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的美国，正在以疏远、干预和威胁等手段，扼杀G7的内部团结和美国对他国的吸引力，使G7变成了G6+1
近年来西方内部分歧公开化、G7国家内外治理不畅、特朗普带领右翼卷土重来……使西方开始意识到：G7并非短暂性褪色，而是正在陷入系统性垮塌
特朗普将矛头对准冷战后的全球规范与制度，西方各国纷乱不断、G7难以步调一致
文 | 师冠男 吕蕴谋 张哲
2024年至2025年的冬天，对七国集团（G7）及其成员国来说显得尤为冷冽。法德等国政治纷乱、欧洲与中东战火延宕、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频频对盟友施压，既给G7带来新的严峻考验，也暴露出G7在理念、路线、团结性、代表性等方面的系统性缺陷。面对已然发生巨大变化的自身与世界，G7继续在混乱与忧虑中艰难踱步。
在德国法兰克福，市民在雨中的街道上行走（2025年1月2日摄） 新华社 / 美联
前所未有的危机
如今，经济停滞、福利缩减、外界刺激等因素正在积聚为政治风暴，几乎席卷整个G7，不少G7国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经济上，曾经率先进入工业化、代表最富裕国家的G7，如今普遍面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的困境。俄乌冲突爆发后，G7其他成员国跟随美国对俄罗斯展开强力制裁，德法等国“安全靠美国，繁荣靠中俄”的模式难以为继，其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弊端尽显。2024年，德国经济萎缩0.2%，已是连续2年负增长，制造业生产指数甚至在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差；法国经济尽管增长1.1%，但这一数据在其作为奥运会东道主的背景下明显不尽如人意；意大利经济预计增长0.5%，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期，表明其仍未摆脱低增长困境。欧洲之外，日本经济增长也十分疲软，内需不足、出口萎缩等经济痼疾未见改善。
政治上，2024年是全球大选年，也堪称西方“大乱年”，G7成员国政局变乱凸显。石破茂接任因丑闻败露而受压辞职的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后，迅速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其所在的自民党却在选举中遭遇历史性“滑铁卢”，石破内阁也沦为“跛脚”内阁。英国2024年7月的选举中，保守党遭遇“200年来最惨重失败”，工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法国政府频繁倒台，一年换了四任总理，国家正常运转受阻。总统马克龙虽然表示不会提前辞职，但过半数民众认为其应该下台。德国红绿灯政府宣告“友尽”，执政联盟因内政分歧解体，总理朔尔茨解散联邦议院并将大选提前，其所在的社民党支持率持续走低，或难在大选中守住城池。加拿大内政治理失序，特鲁多在反对党和执政党双重压力下宣布辞去执政党自由党领袖职务，并表示将在自由党选出新领袖后辞去总理职务。
在政治中间派衰落、民粹主义政党崛起、经济持续低迷、国家防务开支大增等因素的多重影响下，G7成员国社会撕裂愈演愈烈。2024年12月20日晚，德国马格德堡市的新年市场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一辆汽车冲向人群，导致至少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事件的发生令朔尔茨政府备受批评，德国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则支持率飙升。
但是，代表欧洲右翼风潮的意大利梅洛尼政府，也未得到民众肯定。近日意大利全国范围内出现大规模罢工，民众厌恶梅洛尼政府的预算方针和财政政策，对增长缓慢的薪资和不断削减的福利待遇表达了强烈不满。欧洲大陆之外，英国多地也爆发大规模暴力骚乱，英国警方被迫在全国多地加强警力以应对治安需求。
G7变为G6+1
2024年11月，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后不到24小时，德国重要媒体德国之声就发表了题为《特朗普的选举胜利对德国来说是一场噩梦》的文章。几小时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由社民党与自民党、绿党组成的德国执政联盟破裂，破裂原因既包括“对重振德国经济的方式存有分歧”，也包括“美国大选结果的刺激”。
2025年特朗普回归，令G7面临分裂与混乱。特朗普在贸易、安全、气候、性别等方面的不同理念，以及特朗普阵营对外交规则和盟友伙伴关系的超常规举措，正使美国与G7其他成员国对立。
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与G7其他成员国最主要、最明显的分歧可能来自经济与贸易领域。一方面，特朗普对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十分不满，多次抱怨美国面临不公平的市场准入条件、几十年来一直被利用。近日，刚刚宣布对加拿大商品加征25%关税的特朗普又表示要对欧盟产品加征关税，这可能激起G7其他国家的不满与报复。例如，加拿大已宣布对1000多种美国产品加征25%报复性关税。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放松财政与科技管制、强压企业回归本土等政策，也将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利益，进一步加剧G7内部分歧。
美国也将加大G7多国的安全压力。日本以外的所有G7国家都是北约成员国，而特朗普向来不掩饰对北约的反感，多次批评北约“占美国便宜”。即使近年来北约多国已大幅提高军费开支，特朗普仍认为北约过度依赖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并在2025年1月份上任前发声要求北约成员国的军费开支占GDP比重达到5%。当前法德等国普遍面临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国内支出项目增多等困难，其军费开支是否增加、如何增加、在多长时间内增加，都将成为它们与美国的分歧点。此外，特朗普防务团队普遍认为美国军力扩张过度、应对“主要威胁”更加要紧，这意味着美国可能将更多军力从欧洲转移至亚洲，由此欧洲将承担越来越重的自我防卫责任。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在更加“内顾”的同时，也越来越突破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特朗普本人和美国科技、经济界人士多次对G7其他成员国公开发表越界言论，加剧了G7内部撕裂。例如，再度当选总统后，特朗普在国内外多个场合数次对加拿大发出“合并”呼吁，声称加拿大可成为“美国第51州”、加总理特鲁多可当“州长”。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等人表示，邻国总统的这些言论“令人愤怒与失望”“是有意摧毁加拿大经济”。特朗普密友、美国企业家马斯克近期也频繁对加拿大、德国、英国等国的政界“开炮”，声称“只有德国选择党才能拯救德国”，还发文批评改革英国党党首法拉奇“不具备领导该党的能力”等。
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的美国，正在以疏远、干预和威胁等手段，扼杀G7的内部团结和美国对他国的吸引力，使G7变成了G6+1。
近日，美国和俄罗斯在沙特就乌克兰危机进行“密室外交”谈判，欧洲被晾在一边，引发了欧洲对自身安全主导权丧失的深度焦虑。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形象地说，当美国和俄罗斯讨论乌克兰的未来时，欧洲被安排“坐小孩那桌”。更令欧洲不安的是，美国试图通过“沙特模式”重塑俄乌冲突的解决框架——由美俄主导谈判，欧洲仅承担后续执行责任。德国总理朔尔茨批评这一安排“将欧洲降级为协议执行者”。法国总统马克龙批评说：“若乌克兰和欧洲缺席，和平将不能持久。”
民众在日本广岛游行抗议七国集团峰会（2023年5月21日摄） 张笑宇摄 / 本刊
系统性垮塌
2018年6月，为期两天的G7领导人峰会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峰会上的美国，不再是从前的G7主心骨与粘合剂。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在峰会前向欧盟和加拿大祭出关税大棒，还在会上与其他领导人针锋相对，甚至拒绝签署会后发布的联合公报。当时，西方学者与媒体普遍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他们仍将G7视为美国及其盟友协调行动、促进对话、解决争端、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机制。但近年来西方内部分歧公开化、G7国家内外治理不畅、特朗普带领右翼卷土重来……使西方开始意识到：G7并非短暂性褪色，正在陷入系统性垮塌。
首先，G7的运行方向已与目标背离。成立初期，G7将协调各方经贸政策、增进团结作为主要目标，将制定议程、建立工作组、开展合作作为主要工作方式。但在后来的发展中，G7逐渐偏离方向，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作为运作基础，将国家安全、环境保护、性别平等甚至别国内政纳入议程，将所谓“支持自由贸易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作为口头禅，通过谴责他国、渲染恐慌、制造对立来增进内部共识，俨然成为了强迫他国接受其所谓“规则”的富国集团。如今G7的理念和路线与西方标榜的所谓“平等”“自由”不符，与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愿景相悖，其行动对G7来说既无法达成共识也无法承担其可能的后果。
其次，G7取得共识、增进团结的基础正在瓦解。一方面，G7的存在与发展基于这样一种文化和政治构想：经济发达、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提出统一方针。而特朗普与拜登政府越来越强的贸易保护主义等做法令美欧互相怀疑——美欧的价值观与利益存在根本性矛盾，上述构想无法继续存在。另一方面，特朗普阵营的出现与崛起，带动了意大利梅洛尼、法国勒庞、德国魏德尔等一批右翼和极右翼势力的发展。他们与左翼和中间派政客针锋相对，以各种方式打破了“虚假团结”。他们的存在，将G7分为左右两个阵营，以及“挺特派”“反特派”“缄默派”三个板块，各方区隔明显、对立严重，不愿也无法用外交辞令掩盖真实分歧。
再次，G7的治理框架已经过时、治理弹性越来越小。近20年来，在金融危机、经济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新冠疫情等重大问题上，G7峰会已变成政策宣示点或领导人合照馆，会后却难见有效行动。2021年G7英国康沃尔峰会将“如何领导全球从新冠疫情中复苏”列为讨论重点，将“为全球60%人口接种疫苗”设为目标，会后公报却只承诺提供8.7亿支新冠疫苗，最多只够约4.35亿人进行完全接种。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问题上，G7表现出难以令人信服的空洞和双重标准。2024年G7意大利普利亚峰会上，各方在公报中用最大篇幅谴责俄罗斯，但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行为却闪烁其词。此外，G7欲以联合公报的形式领导西方和世界，且相关合作的达成有赖于七国尤其是美国领导人的同意。这种治理框架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美国护持霸权的能力日渐衰落、全球治理体系和模式发生变革、全球呼唤更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等背景下，显得日益封闭和过时。
最后，美国正在或明或暗地“掏空”G7，以更微型、更灵活、更聚焦、更务实的小型集团取而代之。近年来，美国创立或重新激活了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韩和美日菲“小多边”等机制。美国认为，这些机制既可克服G7的多边瘫痪障碍，又可实现与印度、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可部分承载和抵消G7的功能。
20世纪70年代G7成立之初，七国的经济体量约占全球的三分之二，而如今只占全球的44%。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增大，G7作为“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的代表性、合法性和影响力都在快速减弱。面对此情况，拜登政府试图将G7转型为“世界最大工业化民主国家集团”，宣称G7是“自由世界的指导委员会”，号召G7国家在美国领导下赢得关键领域的国际竞争。而特朗普则将矛头对准冷战后的全球规范与制度，导致西方各国纷乱不断、G7难以步调一致。G7尤其是其欧洲成员国，是时候认真考虑G7存在的意义了。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