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他在上海做“沪漂”,月薪3万,有房有车,却连一个孩子都不敢生。
——这是矫情还是现实?”
有网友说,如果月薪3万的都不敢生,那我们这些只赚三千的岂不是连想一下都不配?
也有人认为,月赚3万不敢生,其实只是个体的选择, 并不能一概而论。
有的人是月光族,5万都不够花;有的人哪怕只赚三四千,一年都能攒下二三万。
生孩子同样如此,钱是必须考虑的因素不假,但没钱也绝非是“一票否决”的唯一。
两种观点的对错,我们的确不好下定论,不过如今养育孩子的成本高,却是不争的事实。
数据显示,2023年,上海总和生育率跌至0.6,相当于每两名女性就有一个选择不生,而全国生育率也仅为1.3,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
一线城市中,30%的职场人因“经济压力”选择不生育。
2021年,《深圳特区报》报道,据智联招聘的调查显示,76.9%的职场妈妈对“二三胎”的政策反馈消极,表示不会再次生育。
中产的特殊性在于,他们往往处在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境地。
一方面,在如今的就业形势和竞争压力下,裁员和创业的风险,很容易就把中产打落尘埃。
另一方面,向上爬的愿望,又逼着中产阶层不断地花钱搞“投资”。
像花重金加入各种“高层次人才”圈子,对待孩子的教育“宁缺勿烂”,注重生活质量和仪式感,对“面子”的看重,总感觉把自己架在了火上一样。
不得不说,“高房价、教育军备竞赛、职场晋升压力三者”,构成了中产生育的“不可能三角”。
在一些二三线城市,有的普通三口之家每月固定支出能高达万元,其中房贷占35%,教育支出占13%,而当地平均工资仅六七千元。
即使月薪3万,在上海这种一线城市,面对高达101万的育儿成本,恐怕也要好好考虑一下生育“性价比”。
生育焦虑的本质,是中产阶层在城市化进程中遭遇的“发展悖论”:
既希望维持生活质量,又需承担传承后代的责任。
破解困境需从政策支持、家庭财务规划、职场制度创新三端发力,而非单纯归咎于个人选择。
高房价挤压生育预算,中产家庭“买房即负债”
很显然,住房成本已成为抑制生育的核心。
早在2007年,《华西都市报》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出警告,房价与家庭收入之比在增加,中等收入者还贷已经占家庭收入50%,触及到了“警戒线”。
18年过后,这种情况其实并没有改善多少,房价与生育率的“剪刀差”效应显著。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的研究发现,当房价收入比超过9:1时,房地产对于经济的贡献将得不偿失,生育率将加速下滑。
以北京为例,一套六七十平的老破小学区房均价都要超800万,相当于很多普通家庭不吃不喝工作80年。
这种压力迫使中产在“资产保值”与“生育投资”间要做出艰难抉择。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贺丹指出:“要建立一个包括住房保障在内的生育支持和生育保障的政策体系。”
大家都知道,一旦房贷超过收入的50%,整个家庭的财务风险是很大的。
教育军备竞赛升级,中产陷入“育儿通胀”陷阱
从早教班到国际学校,中产家庭的教育支出呈现“奢侈品化”趋势,形成“不投入即落后”的集体焦虑。
某上海家庭为5岁孩子制定教育计划:
国际学校年均20万、海外夏令营8万、学科竞赛培训5万,18年累计投入超500万。
父亲坦言:“这相当于提前透支一套房产首付”。
《中国生育报告2024版》显示,我国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而上海则以101万居全国首位。
有78%的中产家庭会选择将教育支出列为最大财务压力源。
有专家分析:“中产的教育焦虑本质是阶层保卫战,他们既无法接受孩子滑落至底层,又缺乏顶层资源实现代际跃升”。
职场“35岁危机”与育儿“时间贫困”的双重绞杀
最近几年,源于互联网大厂进而在全行业盛行的“996”文化,与育儿的“时间刚性”需求形成冲突,导致职场父母陷入“工作vs家庭”失衡困境。
有调查显示,中国职场人日均工作时长超过9小时,而育儿家庭需额外投入3.5小时照料孩子。
这种冲突造成“机会成本黑洞”:女性生育后薪资平均下降17%,男性晋升概率降低23%。
当住房、教育、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未能同步发展时,个体努力恐怕难以突破社会结构限制。
“不敢生、不想生”背后,不单纯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发力。
比如说,降低房贷压力,完善托育补贴,提高多孩家庭购房优惠等等。
此前,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生一个孩子奖励100万元”的建议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
尽管这事不可能实现,对于鼓励生育却是很有效的措施。
最起码,要比那些提议“惩罚不生孩子”的专家强得多。
而对于个人来说,接受“60分父母”理念很重要,避免过度追求精英教育,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
某种程度上来说,中产的焦虑是“自找”的。
就像月薪3万“不敢生”的话题,其实未必真的生不起,总试图把孩子养成“龙凤”,多少有点庸人自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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