追求作为世界强人的某些梦想，而这些梦想背后的底层逻辑，构成了这个世界所面临的真正挑战。
之后将是最后一期探讨关于俄乌战争的未来走向，以及世界格局的未来发展，感谢各位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