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苏关系改善的节点，可以以勃列日涅夫逝世为标志。
勃氏1982年11月10日去世，《人民日报》发的讣告，对勃氏多有肯定，罕见地无贬斥性话语。
而文化交流，向来是关系改善的先声。
文化，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983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由东德、苏联制作的电视剧《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在当年轰动一时的引进的电视剧《来自大西洋的人》《加里森敢死队》队列中，算不上太引人注目，但却可以视着中苏关系悄然回升的第一个节点。
《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可以说是第一部文革后向中国观众亮相的苏联电视剧。
据《梁沈修：苏联电影在中国的跌宕命运》一文称：中苏文化关系“停止了18年”，一直到“1984年才派他去苏联着手恢复文化关系”，文中说“当时中苏关系已经中断了近20年，根本没有文化来往。”（引自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电影往事下》，2008年12月版）。
其实实际情况，要远比梁沈修所述的更为复杂，在他亲身前往苏联恢复中断的文化交流之前，中苏文化交流，已经以另一种方式开始了“当春已发生”的进程。
而《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一部电视剧，今天看来，这部电视剧的放映，对于中苏关系正式化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觑。
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在报道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低调的，而且有意地隐讳着什么。《人民日报》1983年2月10日第三版上，登载了一个不起眼的豆腐块报道：
——《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电视连续剧将播映
据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电视连续剧《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将在3月上旬由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映。这部7集电视连续剧是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电视台和苏联电视台联合制作，由中央电视台译制的。——
注意一下这个报道，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电视台放在前面，似乎是一个民主德国拍摄的电视剧，甚至在杨伟光主编的《中央电视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年8月版）中，直接称这个电视剧是民主德国的电视剧。
截图自《中央电视台发展史》
那么《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是哪一个国家主导拍摄的电视剧？
《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进入央视有一点奇怪，它是由当时的民主德国也就是东德提供给中国的。
据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外事司编写的《传诵友谊：中国广播电视的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8月版）中记载：
——在电视节目交换方面，中央电视台与民主德国、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朝鲜等国电视台，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中央电视台1983年播放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电视连续剧，就是民主德国电视台提供的。——
民主德国是这部电视剧的合作者，当然有权利将这部电视剧赠送给中国。
但是，《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的主创人员，却是地地道道的苏联人。
而这部电视剧东德合作方的加盟，显然是因为这部电视剧的主人公是一位德国人，而电视剧里的主要故事地也发生在德国，这是电视剧也有东德参与的主要原因。
而在《电视文艺》1983年第1期上刊载的电视剧翻译乌兰汗的文章“关于电视连续剧《卡尔·马克思。青年时代》”，则更为直率一些，直言这部电视剧是一部苏联作品。
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11月25日，可见，这部电视剧进入中国开始译制启动的时间当在1982年。乌兰汗的文章中写到：
——《卡尔•马克思青年时代》是根据苏联国家电视广播委员会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电视广播委员会的计划，由苏联高尔基中央青少年电影制片厂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法”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从写剧本到拍完影片先后花了近八年的时间。
这部电视剧有三位编剧，其中阿•格列勃涅夫和鲍•多勃罗杰耶夫是两位经验丰富的电影剧作家。第三位作者列·库里扎诺夫是苏联著名的电影导演，他拍摄的电影有《我的家》(1957)，《当树长得高大时》 (1962)、《蓝色笔记本》(1964)等，他还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1970)改编成电影。从1965年起他担任苏联电影家协会第一书记，荣获过苏联人民演员的称号。另外，德国作家普发费尔在本剧创作过程中也参加了部分工作。
1980年初夏，苏联第一次播映《卡尔·马克思青年时代》，两年后再次播映。与此同时，它在东欧一些国家里也相继与电视观众见了面。1982年苏联艺术出版社将剧本印成书，以飨广大读者之需要。经过两年时间，这部电视剧的编剧、导演，两位主要演员和总摄影师荣获1982年列宁奖金。(列宁奖金是当今苏联文学艺术家的最高褒奖，每两年颁发一次。)——
从这个介绍中，可以看出，电视剧的主创人员都是苏联人。
电视剧排名第一的编剧阿•格列勃涅夫，俄文名：Анатолий Гребнев，1923年生，2002年死于车祸，享年79岁。
阿•格列勃涅夫
1967年，他以与导演马伦·库齐耶夫共同创作的“解冻”电影《七月雨》一举成名。他创作的剧本还包括《野狗野狗》、《越过门槛》、《礼节性的访问》、《老墙》、《晨间巡视》、《私生活》等。
其中《礼节性的访问》在文革期间，曾被译成中文，不过当时是作为苏修的电影供批判用的。
排在第二位的编剧鲍•多勃罗杰耶夫，俄文名为：Борис Добродеев，生于1927年，2022年去世，享年95岁。
鲍•多勃罗杰耶夫
他参与了 80 多部专题片和长篇纪录片的创作，是苏联电影中传记纪录片类型的创作者之一。他的作品包括《鲍里斯·巴内特的无声电影》、《斯大林最喜欢的电影院》、《索菲亚·科瓦列夫斯卡娅》、《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贝多芬的一生》、《红色外交官》、《列昂尼德·克拉辛的生平》、《母亲的田野》等。
1977 年，他因电影《第九高地》的剧本获得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奖，与艾特玛托夫合著的电影《第一位老师》获得威尼斯电影节奖，电影《巴甫洛夫斯克的回忆》获得奥斯卡提名。
《卡尔·马克思青年时代》剧照出现在1983年第二期杂志上
《卡尔·马克思青年时代》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中国的评论界给予高度重视，纷纷发文予以褒扬。
1983年3月1日，《人民日报》第五版“文艺评论”栏刊载了程代熙“谈电视连续剧《卡尔·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文章，充分肯定了电视剧的成功之处。
文革期间，《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是我国观众能够看到的少有的几部苏联电影，这两部电影，在苏联仍可以正常放映，但是，片中的斯大林部分被删除得一干二净，不过，可以看出，苏联对片中的主人公列宁仍是尊崇的。
《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中表现的马克思的青年时代生活，同样可以看到拍摄这部电视剧的国家，与我们国家尊奉的领袖是具有同情心与同理心的。
《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在当时中国播放时，却在明白无误地告诉中国观众，拍摄电视剧的国家，与我们的信仰有着共同的交集。
虽然当时在中国的媒体上，更多地强调这部电视剧是由东德制作的，但是苏联的主创人员，决定了这部电视剧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属于苏联作品。
苏联人竟然如此深度地理解马克思，电视剧宣示的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
也通过这部电视剧，中国观众发现苏联有着与我们能够获得共情理解的一个重要的信仰标的。
1984年11月4日始，一部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央视分两个晚上的黄金时段，“静悄悄”地播放了。
习惯了苏联电影粗大笨拙风格的中国观众，却在这部电影里，发现了苏联电影却有着如此温柔的质地。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中近乎是写意式的和平时光的彩色造梦，对战争情境下女性的悲悯情怀的呈现，弥漫着对个体并不完美的生命的价值的尊重，都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苏联电影新形态的冲击与撞击。
而这与当时奔驰在改革开放大道上的中国的价值理念，产生了同频共振。
一句话，《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可以说是苏联电影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第二个节点，这部电影，拉近了中国人与苏联人在情感上的距离，而之前苏联人长期在社会帝国主义名头下被渲染的北极熊的狰狞与凶恶，也被这一部影片一扫而空。
这第二个节点，使得曾经穷凶极恶的苏联，变得亲近与温柔了许多。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是由当时苏联大使馆赠送给中国的。
马建丽著的《中国译制片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版）中记载：
——1983年，中央电视台决定开拓新片源，从苏联驻华大使馆引进了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显然，苏联一方，积极寻找文化的途径，向中国释放着善意，释放着双方具有情感的互通性。
正是1984年，中国派出了专人，前往苏联，开启了重修旧好的关系改善之旅。
之后，苏联电影在电视剧播放的频率与密次都有大幅度提升。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导演
1984年，央视播放了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海报
1985年，播放了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
《办公室的故事》海报
1986年，中苏文化交流迎来了关系改善的第三个节点，这就是中国影院里，开始放映苏联电影了。
下面，我们引用《中国电影年鉴（1986）》（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11月版）中收录的一则报道：
中断二十余年的中苏电影交流恢复
应苏联影片输出输入公司的邀请，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副经理王遐、苏联电影研究人员王琢组成的中国电影选片代表团不久前到莫斯科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这次出访是对今年一月苏联电影代表团来华选片的回访，也是中苏两国在电影交流中断二十多年后第一次互访活动。
中国电影选片代表团在苏联期间，共看了四十部左右的苏联最新故事片。从中选定了三部故事影片作为执行文化协定节目在中国发行。它们是《战地浪漫曲》、《瓦萨》，《机组乘务员》。《战地浪漫曲》写的是发生在卫国战争时期的爱情故事。年轻的士兵萨沙爱上了卫生连战士柳芭，而柳芭却爱着营长。战后，萨沙与柳芭重逢，此时，营长已牺牲，柳芭成了卖小吃的售货员，还带着一个女孩，萨沙对地寄于无限同情，而柳芭为了不致破坏萨沙已经建立的家庭，悄悄离开，与别人结了婚……影片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友情。该片曾荣获1984年全苏电影节大奖和获得1985年度美国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瓦萨》根据高尔基的名剧《瓦萨•热烈兹诺娃》改编，描写的是十月革命前，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没落。这是苏联继五十年代曾在我国上映的《没落之家》之后，对高尔基这部作品的第二次改编。《机组乘务员》取材于苏联现代生活，描写四名生活经历各异的机组人员，在执行一次飞行任务中表现出来友谊与负责精神。这三部影片题材、风格样式各异，在苏联上映时，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
除上述影片外，代表团还初选厂十余部故事片。其中有革命历史片《迷人之星》、《人质》、《命运》，儿童片《我不愿意长大》，现实生活片《男子汉们》、《民警——库卡拉查》，喜剧片《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悲喜剧影片《两个人的车站》等。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将根据情况，选择若干部在我国发行。
据悉，苏联电影代表团在今年一月选中的我国影片《大桥下面》、《小街》、《骆驼样子》将于近期在苏联与广大观众见面。
（章文）
（原载《电影信息报》1985年第11期）——
正如这部报道中所说，中国电影院于1986年5月起开始放映从苏联引进的第一部新电影《战地浪漫曲》。
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其实在之前，中国电影院里并没有绝迹苏联电影。
我们从《电影故事》里提供的电影放映信息里，可以看到，从1984年起，中国影院一直有苏联电影播放的讯息。
不过，这些苏联影片，都是复映片。如《复活》《牛虻》《运虎记》《红帆》《海底擒敌》《脖子上的安娜》《驯虎女郎》《一仆二主》等。
而1986年放映的《战地浪漫曲》则是第一部进入中国电影院的新电影。
至此，苏联电影终于以正常的状态，进入了中国电影院。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在中苏关系改善的流程中，苏联影视片担当了独特、微妙而又不可或缺的作用，文艺作品可以从情感的维度，改变旧有的固定形象，加深民众的心灵认可，营造融洽的互通气氛。
正是在苏联影视片的作用下，中苏关系没有阻碍地、顺理成章地走到了正常化的那一个重要节点。
《战地浪漫曲》剧照
而我们回头来看看，本文所述的三个苏联影视片进入中国的节点，恰到好处地对应着政治层面（《卡尔•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情感层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与商业化层面（《战地浪漫曲》首次进入中国影院），标示着中苏关系改善过程中社会心理的进阶与递增维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清，影视文化在国家交流与互动中所担负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