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加速，《巴黎协定》“1.5℃阈值”突破了吗？

今年1月，世界气象组织在综合分析了六份国际数据后，确认2024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数据显示，2024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出约1.55℃，是首个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以上的年份。

35年前的一个炎热夏日，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空间研究所主任詹姆斯·汉森首次将“全球变暖”这一概念推向公众视野。当时，他以99%的信心断言，这是真实的变暖趋势，并且已开始影响极端天气事件的发生概率。

2025年，汉森再次站在全球气候研究的前沿。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消息：全球变暖的速度正在加快，人类可能已经突破了《巴黎协定》设定的“1.5℃阈值”。这一发现，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再次引发全球关注和争议。

汉森和他的研究团队指出，1970—2010年间，全球升温速度约为每10年0.18℃，而在2010年之后，全球变暖速度比前40年增加了超过50%，仅在过去两年就飙升了0.4℃。地球现在的温度比过去1.17万年（全新世）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高，甚至可能与12万年前极端温暖的间冰期一样暖。这一变暖加速度提示我们重新审视影响气候变化的因子，进而重新认识人类活动对地球气候的影响。

气溶胶与温室气体“角力”

全球变暖的主要驱动力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甲烷等）和气溶胶（微小的悬浮颗粒，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成分）。其中，温室气体通过吸收地球辐射的热量导致全球变暖；气溶胶除了本身反射阳光之外，还会作为凝结核促进云层形成，从而对气候产生冷却作用。

全球温度变化走势基本是这两种因子的“角力”过程：当气溶胶作用更大时，全球温度走低；而当温室效应更强时，全球温度持续走高。

从某种程度上说，温室气体的“威力”还没有彻底显露出来，这是因为空气中存在大量气溶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温室气体的温室效应。

20世纪70年代是全球气溶胶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这一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化石燃料燃烧和工业活动导致气溶胶排放量大幅增加。这些气溶胶对大气产生了显著的冷却作用，抵消甚至超过了温室气体的增温效应，这使得全球气温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呈现出下行趋势。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和欧洲开始实施严格的空气污染控制措施，这些地区硫酸盐气溶胶排放量显著下降。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开始启动，气溶胶排放量开始显著增加，这使得全球气溶胶排放直到21世纪初一直保持在高位。

而在这一时间段，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上升，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从约330ppm（百万分之一）飙升至约380ppm。在不断增强的温室效应之下，升温超过冷却，地球能量失衡开始显现，全球气温开始节节攀升。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持续发展，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喀麦隆等国家空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而中国先后启动数轮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显著减少了气溶胶排放，带动全球气溶胶排放量下降。自2010年起，全球气溶胶排放量开始大幅度减少。这一变化导致气温“角力”中降温力量持续减弱，地球能量失衡加剧，全球变暖呈现加速特征。

船舶减排带来“双刃剑”

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对空气污染的治理从陆地走向海洋。

船舶是海洋上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在航线密集的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等区域，船舶排放甚至达到总气溶胶的70%以上。十多年来，国际海事组织《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MARPOL）不断提高标准，这使海洋航线上的空气污染和气溶胶排放量大幅降低。例如，在排放控制区（波罗的海、北海、美国和加拿大海岸附近、欧洲海域、中国沿海等），船用燃油硫含量标准在2010年7月从1.5%降低到1%，又于2015年1月调低至0.1%；而对于非排放控制区（主要是公海），船用燃油硫含量标准在2012年1月从4.5%降低到3.5%，2020年1月进一步降低到0.5%。

以前，船舶在港口和近海主要使用轻油（如船用轻柴油或低硫轻质燃油），而到了开阔的公海区域则会使用污染较为严重的重油，以此降低燃油成本。但现在，公海上也不能随意使用污染严重的重油。

汉森和他的研究团队指出，近期全球变暖速度的加快，与船舶燃料新规减少硫排放有关。这些变化导致气溶胶污染减少，从而削弱了云层对阳光的反射作用。而且，这种减少可能使全球气溶胶辐射强迫增加了约每平方米0.5瓦，远高于目前估计的每平方米0.05—0.15瓦。这种变化被认为是导致全球变暖加速的重要因素之一。

据此，在过去两年全球0.4℃的气温增幅中，约一半由船舶排放减少所贡献。按照汉森的解释，船舶污染物的气候影响大，是因为海洋区域空气相对清洁，船舶排放的气溶胶颗粒可以作为云凝结核，增加云滴的数量，从而增强反射太阳辐射的能力，导致更强的冷却效应。而在空气污染较严重区域，增加气溶胶排放产生的额外冷却效应会显著减弱。这种现象类似于“边际效应递减”——即在污染较轻的环境中，少量气溶胶的冷却效应最大；而在污染较重的环境中，额外的气溶胶对冷却的贡献逐渐减少。

气候敏感度或需“再评估”

如果以上研究得到进一步确认，气候科学中的众多参数可能需要重新设置，气候敏感度是其中的一个关键参数。

作为衡量地球气候系统对温室气体浓度变化（尤其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变化）响应程度的重要指标，气候敏感度通常被定义为“当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翻倍后，地球表面平均温度的变化量”。

在科学界开始认识这个参数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约为300ppm。1967年，日裔美籍科学家真锅淑郞根据当时的模式计算指出，当全球二氧化碳翻番时（即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达到600ppm），全球温度升高约为2.36℃。

不断排放温室气体的工厂

尽管其估算模式要比现在简单得多，但其估算数值与目前估算结果非常接近。比如，2021年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给出的气候敏感度数值范围为2.5—4℃，最佳估计值为3℃。这些都与真锅淑郞在50年前的估算基本一致。

不过，汉森的最新研究认为，实际的气候敏感度可能高达4.5℃，而不是IPCC估计的3℃。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气候模型，更准确地反映气溶胶与云的相互作用，从而更准确地预测未来气候变化。

然而，科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看法不一。德国莱比锡大学和英国雷丁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认为，汉森并未讨论气候系统内部的复杂过程。比如海洋的区域变化、大气与海洋之间的热量输送等问题——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及温室气体浓度的持续增加，现有研究可以解释近年来的全球变暖增速，而不需要额外采用更高的气候敏感度。也有科学家认为，汉森的观点虽然合理，但显得有些过于悲观，甚至有点“极端”。

人类已走到气候危机边缘

2月11日，《自然-气候变化》发表的两篇文章从不同侧面指出，地球已经出现了连续12个月全球平均升温至少达到1.5℃。这是否意味着《巴黎协定》所设定的“1.5℃阈值”已经被突破？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将1.5℃目标定义为“20年平均气温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在IPCC第六次气候报告中，全球变暖水平是通过中心化20年滑动平均来评估的，即如果一个20年滑动平均的中心月份升温超过1.5℃，则认为全球变暖升温幅度达到了1.5℃。《巴黎协定》的目标设定也采取了与之类似的定义。

因此，尽管2024年的全球升温创新纪录，但只是短期内超过了1.5℃，并不表示全球的气候平均态（如20年平均）已经超过了1.5℃，所以也还不意味着全球升温幅度已经突破了《巴黎协定》设定的“1.5℃阈值”。

不过，这两篇论文都指出，全球气温的长期平均值已经非常接近超过1.5℃的阈值。

2024年底，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的海温处于拉尼娜状态，即这一区域海温比正常偏低至少0.5℃。一般而言，这种偏冷状态对全球气温会起到抑制作用。然而，今年2月6日，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1月成为该机构自194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热1月，全球升温幅度已达1.75℃。数据还显示，过去12个月的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的平均气温高出1.61℃。

这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海洋的短期温度降低或许已经无法“降服”全球升温这匹“野马”，2025年的全球温度还可能继续升高。而来自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速已达到3.58ppm，是“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快增速”。

全球各地近年来频繁出现的极端气候事件都在反复提醒我们，全球变暖意味着极端天气和各类风险的增多增强。气候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已远超各种地区冲突，成为人类社会最严重的危机。

全球年度升温幅度首次超过1.5℃，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全球变暖的速度正在加快，全球气候系统正在进入新的阶段——我们可能已经走到了气候危机的边缘。

尽管科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还有分歧，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应对全球变暖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只有通过全球合作和科学指导，我们才能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