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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国会山报》报道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在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一个月后，前总统克林顿、奥巴马、拜登和小布什几乎都对他的行为保持了沉默。
这让许多民主党批评者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期待并需要这些前总统能够站出来，对特朗普的行为发表意见。
特朗普的举动，尤其是他可能绕过法院命令的做法，被许多人视为危险信号。
然而，前总统们的沉默却显得格外刺眼。
民主党策略家乔尔·佩恩直言：
“没人比前总统更清楚，尊重三权分立和保持克制对国家领导人有多重要。特朗普正在扩张权力，而前总统们的声音和观点在当前的公共讨论中是必不可少的。”
另一位奥巴马的前高级助手也表示：
“我不知道他们还在等什么。等到特朗普无视法院裁决再说话就太晚了，现在就应该采取行动。”
然而，前总统们的沉默并非出于对“总统职位”的敬畏，而是暴露了建制派精英在面对民粹浪潮时的无力感。
当奥巴马在社交媒体上谴责关闭国际开发署（USAID）时，他的批评仅限于“外交政策错误”这一技术层面，这种隔靴搔痒的态度恰恰反映了传统精英的政治话语已对极端政治失去了威慑力。
建制派惯用的“民主规范”“三权分立”等话语体系，在特朗普“推特治国”“行政令治国”的操作面前，早已沦为失效的纸上规则。
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前总统们的沉默反映了美国政治共识的彻底撕裂。
小布什团队所谓的“不干涉传统”，本质上是共和党建制派在党争漩涡中的骑墙策略——他们既不愿为特朗普背书，又不敢得罪其基本盘，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加速了政党政治的碎片化。
而民主党前总统们的欲言又止，则暴露了进步派在底层动员与精英路线之间的战略迷失。
他们既无法复制特朗普的街头政治能量，又丢失了克林顿时代“第三条道路”的中间选民基础。
特朗普创设“政府效率部”并赋予其支付系统访问权限，标志着美国正在经历“超级总统制”的野蛮生长。
这种通过行政命令架空专业官僚体系的做法，不仅突破了《彭德尔顿法案》百年来的文官中立传统，更在制度层面完成了“平行政府”的架构。
当像马斯克这样的商业巨头直接介入政府核心职能时，美国实际上已出现“企业-政府”的权力复合体。
出生公民权改革等政策更是暴露了特朗普团队制度解构的战略意图。
通过动摇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基石，他们正在重演19世纪“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司法颠覆策略——不是直接废除宪法条款，而是通过行政释法制造既成事实。
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制度侵蚀，使得最高法院的制衡作用沦为事后追认程序，三权分立实质上已退化为“行政权主导的分工协作”。
前总统们的集体沉默，本质上源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阐释危机。
当奥巴马强调“多元化共存”时，他的观点仍停留在冷战后的“历史终结论”框架内，完全无法解释为何民主制度会孕育出特朗普现象。
这种理论贫困导致建制派陷入“批判无力”的困境——他们既不能像福山那样承认自由民主的固有缺陷，又不敢如亨廷顿般直面文明冲突的残酷现实。
更致命的危机在于代议制民主的认知断裂。
拜登警告的“寡头政治”与特朗普的“抽干沼泽”看似对立，实则共享着反建制的话语逻辑。
当70%的美国青年认为“民主制度不能解决重大问题”时，前总统们试图维护的“民主规范”已沦为空中楼阁。
这种认知断裂使得任何建制派发声都会被自动归入“腐败精英”的话语范畴，形成越辩护越失信的恶性循环。
当总统们选择沉默时，他们放弃的不仅是批评的权利，更是“美国故事”的叙事主权。
特朗普团队正通过“削减联邦雇员-关闭国际开发署-修改出生权”的政策组合拳，系统性地清除“全球主义”遗产。
这种政治遗产的清除不同于以往的政党轮替，而是对美国战后国际秩序根基的动摇。
当USAID这类“马歇尔计划”的象征机构被关闭时，华盛顿事实上在宣告自由主义的自我终结。
更具历史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沉默恰恰验证了特朗普的“政治黑洞”理论——任何传统政治力量进入其权力场域后都会丧失原有轨迹。
前总统们越是恪守“不干涉”传统，就越凸显其政治影响力的式微。
这种权力生态的变异，使得美国正在退化为“选举威权主义”原型：
保留民主形式的外壳，但实质决策已脱离制度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