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Scott Roxborough
译者：易二三
校对：覃天
来源：The Hollywood Reporter
（2025年2月18日）
本年度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由美国导演托德·海因斯担任，他是酷儿电影的先驱，1991年执导的首部长片《毒药》就斩获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颁发给LGBTQ作品的泰迪熊奖最佳电影奖。
《毒药》（1991）
海恩斯于20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与里根政府及其对艾滋病危机的无动于衷所引发的激进主义和同性恋权利运动密切相关。他坦言，在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后的几周里，他一直在重温那个年代的遗产。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种惶恐不安的状态，试图跟上时代洪流，弄清楚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即使是在独裁政府的执掌之下，这样糟糕的情况也很少进展得如此之快。」海因斯在柏林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但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历史中学到的是，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屈服。」
他还谈到了独立电影面临的挑战，以及他如何履行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主席的职责。
问：此次作为电影节的评委，而不是参赛者，你的体验有何不同吗？
海因斯：能够被强迫停止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工作过程中获得短暂的休息，审视世界电影的发展，并与一群国际艺术家和电影人一起工作，这是一种难得的殊荣。你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专注于这些参赛作品。这是件很棒的事情，因为我一点都不会感到被束缚。也没人来束缚我。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影评人的惯常工作，与此同时，短时间内的高强度工作也可能会让人不知所措。因此，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投入，去感受我们所处的历史和文化的时刻。
托德·海因斯
问：在电影节的开幕新闻发布会上，你谈到了特朗普政府。你认为特朗普会对电影业、对你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能力产生什么影响？
海因斯：我想我们谁也说不准。我不认为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可以准确地说这会如何影响电影业，或我们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社会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它发生得太快、太猛烈了。我们现在正处于一种惶恐不安的状态，试图跟上时代洪流，弄清楚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即使是在独裁政府的执掌之下，这样糟糕的情况也很少进展得如此之快。
毫无疑问，这些影响深远且可怕。而电影业中发生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最不担心的，它当然很重要，也很宏大，但这就是我的工作。正是通过这种媒介，我们才在过去更糟糕的历史危机中幸存下来。而我更担心的是，我们的民主制度将如何存续下去。
我们看到了媒体公司近乎超前的自我审查或提前屈服，各种「多元化、公平与包容」项目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公司、企业和人们都在想，「我应该做更被动的尝试，先站稳脚跟，再去考虑更长期的东西。」但我认为，我们从历史中应该学到的是，一旦你开始屈服，他们并不会因为你的屈服而奖励你。这类人贪得无厌。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屈服。
问：你是否看到了抵抗的欲望，尤其是与特朗普首届政府的情况相比？
海因斯：我不认为我们在人数上和有组织的抵抗的意义上找到了立足点。但我认为，人数是存在的，恐怖是存在的，斗争的决心也是存在的。我必须相信这一点。但我认为我们需要领导。他们已经非常清楚地发动了这次攻击，这让我们很难知道该转向哪里求助，以及该从何处着手。因此，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亟待探究和厘清的课题。
问：我此前与你长期合作的制片人、杀手影业的克里斯蒂娜·瓦琼交谈过，她将当前的这一时期与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代相提并论，试图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她说，正是在这样的时期，独立电影业变得尤为重要，成为主流电影的一种替代选择。
海因斯：对于克里斯蒂娜和我这一代人来说，亲历艾滋病流行时期和艾滋病危机的经历对我们的成长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看到，在一场灾难性的健康危机中，抵抗运动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而这场危机来得如此之快，又被如此彻底地忽视，尤其是被总统轻视，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一直在想办法减缓或推宕，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他人。
我们只能靠自己，于是活动家们亲自上阵，成为我们自己的医学研究专家和公众舆论专家，并开展了极其集中、尖锐的公众抵制和社会活动，开始推动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结果，最终我们扭转了这一疾病的糟糕境况，并开发出让很多人得以幸存下来的药物。
我还认为，行动主义改变了人们对同性恋者以及受这场危机伤害最深的人的看法，我认为这也促使十年后公众对同性恋婚姻等议题的看法迅速改变。
因此，克里斯蒂娜和我的体内都有这种基因：那个年代，我们正值青春年少。在这场最大、最重要的斗争中，艺术家们也做出了创造性的文化反应，所谓「新酷儿电影」这一现象的显著特点在于，它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风格和形式上，都为独立电影制作注入了勇气和活力。
我们还处在独立电影史上一个独特而特殊的时期，这些电影有固定的观众。因此，这些电影有市场，也赚到了足够的钱，可以源源不断地制作下去。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为作品的问世创造了一个完美的氛围，尽可能地让更多的公众去观看到这些作品。
问：今天的独立电影还有那种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吗？
海因斯：很难与那个年代相提并论，但我认为，电影中的个人发声要想得到表达和资助，在每个年代都是一场持续的斗争，而每个年代都会想出各自的办法。我们现在所处的特殊情况是如此激烈和极端，我们只能希望电影制作也能以一种必要性来应对。
电影人需要大声疾呼，这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他们要说的话很重要，有些人需要听到这些话，通过电影可以围绕现在发生的事情改造社会。这是最好的情况。但它仍然会受到好莱坞商业力量的制衡，有时会得到好莱坞商业力量的支持，有时则会被迫在好莱坞商业力量之下挣扎。
问：你现在在忙什么？你之前跟华金·菲尼克斯合作开发的项目在他突然宣布退出之后，是否还以任何形式存在着——你是否还在继续？
海因斯：我发现自己，尤其是在近些年里，不仅在创作和开发我自己的所有作品，还在接受项目、改编电影、执导他人的剧本等等，总有一些项目以不同的形式在进展中。即使在上一部电影之前也是如此。因此，当然，我们在继续前进；我们正在非常积极地推进改编自埃尔南·迪亚兹的小说《信任》的项目。
这就是我现在和凯特·温斯莱特所合作的HBO剧集。这是一部非常棒的作品。我正在与乔纳森·雷蒙德合作剧本，我们此前合作过《幻世浮生》。乔纳森还与凯莉·莱卡特合作过，几乎参与了她在过去20年里拍摄的所有影片。2000年我刚到波特兰定居时，凯莉来看我，并认识了我的这群新朋友。
《幻世浮生》（2011）
乔纳森也在其中。在波特兰，无论是音乐还是视觉艺术，无论是写作还是电影制作，都有一个极具个性和决断力的创意社区。凯莉和乔纳森一拍即合。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在一起工作，她的很多电影都是在波特兰拍摄的，或者是聚焦于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总而言之，乔纳森和我又聚在了一起合作，他、我和埃尔南相处得非常融洽，非常愉快。
问：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如今的独立电影是否更难吸引观众？
海因斯：现在的文化已经支离破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媒体文化和网络文化，以及观众和素材的分散。有的时候，我很怀念电视被三家电视网垄断的日子，你会觉得每个人在同一时间都在关注同一件事，大部分时间都是如此。人们会对流行文化中的内容津津乐道，形成一种公共讨论。现在，我们迷失在汪洋大海之中。
问：那么，在如今这个支离破碎的媒体环境中，是否更难为小众电影找到观众和标杆？
海因斯：当然。在过去，有一种更明确的主流文化，边缘文化可以对其进行反击，在某些方面直接或间接地与之对话，我认为这有助于组织和推动电影与艺术的接受和传播。不过，杀手影业的克里斯汀和帕姆·科夫勒则坚定地认为，一定会有办法再次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在这一行做了很长时间，而且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都与制片厂和流媒体公司合作过，也都与外国资金和股权投资合作过。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制作电影。每次都感觉是一场新的游戏。在我的工作中，我希望自己不是在重复过去的事情。对我来说，它总是未知的，所以财务结构自然也会反映出这一点。
问：最后一个问题，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是什么样的工作？你对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奖项有什么设想，你希望通过这些奖项表彰什么样的故事或电影？
海因斯：其实应该要放下一些大众的预设或期待，甚至是去表彰那些不常被听到的声音。当然，无论你看到什么，都有一个因素是很重要的：这些电影来自何方，以及它们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涉及的政治内容。但最好的办法是，我不看任何关于电影的报道。
我几乎不记得电影的名字，直到我坐下来观看它。这在今天太不寻常了，因为我们被大量的信息和知识轰炸着。这样做真的能让你头脑清醒。我在其他评审团成员身上也看到了这一点。每次我们都像初次看电影的观众一样，让自己在瞬间做出反应。
这其实很难，因为在我自己拍电影时，我会看很多电影来做准备，但总是有一个标准，有一种我试图辨别的语言，有一套我试图为我的电影创造的规则。因此，我对我要看的和我不要看的东西都非常坚定。而评审的工作恰恰相反，需要完全敞开你的心扉。这对一个创作者来说是一件非常健康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