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红楼梦时如何保持独立思考？从为袭人辩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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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红楼梦时如何保持独立思考？

从为袭人辩护开始！

作者：飒爽

辩诬

在《红楼梦》的读者群体中，袭人常被贴上“心机”“背叛者”的标签。然而，袭人的选择更多是封建制度下女性生存策略的缩影，而非简单的道德审判对象。她的一生像一张被揉皱的纸，每一道褶皱都是时代与人性交织的痕迹。

传统观点对袭人的指控集中在三点：背叛贾母投靠王夫人、与宝玉私通违规上位、陷害晴雯排除异己。但这些指控有无数裂缝。

贾母从未明确承诺袭人的未来地位，她选择依附王夫人，本质是封建等级制度下“向上效忠”的生存法则；

宝玉与丫鬟试云雨的行为在贾府惯例中是被默许的，贾琏等人的先例早已证明，所谓“违规”不过是现代道德对历史语境的错位审判；

至于晴雯之死，王善保家的告密和王夫人对“类黛玉”容貌的厌恶才是直接原因，将罪名扣在袭人头上，就像用漏雨的陶罐装水——证据还未举起，便已流失殆尽。

效忠

忠贯

规训

若深入袭人的动机，会发现一个被封建制度碾磨成粉的灵魂。

出身贫寒的她被母兄卖入贾府，像一件商品般定价为“死契二十两银子”，但她硬是在绝境中凿出一条生路。拒绝赎身不是愚忠，而是对原生家庭“二次利用”的警惕；争取姨娘之位不是野心，而是丫鬟阶级唯一能触碰的天花板。当读者指责她向王夫人进言让宝玉搬出大观园时，是否想过在贾母与王夫人的权力拉锯中，一个丫鬟若不选择站队，便注定成为碾盘间的麦粒？

封建伦理对女性的规训，在袭人身上刻下深可见骨的烙印。她的“温顺”是制度强制的生存技能，“尽职”是保住性命的基础条件。宝玉与她的云雨情被解读为“勾引上位”，却无人质问为何少爷的欲望总能被合理化为风月，而丫鬟的身体却只是一种简单的工具。

这个被骂了二百年的女子，在兄长提出赎回自由时，突然显露出锋利的一面：“当日原是你们没饭吃，就剩了我还值几两银子…若果然还艰难，把我赎出来再多掏澄几个钱也还罢了。”字字句句浸着血泪，却总被简化为“奴性深重”的注解。当我们用“独立人格”的标尺丈量她时，是否想过在“吃人”的封建机器里，能够护住母兄周全、挣得月钱接济家人，已是她认知范围内最壮烈的反抗？

那些指责袭人“告密致晴雯惨死”的声音，往往选择性遗忘一个细节：抄检大观园前，正是袭人将宝玉的芙蓉簟换成普通竹席，避免“奢侈逾矩”成为罪状。这种藏在针脚里的维护，比直白的忠诚更接近真实人性。

反抗典

原罪

无罪

就像英国法庭上经典的“合理怀疑”原则——当存在两种以上解释时，必须选择对被告最有利的那种。

我们既然能理解《傲骨贤妻》里律师为委托人寻找脱罪理由的职业伦理，为何不能给文学角色同等的人性容错空间？

双标

不妨做个思想实验：如果把贾府比作一家跨国财团，袭人就是从小职员做到总裁秘书的职场女性。当她发现公司暗流汹涌，选择向实权派副总裁（王夫人）递交改革方案，究竟该被定义为“背叛创始人贾母”，还是现代人熟悉的“择良木而栖”？她的“姨娘晋升计划”，放在今天不过是写字楼里常见的职业规划。当我们嘲讽她缺乏黛玉的反骨时，可曾计算过黛玉摔玉绝食的底气，源自巡盐御史父亲的遗产和贾母的偏爱——这些恰恰是袭人命运里从未出现过的安全网。

真正可怕的不是袭人的“心机”，而是读者们挥舞道德大旗时的双标。晴雯病补雀金裘被赞“真性情”，却无人追究她打骂小丫鬟的暴戾；黛玉的刻薄被美化为“率真”，而袭人劝宝玉读书竟成了“封建卫道士”。这种审判背后的逻辑，恰如维多利亚时代陪审团给贫穷的偷面包者定罪——精英掌握着定义善恶的权柄，而被剥削者的挣扎永远带着原罪。

照见自我

揭开《红楼梦》华美的袍子，袭人这类角色才是撑起袍子褶皱的丝线。她们在制度缝隙里求生存的模样，何尝不是当代打工人的镜像？当我们为“00后整顿职场”喝彩时，是否也该对那个在荣国府996系统里，靠加班获得绩效评优的袭人多几分共情？曹公笔下早有预言：“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两个“空”字道尽宿命，她越是努力遵循规则向上攀爬，就越成为规则本身的祭品。

合上书页，窗外的霓虹照亮了玻璃上的雨痕。袭人跨越时空站在被告席上，而我们每个人都是陪审团成员。下一次准备投出“有罪”票时，或许该想想特蕾莎修女的那句警告：“如果你评判他人，就没有时间去爱他们。”文学阅读从来不是道德竞赛，而是一场照见自我的修行——当我们学会为袭人辩护，或许就能对现实中那个被生活逼出几分世故的自己，说一声“情有可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