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深秋，当同龄人还在备战高考时，17岁的我毅然接过入伍通知书，踏上了开往中原某地级市的绿皮火车。此后的28载春秋，我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军营，直至2011年以副团职行政、正团级技术军官身份退出现役。如今回望，那些铭刻在记忆深处的军旅印记，仍如昨日一般鲜活。
孩提时代，我便对军旅生涯怀有憧憬。记得我七八岁那年，村里有个服役三年的兄长退伍归乡。得知此事，我和小伙伴们天天守在他家院子，让他给我们讲军营里发生的趣事，直到我们各自的妈妈叫我们吃饭，我们才依依不舍的回自己家。
农闲的日子，村子里经常会放露天电影放映《南征北战》、《奇袭白虎团》等战争影片，每逢放学，我们饥肠辘辘也要抢先搬凳占位。岁月流转，那些电影片段仍历历在目，悄然在我心中种下了参军的火种。
步入高中，《高山下的花环》广播剧让我在煤油灯下泪湿作业本。梁三喜未寄出的家书、靳开来别在衣兜的党费证，这些细节像火种般点燃了我当兵的念头。
我读到高三后，成绩普通，在五十余人的班级中稳定居于中游，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一个未知数。当时，父亲在县级市市委任职，他知道我有当兵的想法，不止一次地向同事打听征兵的消息。一天傍晚，父亲哼着小曲回家，似乎打听到了什么好消息。果然，他停好自行车便跑到我的房间，问我：“愿不愿意当兵？”
得知征兵消息，我兴奋不已，不等父亲说完，我便急切回应：“当然愿意！”
报名成功后，因为我身体素质好，体检一切顺利，至九月中旬，武装部的通知下来了，要我下个月去兵营报道。
十月初，我们县被分配到同一个军区的八十多名新兵在武装部集合，聆听领导的讲话，当然现在我都忘了领导讲话的内容了，但那天武装部给我们安排的践行宴我记忆犹新，记得那天吃的是炒肉丝、绿豆芽、鸡蛋汤和白馒头。这些菜在今天看来不怎么样，但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了。
当晚，我们这些新兵搭乘绿皮火车前往部队，火车开了好几个小时终于抵达目的地。
离家时，父亲担心我吃不好给我塞了二十块钱，疼爱我的大姑也悄悄塞给我三十块钱，大姑父当时是地级领导，家里条件很好，常对我们家伸出援手。
在新兵连，我们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一块钱左右，并且没有吃饭的食堂，吃饭时，我们分十个人一组，围成一个圈坐在地上，中间放一大盆菜，饭是管够的，就是有时候菜少了点。
当兵的第一个月，部队给我们发津贴，作为新兵我们每人发了十块钱。我花三块钱买了牙膏、肥皂、信纸信封，还存下了不少。
因为我上过高中，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进通信二连，这是一个男女混编的连队，男兵占多数，女兵占少数，而我连队里个子最矮的男兵。
进连队后，晚上新兵需要在走廊执勤，我在我们班里值最后一班岗，时间一般是在晚十一点至凌晨两三点之间，这个时间段最熬人，为了保持清醒，我会用手掐我自己的大腿。
在我后面接岗的是女兵，女兵住在三楼宿舍，每次换岗我会轻手轻脚地跑过去，然后小声喊接我岗的女兵的名字。叫两声后，如果屋里有人回应，我会马上退到一边等着。女兵站岗实行双人制，有时其中一个女兵出来的早，不让我走，需要等另一个女兵出来了才让我走。后来相互熟悉了，有些女兵直接求我代替她们执勤。
通信业务训练完成后，我们就开始正常值班了。那时部队鼓励士兵报考军校，我就乘夜晚和周末的空闲，独自坐在小会议室刻苦复习文化课，无论寒暑，坚持不懈。
我参与了1985年7月的军校招生统考，考完一个多月后，我的指导员找到我，说我被军校录取。后来才知道，连队里一共有七个人报名考试，只有我考上了，听说还有人甚至已经考了三年却一直没考上。那段日子，战友们都羡慕我，他们说我这个人平时不怎么说话，原来都把力气用到学习上了！
上完两年军校后，我回到原部队担任排长，那一年我只有20岁，排长第一个工资略高于一百元。
随后二十多年，我多次被派去军校深造，在仓储机关宣传岗干了十二年，后来又到研究所干了十三年，干到了研究所宣传科科长的位置。之后，为安排我正团级职位，上级将我由副团职科长调到基层研究室副主任岗位，负责副团级行政管理工作，技术职称调整至九级并迅速升至八级，享受正团级待遇。
2011年，虽然我差两年就满服役三十年了，但我不顾家人反对，坚持申请自主就业，部队给我发的最后一月工资是八千九百多。
在部队干了28年，我从一名高中生做到了师团级宣传干部，领导的关怀诚然重要，更关键的是我个人的不懈奋斗。
退役五年后的2019年，我接到部队通知，以特邀专家身份重返军营，帮助部队建设，至今又过去了6年。我的返聘工资是八千多元，是所有返聘人员中最高的。
现在，我快六十岁了，回顾军旅大半生，部队的经历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回放。我见过大场面，执行过重要任务，足迹遍及边疆，军中每一刻都铭记在心。
最后我想说：三十八载军旅路，从列兵到专家，变的是肩章上的星徽，不变的是刻进骨血的军人本色。那些在边陲哨所呵气成霜的清晨，在演习场与战士同吃同住的日夜，早已熔铸成生命中最璀璨的勋章。若有来生，仍愿做长城一块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