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医生多次撰文支持中国重启死刑犯器官的征用，遇到最大的反对声，就是所谓：可能出现为了器官而故意冤死人，这绝对不可容忍。
猛一看，似乎也不能说绝无这种可能性。毕竟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些著名的死刑反转事件，比如1996年的呼格案，1994年的聂树斌案，1989年的滕兴善案……
呼格案概要如下：
1996年4月，呼和浩特市毛纺厂女厕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18岁的呼格（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凶手，61天后被判死刑，5天后执行。
2005年，真凶赵志红落网。2014年12月，内蒙古高院对原案再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人呼格无罪。
还有其他一些死刑冤枉案件，全部发生在2000年之前。究其原因，都不是因为有某种势力出于私利而要冤死这些无辜者，而是当年办案人员的素质低下，司法体制不完善等原因导致的。
2000年之后，就检索不到冤死的案例了。特别是2007年很关键，那年起我国全面实施死刑复核制度，即每一起死刑必须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目前还没有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仍被证实为误判的死刑案例。
所以，反对征用死刑犯器官的理由，根本就不成立。
有人还要抬杠，万一有人串通了最高人民法院呢？
我觉得，能抬这种杠的人，智商和情商多多少少有问题。他也不想想：为了一个器官，要搞定从各地法院到最高人民法院，这需要多大的能耐，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啊。有这样能耐的黑恶势力，还不如直接制造一次意外事故，不是容易得多么？
基于以上证据和逻辑，我更加坚定了中国应该征用死刑犯器官的主张。
我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没有例行公示，AI秘塔搜索估计大致可能每年千人的规模。
北青网2024年的一篇报导中提到，2023年我国完成遗体器官捐献6454例。
从上述两个数据对比来看，每年千人的死刑犯规模，可以对每年6000人规模的遗体器官捐献形成有力的补充。
而且，死刑犯多为青壮年，死刑也是受控的过程，因此死刑犯提供的器官数量和质量，很可能远远优于遗体捐献的器官，我个人估计至少可以增加30%的器官供应量。
有些网友有洁癖，反感死刑犯的器官。我能理解他们，不过，他们不能代表奄奄一息的患者们的心声。
我认为，这个问题技术上很容易解决——在器官分配系统里多一个选项【是否接受死刑犯的器官】。不接受的就要多等一段时间，实际上现在排队等器官的队伍很长了。如果有死刑犯的器官接入，愿意者可以马上接受移植。
AI秘塔搜索给出的其他国家/地区进行肝移植、肾移植和角膜移植的时间。以肾移植为例：
美国患者需透析中位时间4年，平均等待3-5年；
中国香港地区平均需5年4个月，极端案例等待达24年。
新加坡肾源平均等待时间长达97.4个月（约8年）。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种朝不保夕的等待面前，死刑犯的器官被拒绝的可能性非常低。要洁癖还是要命，这道选择题不难做。
两年前我针对重庆姐弟坠亡案两被告判死刑的事件，写的 说服了不少人，有747名网友参与了问卷调查，78%支持征用死刑犯器官。
我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持恶有恶报、以善赎罪的实用主义态度。
所以，我今天再次呼吁：中国应该恢复死刑犯器官征用。
节约粮食是中华传统美德，节约器官也应该是。
下面，我把两年前的理由再陈述一遍，你能接受么？
陶医生作为一名无偿献血107次，登记造血干细胞捐献和器官捐献的医学工作者、强无神论者、中共党员，对于这对死刑犯的器官无法用于挽救生命，表示非常遗憾。
陶医生的器官捐献登记卡，扫码即可登记
陶医生为婴儿手术捐献了两份血小板
2022年5月，瑞士通过一项投票，强制默认捐献遗体和器官，除非公开声明拒绝。
陶医生完全同意瑞士的做法，认为中国也应该这样做，而且拒绝捐献者不得使用他人捐献的器官。
https://t.cn/A6NrxTqR
陶医生非常认可强制默认捐献器官，这在中国文化中应该不是难事。中国的殡葬文化正在越来越文明，从土葬改为火葬，火葬之后还可以继续树葬、海葬等。
既然可以接受亲人的火葬，那么为何不能接受亲人捐献器官、救人性命后再火葬呢？中华文明里一直高度赞扬【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美德，生前没法实现，身后能实现也很好啊。
要知道，我国用于移植的器官极度紧缺。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表示，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2万例，移植的缺口很大。不过，眼角膜移植情况略乐观。
然而，眼角膜移植情况乐观的原因，不是中国人愿意捐献，而是相信佛教的斯里兰卡人民愿意每年给全球捐一批角膜，中国当然也可以分到一些。斯里兰卡人口只有2100多万，却是全世界最大的眼角膜捐赠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斯里兰卡已累计向他国捐出超过7万枚眼角膜。
https://t.cn/EKZ83P8
中国作为无神论者占绝大多数的世俗国家，竟然自己无力解决器官移植的来源，还要靠有神论国家帮忙，真是一脸尴尬。
以上讨论是针对普通人去世后的器官捐献，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无法达成一致，那么对于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呢？
很多网友一谈这个问题，就来一句“死刑犯也有人权”。
没错，死刑犯也有人权，但死刑犯是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者，他们不是人民，而是敌人。
对于敌人，要实行专政，敌人的人权标准就该低于人民的人权标准。可以剥夺死刑犯的政治权利、财产权、生命权，为何不能对其死刑后的器官也予以征用呢？
最大的生命权都被剥夺了，其器官征用权还要扭扭捏捏，在陶医生看来就是一种矫情。
死刑犯罪大恶极，往往很难在生前赎罪，那么通过立法获得身后的器官，让他们身后有重大贡献——帮助人民获得更大的健康权，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普惠人权。
陶医生认为，只要不对死刑犯进行人格侮辱，能够像对待其他器官或遗体捐献者一样，就足够人权了。
关于获取死刑犯器官用于治病救人的伦理问题，就上面这些，还有不少网友提出异议，实际上属于技术问题范畴，以下逐个讨论。
1 敌对势力炒作中国使用死刑犯器官，这不是给它们机会么？
答：确实有这种情况，但那是因为之前没有立法。如果我们立法，用死刑犯器官挽救人民群众的生命，就变得一件光明正大、完全合法、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好事。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外腐败少，实际上只是因为国外把腐败行为合法化了。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中国不同，所以也不能说他们把我们认为的腐败行为合法化就是错的。但中国应该明白，既然价值观有巨大差异，我们坚持自己人民民主专政的价值观完全没问题。
2 可能导致司法不公正，错判死刑，导致不该死的人死了。
答：正常人都会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技术上可以堵住这个漏洞。
首先，要做好器官移植的匹配管理。死者可供移植的器官登记到移植数据库里，按先来后到、轻重缓急、就近等预设的原则自动进行匹配，这个过程人工不能干预，只有在出现问题时才干预。
其次，器官移植匹配是个技术活。像陶医生登记的那个器官捐献网站，实际上只登记一个捐献意愿，以及确定愿意捐献哪些器官，还有血型。
实际的器官捐献，需要供体与受体进行生物学匹配（眼角膜除外），血型只是基础，最重要的是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系统匹配，这是避免移植排异的关键，这是供体去世前完全不知道的。
目前，中国规定只能在逝世之后才能进行器官捐献，需经过死亡判定专家按照严格的死亡判定标准和程序做出死亡判定，还需要经过医学评估后才能进行器官移植。
中国的器官捐献已建立一套规范的流程，只针对死者开展。不可能在死前就对供体进行生物学匹配，以让特定供体专供某个特定受体。
也就是说，故意判某人死刑后再与特定受体做生物学匹配，大概率匹配不上。捐献的器官只有进入数据库后，才能在30多万名受体中匹配到最合适者，实现最佳移植效果。
这样一来，特定受体无法从没有做过生物学匹配的死刑判罚中获益，这就避免了为这种特定需要而故意判死刑的情况。
我国司法对死刑也是非常谨慎，每一例死刑都必须要最高人民法院复核。陶医生相信每一例死刑都是罪有应得，即便有误，也不可能是因为器官移植引起的，而是具体案例在办案过程中出现了瑕疵。
3 死刑犯器官的质量如何控制？不愿意接受死刑犯器官咋办？
答：死刑犯器官的质量，由器官捐献流程控制，可以根据其判死刑的原因进行评估，评估可用者与普通供体的器官一视同仁。
有人可能厌恶死刑犯或某些类型的死刑犯，不愿意使用其器官，这个也可以理解。那么在签订器官接受协议时，可以明示排除这些来源的器官，数据库后台可以自动筛选避免。
以上就是陶医生在微博上建议获取死刑犯器官后，一些持反对或质疑态度网友最集中关心的问题。
中国每年的死刑犯数量并不公开，外界估计大约数千例。如果每一例死刑犯都可以提供5种器官/组织，那么一年能提供的器官/组织量也能有1万件。
有人说死刑犯太少，提供不了多少器官。然而之前提到，我国有30万患者等待器官移植，每年的移植量只有2万人，如果可以从死刑犯这里获取1万件器官，一下子就增加了50%的供应量，这不是一件大好事么？
另外，对于人贩子和重大贪腐者，我建议多一点死刑，大家不反对吧。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