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儿童文学的常识，是希望更好地抵达艺术的高远之地
讲这个话题，我的心情是有点儿矛盾和复杂的。
一方面，作为这个时代儿童文学生活的参与者、见证者、思考者，我深知儿童文学领域的创作者、出版者有多么的不容易；另一方面，当我们面对创作现实并试图去触碰某种真相的时候，专业的精神和操守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此，我希望我所表达的思考和批评是善意的，并且能够被我谈论的对象所理解。这是我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近年的阅读常常令我感到，儿童文学写作在看似繁荣、蓬勃、闹猛的状态中，其实存在着很多的文学软肋——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沦陷区。这种观感用一句话来概括，我想就是“常识的缺失”。
今天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尤其是主题写作，怎样在常识的轨道上有节制地、准确地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什么是常识？我以为，儿童文学的常识来自天地和人间，人性、童年性与文学性的日常及其逻辑。这也许是我一个很个人化的表述。我以为，当我们的写作跟天地和人间，人性、童年性和文学性的日常和逻辑相矛盾的时候，常识就缺失了，儿童文学就垮塌了。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论常识，来谈论儿童文学的创作问题，其实不只是谈论常识本身，我希望触及的是儿童文学真正的艺术话题。为什么我们这些在儿童文学领域沉浸了很久的同行们，都深感儿童文学常常是一种道不尽的文学，儿童文学在某些方面具有一种特殊的救赎力量和价值？为什么从古希腊一路走来到文艺复兴，到近代中国的“五四”时期，从夸美纽斯一直到后来的杜威，包括19世纪英国湖畔派的那些诗人们，把儿童看成“成人之父”？——这当然是一个比喻意义上的表达。就是因为童年身上所具备的那些文化精神特质，当人们对牧歌时代远去、工业文明时代降临，人间的沉重、人性的迷茫，感到窒息、无法抗拒的时候，他们会在童年身上去寻找救赎的力量和精神的安慰。这也许正向我们提示了童年和儿童文学所具有的超越性特质和力量。
今天我们讲儿童文学的常识，也正是希望儿童文学能用自己的方式，更好地抵达艺术的高远之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常识不只是一个纯技术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一种能力，特别是一个精神和心灵的问题。强调这些话，就是想说明一点，儿童文学若干年来的貌似繁荣、兴盛，其实隐藏着许多危机。今天讲常识，也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儿童文学价值观的人文性，决定着儿童文学的艺术境界和高度
我分两点来说。首先我想说说价值观的失守问题。
价值观的失守，我认为是我们这个时代儿童文学写作的一个突出问题。首先是童年观、人文观，包括生命观、金钱观、权力观等等。我来举一些最近一两年看到的例子。
去年某出版社有一个以一位作家名字冠名的儿童小说征文大赛。我在评审时读到了一些作品。有一部作品是这样写的：大刘阿姨喜欢在幼儿园让葛新月和沈一双小朋友帮自己拔头发。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幼儿园的阿姨让孩子帮她拔白头发，这算是生活中的一个细节。但问题是什么？“帮大刘阿姨拔白发的好处，是葛新月拥有协助大刘阿姨管理小朋友的特权，而且在她和班里的小朋友发生冲突时，只要向大刘阿姨告状，总能够得到她的偏袒，这让别的孩子很羡慕。”我们想一想，这里面传递的是什么样的童年社会学、关系学？儿童文学作品，固然要面对童年甚至是人间的一切，但字里行间的价值观却不可轻慢。当你要写到生活当中的这种细节时，你一定要用对的价值观去统领、去表达；你要反映它的多元，表现它的复杂，你同时就要用一种清洁的、高远的、文明的力量把它扳住。
还有一篇小说，写一个孩子成绩特别好，原来不屑于参加跳绳比赛，后来觉得参加比赛对她有用，她又要去参加。一共有四个孩子参加选拔，四选二，比赛后她去看结果。
有两个挽花跳的队友手拉手从门里出来，看着她时眼里闪着泪花，“我们没有选中，你快去看看吧。”
挽花的女生有四个，两个没选中，那我——，马婧雯想着内心一阵狂喜几步就进了体育办公室。
当然，我今天是把这些问题放大了来分析。这段描写中所流露的自私心理，还有同情心的缺失，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的价值、伦理把握来说，是十分值得我们细究和深思的。
那么好的作品、好的童年描绘、好的人文观是怎么表现的？《莫妮的杰作》是米切尔·恩德的作品。莫妮是“我”的忘年交，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我们经常相互赠送礼物，一起玩耍。有一天莫妮说，“我送你一个礼物好吗？我给你画一幅画。你看我画了什么？”我问：“这是复活节的兔子吗？”“这是一个人，然后我再给他画上衣服，再给他画上一张床，再给他画上一张布幔。”这时候画面一点一点饱满起来。最后莫妮说，“我要关灯了。”她用黑色的墨涂满画面，涂满了的画面就是一片黑暗，然后说“这是我送你的画”。“我”呆呆地盯着这片黑色看了一会儿，点了点头。“这是一幅杰作。”我说，“特别是在我眼里，因为我知道，上面的确真的画过些什么。”“我”欣然接受了一个孩子给的一幅关了灯的画，这是莫妮送给“我”的礼物。
这个故事中有童年生活的依据，有童年天真的灿烂，“我”是抱着理解、赞美、欣赏的态度，欣然接受了莫妮的杰作。而如果有一位不谙此中深意的美术老师，可能会批评：你这画的是什么！莫妮的杰作是对童年创造力的一种独特表达，要理解这种创造力，我们需要像故事中的“我”一样，愿意以朋友的身份，去尊重和接受发生在童年思维里的各种奇妙的搭配、转折和连接。我想故事中的莫妮是幸福的，因为她拥有这样一位能够充分理解她的大朋友。所以莫妮的礼物，既是童年给作者、给我们的礼物，也是童年给整个儿童文学、给整个世界的一份礼物。
《十二只小狗的命运》写姆林先生家里的母狗生了12只小狗，他照顾不过来，于是想把这些狗送给爱狗的人，可是他又关心每只小狗的命运，所以当他把12只小狗带到市场上的时候，他会关切地问每个想要小狗的人，你要它做什么？一位魔术师说：“我要两只，我要教它们在台上玩把戏！”一位消防员说“这只狗可以和我一起乘救火车去见见世面”。一个太太说，我要把他当成一个宠物狗，打扮得漂漂亮亮。又来了一位杂货店的老板，抱起一只小狗对姆林先生说：“往后我要它帮我看守铺子里的奶酪，不让老鼠偷吃。”……这时，天色渐暗，还有最后一只小狗。有一个小男孩经过这里，一眼看见了小狗，十分高兴：“先生，把这只小狗给我吧！”姆林先生问：“你要小狗做什么？”孩子说：“我要和它一起吃，一起睡，做它的好朋友！”“啊，感谢老天爷！”姆林先生舒了一口气说，“我看这只小狗才是最最幸运的呢！”说完，他把小狗交到孩子手上，把空布袋搭在肩上，哼着小曲儿，满意地回家去了。
应该说，在《十二只小狗的命运》中，每一只小狗都被安排了一个不错的归宿，但姆林先生认为只有被小男孩带走的那一只才是“最最幸运”的，因为它是被当作一位真正的朋友进入小男孩的世界的。事实上，之前十一只小狗的不同命运，都是为了替这最后一只小狗的命运准备场景和制造气氛。作品到结尾突然来了一个反转，一个升华，而童年的独特与神性也呈现无遗。
刚才谈到儿童文学观念层面的价值观的人文性，它决定着儿童文学的艺术境界和高度。联系今天儿童文学的创作现状，这些问题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
儿童文学语言的简洁、形象，最终通往文学的准确
第二点，我想谈谈创作上的常识缺失问题。谈论常识，其实也是讨论儿童文学的文学智慧和艺术之道。
首先还是准确性、逻辑性缺失的问题。
去年我看到一部写航天题材的作品，其中描写了一个战士的牺牲，但他在烈火烧身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居然还能说出大段的、理性的、非口语化的语言，我数了一下，不包括标点符号，一共是82个字。这显然是违背生活常识和逻辑、不准确、不成功的文学描写。所以，准确性看起来似乎是生活逻辑、生活真实性和可信性的问题，实际上它又是关乎文学性的，因为对文学来说准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如果读者在读的时候会不断地产生质疑，那么文学作品的自洽性、完整性、可信性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其次是各种重复、雷同的问题。
例如书名的相似和雷同。我在家里的书架上随意一扫，就看到《巴颜喀拉山的孩子》《颜料坊的孩子》《羊群里的孩子》《手机里的孩子》《逐光的孩子》《回家的孩子》等等。前两年就有业内人士说，这些年出版的“的孩子”，至少有将近五十本了。
再如情节设计方面的雷同。近年来许多作品的相似度越来越高，儿童小说中常见的题材有边疆（边地）、军人、少数民族、高科技、扶贫等等。一些作品的情节设计屡见撞车和雷同，例如，父母双亡的情节设计，就在许多作品中出现。这样相似的情节设计反映了什么问题？
作家写作时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有限。为什么会这样写？父母双亡带给孩子的生活和命运的转变，想要让孩子在一个新的环境成长，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的生活、心理、艺术问题需要探讨的。而有些写作又往往漫不经心，顾此失彼。
第三，我想说说作品语言的文艺腔、书面腔和表演腔问题。
回到文学常识，谈到语言，首先是简洁。史蒂芬·金的《写作这回事》里说，写作最糟糕的做法之一，就是修饰词的滥用。比如：汤姆勇敢地喊道，汤姆谦逊地说……这样的写作，一定是末流的写作。斯蒂芬·金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比尔说，莫妮卡说……真正的作家都是这样写，很少用形容词来界定人物说话的样子。没有经验的写作者最喜欢用形容词，用语文老师的话说就是好词好句。一个好的文学写作，人物此时此刻的情绪、心情、状态、表情等等，应该在上下文当中来交代。简洁也是童年时代的基本语言面貌，是童年时代的基础感觉方式，发现、呈现童年简洁的语言及其背后的童年情味和丰富内涵，是儿童文学创作的魅力和挑战所在。同时，文学的简洁不是把语言的枝叶删净，而是寻找、发现、留取最具表现力量的语言。儿童文学的语言不是抽象的简洁，而是具象、形象的简洁。它是通往儿童文学的形象语言的基本路径。
还有语言的准确性问题。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要表达主题，最好不要直白地表达。前面提到的那部写航天题材的作品中，这种直白的表达就出现较多。比如，“我在知晓了自己的身世后，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我知晓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艰辛不易和筚路蓝缕。也知晓了欧沃的无疆大爱和无私深情”，这样的语言看似是拔高了“我”对于中国航天事业的认识，可对于文学描写来讲，它可能失去了那种生活的、文学的、童年的真实性和质感，对于一部作品的文学性来说，可能会是毁灭性的。所以关于小说的文学语言，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他在字里行间该怎么样去渗透，又该怎样呈现出那种童年独特的经验和生活，还有童年的语气和个性特点等，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对这部作品而言，人物语言包括孩子们的语言过于书面化，长句子、长段落比比皆是，修饰词语的过多使用等等，都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汪曾祺先生有一篇小说叫《职业》，他写一个叫卖的小男孩的故事。已故的评论家刘绪源先生曾经说，这是汪曾祺小说当中最好的一篇。这当然有他的趣味在里面，但是那篇小说的确很有意思。一个小孩平常在这里叫卖，有一天没人知道他突然就放开了，那一瞬间的爆发的确有很多人物的生活、性格、命运的信息在里面。汪先生曾这样要求小说语言：“写小说要像说话，要有语态，要使语言生动，要把句子尽量写得短，能切开就切开，这样的语言才明确”；“写小说决不能做文章，所用的语言必须是活的，就像聊天说话一样”。
我们现在许多儿童文学写作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关于文学语言的最基本、常识性的要求。许多写作者一写就是大段的书面语，大人孩子的人物语言都充斥着蹩脚的文艺腔、宣传腔，就是没有生活的气息，没有人物的特点。汪曾祺几句话把它说透了，小说语言必须是活的，就像聊天说话一样。儿童小说的语言，无论是叙事语言，还是人物语言，都应该富有个性和生活气息。文学语言及表达的简洁、形象，最终通往文学的准确，通往儿童文学的艺术远方。
许多时候，文学表达的高下只有一个标准：是否呈现了独特的准确性。同时无论是准确、简洁，还是童年的气息和神性，对于儿童文学来说，都是文学的常识。忘记了这些常识，就写不出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就会远离儿童文学的艺术之道。
（作者系鲁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浙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