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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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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侣之鹤
李晓君
一
轻盈、透明、澄澈、变幻……多少年以后，我从北方漫游归来，发现秋云属于北方，夏云属于南方。秋云是和某种辽阔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夏云则不然，它有一种亲密和肉欲的成分，试图拉短距离。夏云是挥手之间，可以触摸到的葛衣或霓裳，是某种情绪的酝酿器，或哭或笑，或喜或悲，或妩媚或阴霾。这是南方最美丽的事物。
我出生的永州，在古长沙国以南，在这里，我见过夏天最漂亮的云彩。这云连绵而去，在相去二百里的衡山，幻化为千百种颜色，如同繁复的经文，在传抄、吟唱。衡山住着一个禅师，号怀让，他有个师兄叫行思，驻锡衡山以东五百里的青原山。怀让弟子道一，俗姓马，往来江西，在南昌创立“洪州禅”，行思弟子希迁，俗姓陈，来到南岳石台结庵，创“石头禅”。江湖数百里之间，禅风之盛，前所未有。我就出生在这慧风禅雨之乡，耳濡目染，与禅结下一生不解之缘。
唐代书法家怀素
十岁那年，我突然萌发出家念头，双亲怎么都拦不住。我曾在帖中称自己：“猛利之性，二亲难阻。”尽管父母唉声叹气，但我决心已下，定难回头。我性格中刚狠和要强的一面，既受潇湘大地风习影响，也来自某种难以说清的遗传。家乡永州零陵有大小禅寺十数座，我在离家较近的书堂寺做了小沙弥，法号怀素。父母悲伤，仿佛我是拆骨还父、割肉还母的哪吒，从此了断尘缘。其实，并非完全如此。我选择出家，也许潜意识里受了伯祖父惠融禅师影响，他一手欧阳询体书法几可乱真，在永州名气很大。在我懵懂的意识里，伯祖父就是我未来理想的样子。因此，或许这样说更符合我当时的心意：我出家为假，想当书家为真，而伯祖父为我指出了一条可能的路径。这自然是无法与父母道清的。惠融禅师成为我书法启蒙老师。当我开始获得一些书名，乡里人便以“大小钱师”称呼这一对爷孙俩。
我俗姓钱，曾祖、祖父都曾做过县令。母亲姓刘。我生在一个温馨、平常但并不贫困的书香之家。因而选择出家，并非某些后人臆测的那样，基于家境贫寒的原因，母亲不得已将我托付佛门——毕竟，在我朝，随着国初太宗皇帝制定的国策，利于佛教的发展，甚至寺院经济一度还颇为可观，为生计故，选择出家亦不失为一个选项。
我自认为是个眉清目秀、聪明有灵气的孩子。自读书识字始，晋人陶潜那首诗《四时》，便过目难忘：
春水满四泽，
夏云多奇峰。
秋月扬明晖，
冬岭秀孤松。
我在书堂寺学佛念经之余，抬头仰望天空，夏云多奇峰——这句子便映在天空，如佛家偈语般充满暗示意味。当我名动寰宇，每被人问起师承，便以“夏云奇峰”答之。这绝不是故弄玄虚——与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得书法神采，道理是一样的。
后来陆羽回忆说：“怀素疏放，不拘细行，万缘皆缪，心自得之。”我承认不无道理。我“疏放”“猛利”的性情不符合僧人修行的一般标准，它更靠近一个艺术家人格。所幸这点，我自小就非常清楚。我的理想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伯祖这样的书法家，更是要比肩本乡的书法巨擘——欧阳询。潭州临湘南朝陈黄门侍郎欧阳纥之子欧阳询，书风直接王右军，法度严谨、中宫内收，刚柔并济、端庄典雅。他与虞世南一起在朝廷弘文馆教授书法，成为我朝宗师级人物，并开创出自家书风，学者如潮。
我虽从伯祖那学得欧阳询笔法、字法，但坦率地说，“欧体”并非我理想中的书法形态。我天性充满着烂漫、自由、不羁的因子，它常常导引我离开纸面，将笔毫触及壁墙、器皿、桌椅，只要貌似平整、光滑的地方，都能引起我书写的冲动。我沉醉在柔软笔毫带来无尽挥洒的乐趣中，从那变化莫测的摆动、缠绕、扭曲的线条营造的迷宫里，探索一个难以明之的存在。
草书，如同夏天放牧的云朵，出现在我想象的天空。在我全力探索书法艺术的同时，经禅功力也与日俱增，不仅熟读经典、懂得梵文——甚至达到了能翻译佛经的水准——钱起说我“能翻梵王字”（《送外甥怀素上人归乡侍奉》），但还是不能为书堂寺的和尚们所容忍，于是便回到了家中。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拥有万株芭蕉树，在那阔叶铺排的绿之海里，我像一条自由的鱼，又像一只飞翔的鸟，还像一朵轻盈的云。我在梦中唯一做的事，便是满足无尽的书写欲。幸福几度让我晕厥过去。梦醒以后，立马付诸行动。并非担心家中的纸不足以支撑书写的需要，而是那个绚丽的梦让我着迷，仿佛只要我将美梦变为现实，成为一个人人皆知的书家，便亦水到渠成一样。我在自家屋的四周植满了芭蕉——这时，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转而成了一个虔诚的居士，吃斋念佛，比我还要精勤。我给自己的住处取了个斋号“绿天庵”。
在光滑的芭蕉叶上书写并非易事，虽然亦有人“自剪芭蕉写佛经”（戴叔伦《赠鹤林上人》），但我明白真正锋利的剑是木剑，非禅家人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在芭蕉叶上写字，对笔性的要求很高。有时我在室内，突发写字的欲望，便指掌画地。为此想出一个办法，在木板和木盘上刷上深漆，可以反复书写（墨色随时能洗去），久而久之，柔软的毛笔，如有金刚之力，将木板和木盘给写穿了。经禅和笔翰，两者相辅相成。我在书写中，不断谛悟到禅的玄机，而在参禅之中，又不断获得书写的启示。
伯祖和我接受的佛学，出于六祖慧能的南宗禅。在湖南、江西两地，是他高足行思、怀让禅学传播之域。行思，俗姓刘，其远祖为西汉长沙定王刘发（或楚元王刘交），与我母家远祖一脉同出。当年行思从吉州去广州曹溪参礼六祖惠能。问祖：“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祖曰：“汝曾作什么来？”师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师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深为六祖器重。
南宗禅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明心见性，给佛学带来全新的变化。于是，着衣吃饭，屙屎送尿，无非三昧妙道。甚至，多年后临济宗祖师义玄禅师，为反对偶像崇拜，喊出“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这样振聋发聩的话来。
我也许向往这种“透脱自在”的境界，甚至开始喝酒吃肉。因为人疏放，不拘细行，又广泛地与酒徒词客交往——以至于被人形容为“一日九醉”，于是，“狂僧”的名号不胫而走。
二
当世人鞠躬作揖，如同佛教徒流连于教义经典，那种外在形式的陈法，无法掩饰空洞的精神实质。祖师慧能是主张舍离文字义解，直澈心源的，这种体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又说：“心量广大，遍周法界，去来自由，心体无滞。”
我喝酒吃肉、无视佛家戒律的举止，以及独特的草书艺术，在湖南七郡——长沙郡、衡阳郡、桂阳郡、零陵郡、连山郡、江华郡、邵阳郡，引起很大的震动。我足迹所到之处，名门大户都以求得我的墨宝为幸事，他们刷白墙壁、拿出好酒，等待我的光临。永州刺史王雝，听说治下出了个这样的人物，高兴地邀我到府衙相见，并为我写下赞诗《怀素上人草书歌》：“我牧此州喜相识，又见草书多慧力。”赞赏之情，溢于言表。对于我书写之速、字态之美，他有过传神的描述：“忽作风驰如电掣，更点飞花兼散雪。寒猿饮水撼枯藤，壮士拔山伸劲铁。”
乾元二年（759年），我二十二岁。诗人李白流放夜郎，途中遇赦，东返经江夏，前往岳州探望旧友，畅游洞庭之后，赴零陵游九嶷山。九嶷山是舜帝葬身之所，诗人登临之后，写下诗篇《悲清秋赋》：“登九疑兮望清川，见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归海，云横秋而蔽天。”气象极大。那一年李白五十八岁。很快他听说这么一个“狂僧”的存在，自然引起兴趣。诗人气质中是有着强烈“狂”的因子的，于草书，有着格外的偏好。对我这个后辈，他可谓相见恨晚，几天的相处——我愿意说，那是个灿烂的秋日黄昏，在一场不可避免的酒宴后——“十杯五杯不解饮”，我抓起毛笔，去为一个人展现所有的才情，转眼间，笔毫扫尽千张纸。
显然，我的书写，激起诗人强烈共鸣，仿佛出于唱和的需要，他在墙上一挥而就，写下这首《草书歌行》：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
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
笺麻素绢排数厢，宣州石砚墨色光。
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
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
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
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
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
浑脱舞。
一个矛盾在我身上体现。在我的信仰世界里，要通过制止语言，去达到禅的顿悟境界。而在书法艺术上，却渴望借助文字，来对它进行赞美。
李白来到永州，还为了看望被贬为永州司户的卢象。在对待我的态度上，卢象显然与李白是一致的。他为我写下草书歌，有“初疑轻烟淡古松，又似山开万仞峰”之句。
唐代诗人戴叔伦
诗人戴叔伦任湖南转运留后，与我数次相见，也留下《怀素上人草书歌》，诗中有诗句：“忽为壮丽就枯涩，龙蛇腾盘兽屹立。驰毫骤墨剧奔驷，满坐失声看不及。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将我书写迅疾之状描绘得可谓逼真。国初以来，在太宗皇帝倡导下，王羲之书风笼罩书坛，成为唯一标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将逸少书逐步地陈法化，乃至于形成一种缺少晋人活泼之气的院体。对此风气，张怀瓘曾不满地说：“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戴叔伦说我“古法尽能新有余”——他亦工于书法，其书笔画疏瘦婉丽劲疾，我的书法，让他看到了张旭的影子，乃至于张旭草书中所缺乏的禅味，不禁称赞它“始从破体变风姿”。
其后，我又分别拜谒窦冀、鲁牧、朱遥、韦陟等名公，像一只孤鹤，手持法器锡杖，四处游历。“秋毫茧纸常相随”——我的行囊中不缺少笔和纸，为我写下赞诗的名公大家不下三十余人。他们留下“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狂来纸尽势不尽，投笔抗声连叫呼”；“笔下惟看激电流，字成只畏盘龙走”等精彩纷呈的句子，我都一一装在箱箧。
当我有一天，终于对三湘大地的游走感到厌倦，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的屏风、墙壁，都如同捕梦者的夜晚一样被我占领，于是，决定“西游上国”，到长安去。我的路线与大多数往南走，去往江西、湖南的僧侣不同，他们踏上南宗禅重镇，亲谒江湖传说的高僧大德，接受他们的耳提面命。我则相反，像一只无侣的孤鹤，逆流北上，去拜访书界名公、目睹前人留下的珍贵书迹。
我获得一个契机，那便是礼部侍郎张谓任潭州刺史。此公清才拔萃，性嗜酒，乐意湖山，与我可谓意气相投。此时我居住在长沙，与他过从甚密，我的草书和狂放不羁的性格，为他所激赏。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与以往不同之处，它以鼓励的眼光来看到那些新异、独特甚至冒犯的新生事物，并把它吸纳进来，成为自己气质的一部分。相当一部分有眼界、胸怀和学养的人物充当了这一潜在的鉴赏家和园丁。张谓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如果没有他，或许我之后的书学之路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在草书《自叙帖》中三次提及他的赏识，可知充满感激。
当张谓奉诏回京，便携我一同北上。任华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直言：“狂僧狂僧，尔虽有绝艺，犹当假良媒。不因礼部张公将尔来，如何声名一旦喧九垓？”此言不虚。
我很快成为京城津津乐道的人物，用“轰动长安”来形容并不为过。按任华的说法是：“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盆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癫狂。”
我在长安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书名，得见钟繇、二王等前人遗迹，眼界大开，甚至见到了素不谋面的远亲堂叔钱起。钱起吴兴人，以诗名闻天下，为“大历十才子”之首。当我在长安滞留五年，准备回乡时，他为我赋诗送行：
释子吾家宝，神清慧有余。
能翻梵王字，妙尽伯英书。
远鹤无前侣，孤云寄太虚。
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
三
一种欲望得到满足后，空虚感便不期而至。我在长安，所到之处，受欢迎程度，远超出我想象，这让我满足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思虑。我参与了许多众人围观的书法表演，赢得了普遍的喝彩与赞誉，诗人纷纷献上赞诗，以目睹我的书写“奇观”为乐事。我热爱书法艺术，为求得书法真谛而殚精竭虑，人们为我的书艺喝彩、称赞，我欣慰于才情和努力没有被辜负，但这与我执着追求书艺是两回事。
我依然认为自己并没有达到与古人比肩的程度，即便离前人张旭还相差甚远。因此，当朋友们欲在兴善寺举办一场书会，向我发出邀请时，我委婉地拒绝了，说：我在长沙多食鱼，而在长安多食肉，又因狂放举止为一些俗人所讥笑，身体不适，等恢复健康以后再参加。
东都洛阳，其文化之盛可与京都媲美。因此我特意绕道东行，想一睹文化遗迹，拜访名公巨擘，提升眼界。
邬彤便是我想拜见的人物。我既恨不能与张旭同时，若能与其弟子邬彤相见，求教书法，也算是弥补缺憾。邬彤，钱塘人，曾在京师任金吾兵曹，得张旭口传心授，书法功力甚深。此外，还有一层关系将我们联系起来，便是，我们的母亲都出于刘氏家族，他母亲是我表姨，他是我表哥。
我在邬彤处学书一年有余。这位沉默寡言的远亲，讷于言辞，仿佛总是处在睡梦中一般。但有时又冷不丁来一句，仿佛一株植物穿透千年陈腐的泥土，绽开出人意料的花朵。
有一天半夜，他突然坐起，对我说：草书的“古势”很多，只有王献之草法最为独特。太宗皇帝对小王草书有过一个形象比喻：如凌冬枯草，寒寂劲硬，不置枝叶。
这不正是我向往的那种削肉剔筋，骨气森然，如进入佛家“三昧”境界的草书面目吗？
又有一次，邬彤对我说，先师张旭曾私下对他说了八个字：“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典出南朝文人鲍照《芜城赋》）我反复琢磨这句话，并努力师法这一自然情状，草书有了很大进步。
我听完此言后，默不作声，突然激动地大叫数声：“得之矣！”
我与邬彤的交流，仿佛回到了南方禅院，两个和尚证悟的方式。
我从夏云奇峰悟得草（书）无常势，随风变化，而“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可说是对其更深入、细腻的譬喻。
临别之际，依依不舍，他说万里之别，无以为送，这里几件东西割爱相赠。他拿出王羲之《恶溪帖》、王献之《小王帖》《骚牢帖》三帖，可以看出这几件法帖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他不吝相赠，对我又意味着什么。我感动涕泣。陪我走完一程后，他不忘交代最后一句话：草书的竖牵笔画，应该像古金钗的脚一样圆活姿媚、遒劲有力。
在洛阳，我意外遇到了慕名已久的颜真卿。颜公曾师事张旭，被收为入室弟子，得其亲传。与邬彤可谓同学。偶逢颜尚书，对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人生际遇。颜真卿人品气节和书艺，当朝第一。我在《藏真帖》中云：晚游中州，所恨不与张颠长史相识。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自云颇传长史笔法，闻斯八法，若有所得也。“颜尚书”三字奇大，在字行间显得非常跳脱，足见我激动之情状。
颜真卿说，草书之法除了老师传授之外，还须自己意会体悟，我的老师张旭观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之外，见公孙大娘剑器舞，方领悟了草书低昂回翔之状。不知邬彤可曾向你说过他对草书的理解是怎样？
我说，邬师认为草书竖牵应似古钗脚，才能写出它的妙处。
颜真卿听了微笑不言，此后几个月不再与我谈论书法。
正待我羞恼难耐，欲告辞而去时，颜公突然说，你竖牵学古钗脚，觉得屋漏痕怎样？
我如醍醐灌顶，抱着颜公的脚大叫数声。
——破屋壁间之雨水漏痕，其形凝重自然，这不正是草书笔法的奥秘吗？
颜真卿又徐徐问我，你自己又有什么草书心得？
我说，贫道观夏云多奇峰，因风变化，乃无常势，其状重若崩云，轻如蝉翼，便刻意学之。又看到墙壁裂开形成的纹路，自然奇妙，毫无人工雕琢的痕迹。
颜公听了感叹地说，噫，草书深奥玄妙，历代不乏高人，只是你的高见我还真是闻所未闻啊！
《怀素上人草书歌序》楷书（局部） 颜真卿
当我趁机提出，请他为我收集的名公所作赞诗作序时，长我十六岁的颜公欣然应允，写下《怀素上人草书歌序》：
开士怀素，僧中之英，气概通疏，性灵豁畅。精心草圣，积有岁时，江岭之间，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韦公陟睹其笔力，勖以有成；今礼部侍郎张公谓赏其不羁，引以游处；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赞之，动盈卷轴。夫草稿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闻；逮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献兹降，虞、陆相承，口诀手授，以至于吴郡张旭长史。
虽姿性颠逸，超绝古今，而模楷精详，特为真正。真卿早岁，常接游居，屡蒙激昂，教以笔法。资质劣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以无成。追思一言，何可复得。忽见师作，纵横不群，迅疾骇人，若还旧观。向使师得亲承善诱，亟挹规模，则入室之宾，舍子奚适！嗟叹不足，聊书此以冠诸篇首。
四
我喝了那么多的酒，喝酒是为了去往那个无所拘束、心体无滞、透脱自在的禅定境界。我耽溺于名人对我书艺的赞颂，仿佛是个“我执”“法执”的入世者。那么多人用他们的想象力，去捕捉我书法的“迅疾骇人”和“奇形怪状”，他们赛诗似的，一个比一个用更长的文字，表达目睹的“奇观”，以文字形塑一个巨大的语言存在。这个存在闻所未闻，甚至在张旭那里也难觅其踪。它们脱胎于张旭，但与张旭的草书，又是全然不同的东西。我只有收集那么多的文字，用这庞大、精妙的诗歌建筑，来证悟一个“无我”“无物”“无法”的禅境。只有语言才能消灭语言，只有文字才能取消文字。当语言文字达到一定量级的时候，仿佛压垮文字骆驼的最后一个词，到达非语言的一边，破文字的相。
人们往往用“以狂继颠”，来形容我对张旭开创的狂草风格的强化和延伸。他们不知道，在本质上，我们的草书是完全不同的。这一奥秘，后世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一语道破：“张长史书悲喜双用，怀素书悲喜双遣。”
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张旭的草书是靠强大的激情去驱动的，悲喜的强烈情感，是燃烧的火把，照亮了创造的旷野。而唤醒情感的，是酒，酒在张旭那里，是抵达艺术境界不可或缺的媒介。而我，只有排除所有情感，真正进入无我状态中，才能将寄寓我所有感知的一切，通过线条呈现出来，在这里，酒发挥着去情、驱逐情感、排遣语言的作用，它帮助我纵然一跃，超越语言之树，抵达虚无之境。
张旭的草书偏肥，我的草书偏瘦。张旭的草书粗犷，在纸上按压的痕迹明显；我的草书瘦劲，线条粗细均匀无顿挫。我的线条龙蛇奔走、枯藤缠绕，这些匀速展开的线条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没有低昂回旋之态，也无高低起落之致，仿佛不悲不喜，不言不语，一颗自由空灵的心在物我两忘中任意驰骋。
正如他们描述的那样，我的书写速度“迅疾骇人”，笔毫仿佛脱离语言文字的快马，去制止文字之相的生成，一个字分娩出下一个字，又以肉眼不能看清的速度，将前面的字取消，“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人们并没有在舞蹈般的书写中，感受到节奏、情绪、力量，带来的视觉和心灵冲击，只有“满座失声看不及”的线条在快速奔跑，仿佛以心传心、心心相印的刹那觉知，在念起念灭之间，到达无染、无着的空无。
我创造出一种游丝连绵的写法，把字的笔画和独立的字重新组合成一个抽象的空间。“影影绰绰”，便是草书字势美、章法美的一种形象表达，它“豁然心胸、略无疑滞”，物我同化，物我两忘。“温柔”或可以“慈悲”观之，总之寄寓着我对天地万物的看法，也饱含我对书法的理解。
后世《全唐诗》收有我两首诗。其一《题张僧繇醉僧图》：
人人送酒不曾沽，
终日松间挂一壶。
草圣欲成狂便发，
真堪画入醉僧图。
我的题画诗，何尝不是内心的写照。松间鹤唳，带着远离喧嚣世间、独自在冥漠孤寂中舞蹈的出世感，然而，我的生活却造成积极入世的假象：喝酒、食鱼、吃肉、品茗、食笋，在佛的戒律与俗世的欢娱间，来去自如，逍遥自在。我与王公大人、诗人词家、酒徒狂客互动频繁，但其实我又是超然于他们之外的。“万类之中，个个是佛”，不拘礼法，无喜无悲，我的草书便也摆脱前人的限定，和世间的看法，它真正到达一种人书俱老的澄澈、空灵之境。在我六十三岁所书《小草千字文》中体现得更加明显。
五
我回到了永州。一个词，从南方出发，抵达遥远的西北，这个词抛出一个巨大的弧线——像草书中的线圈——回到中宫的位置，这个词雪亮、轻盈，你不妨把它比喻成一只白鹤，无侣之鹤。
有时，我会想草书的意义——在超越实用之上的——一个热爱草书的人，本质上是一个陷入内心主义的独语者，假如楷书承担着宫廷庄重文书的起草、行书履行着书信交流工具职责的话，草书则坚定地走到世俗生活的背面，走到空无、禅、梦幻一边。除了草书家自己，并没有人真正理解草书的意义。因此，草书是作者向自己致敬的诗篇。那么多草书赞歌，除了献给前人张旭、我以及必然存在的后者，都无一例外地只是描摹草书的表相，而无法触及其实质。因此，草书，在此意义上是拒绝阐释的。如果一件草书能被阐释，说明它离真正的草书还有距离。
草书，就像一根针——西域有句谚语说得好：“针给无数人缝制好了衣服，自己却一直光着身子。”真正的草书，是剥去文字的外衣，语言的外壳，破除“我执”“法执”，去掉经验主义和文字遮蔽的，它不是到达明心见性的工具，而是其本身。
因为草书（也伴随禅），我得以真正看到这个世界。草书不能帮助我抗拒疾病、衰老、死亡，但是借助草书，我得以抵抗疾病、衰老、死亡带来的恐惧。草书，也和时间一样，呈现流动和不可逆的状态，在不同的时间段，草书构成了不同的意义。比如我很年轻时（不到二十岁），留下的草书杜甫《秋兴八首》，盛年书作草书《自叙帖》，到晚年书作《小草千字文》，它们显示了非同凡响的时间属性。草书不能帮助我像一个词语或一只鹤，飞到空中，相反，它只助力我像一只鼹鼠不断向内挖掘，深入到另一个无限但同时黑暗无边的世界中去。
在向内不断挖掘的过程中，我摆脱了日常生活对我的限定，也摆脱了他人对我的限定。但这个结果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自觉走入日常生活、走向他者的过程中，逐渐完成的“金蝉脱壳”游戏。
草书首先要摆脱情感的限定。在热情、喜悦、欢快，以及悲伤、忧郁、怀疑、绝望的人类情绪价值表中，文学和艺术充当了形象代言人——它们借助文艺家的妙笔生花，矗立在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遥遥相看，虚实相生，鱼龙变化。甚至会有痴情的读者，目睹这一形象，而混淆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界限，为一个虚拟的形象大放悲声，感动涕零，怒发冲冠。我的草书不处理这样的情感，它是一种无声的声音，没有形象的形象，就像多少年以后东瀛僧人所言的——“只手之声”。（义玄禅师的日本传人白隐禅师的公案：“两手相拍有凡声，只手之声以心闻。”）当停止两手相拍，升起的本心，充当了谛听万物声音的器官。真正的书法，便是无声诗、无情画、无我物。
同时，草书还要摆脱智力的限定。草书不是智力游戏——虽然智力充当了悟性的助产士，但它不是智力的产物，而是要取消机智、机巧、技法的羁绊，进入万法皆空的书写。《金刚经》言：“法尚应舍，何况非法。”禅宗七祖行思也说：“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要登临到证悟的彼岸，靠船是到达不了的。
晚年，我回到了绿天庵，回到了少时做过的一个梦中。
李晓君，作家，现居南昌。主要著作有《时光镜像》《暮色春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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