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本就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在古玩收藏领域，高端拍卖公司一边宣称拍品“传承有序”，一边以“不保真”条款免责的现象，更是将这种矛盾推向了极致。
这种看似自相矛盾的逻辑，实则是市场规则、法律漏洞与资本逐利共同作用的结果。
《池塘》庭审现场
举几个例子，看拍卖公司的“漏洞”到底有多离谱？ 2005年，上海的苏女士以253万元拍得吴冠中画作《池塘》，后经吴冠中本人亲笔证伪是赝品。
然而，法院判决苏女士败诉，理由竟是画家本人“无鉴定资质”，且拍卖公司以“免责条款”脱责。
2009年， 香港苏富比曾以1634万高价拍出林风眠的《渔获》，宣称其为丹 麦驻华大使 彼得森 旧藏。后 经查证，1959至1962年间根本不存在该大使，所谓“传承有序”实为捏造。
此类事件揭示拍卖行如何利用“传承”标签包装赝品，而免责条款则成为其最后的护盾。
张先生拍到的疑似赝品 图源红星新闻
2023年，河南的张先生因轻信拍卖公司负责人赵某的“保真”承诺，拍下8件赝 品画作。尽管两家鉴定机构出具伪作证明，法院仍以《拍卖法》第61条支持公司免责，认定张先生“未尽审查义务”。
《拍卖法》第61条规定，若拍卖前声明“不保真”，则公司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立法初衷是因为艺术品真伪鉴定确实存在客观困难。
但实践过程中，这一条款经常被滥用。拍卖公司可能故意模糊拍品描述，甚至虚构来源，却以“不保真”规避追责。
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宋新潮曾指出：“不保真不等于可欺骗”，但现实中二者界限早已模糊。
所谓“传承有序”，本来指的是拍品拥有清晰的流传记录，但这一标准在操作中充满漏洞。
古代艺术品历经数百上千年流转，文献记载往往残缺。现实中大部分的拍品都讲不清来源，都是编故事。而民间藏品却要证明“你爷爷的爷爷是你祖先”这种荒谬现实。
现代作品更可能被虚构收藏故事，比如上面的苏富比案例。拍卖公司通过强调“传承”营造稀缺性，却以“不保真”推卸实质责任，形成“既要权威背书，又不担风险”的策略。
当前艺术品鉴定依赖专家经验、科技检测与文献佐证，但三者均存在局限：专家可能受利益影响，科技手段无法覆盖所有品类，文献造假时常发生。
国内缺乏统一鉴定标准，导致法院常以“单方鉴定无效”驳回买家诉求，比如上面的张先生案例，进一步巩固了拍卖公司的优势地位。
过去20年，拍卖市场逐渐从“以藏品为核心”转向“以藏家身份为导向”。高端客户因财力雄厚，即便拍到赝品也可通过资本运作转嫁风险。
而民间藏家则因缺乏话语权，往往成为赝品流通的最终受害者！ 这种分化使得拍卖行更倾向于服务“高端圈子”，加剧了市场的不公。
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大量民间文物被发现，成就了一批草根藏家。然而，如今拍卖公司通过“传承有序”的高门槛，将民间精品排斥在外，转而与利益集团合作，垄断稀缺资源。
部分公司勾结文物贩子低价收购民藏，有些会送到国外转一圈镀个金，再以“传承”、“回流”的名义高价转售，形成灰色产业链。
“传承有序”与“不保真”的矛盾，本质是资本规则与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冲突。文物是历史的血脉，而非资本的游戏筹码。唯有打破垄断、重建信任，方能真正实现“藏宝于民，惠泽千秋”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