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冬季就离开了学校，算是初中毕业了。回想起来，初中不满两年的时间，我们在学校还真没学到什么东西，真的是白白浪费了近两年的大好时光。当时我们还是十五六岁的孩子，竟然成了革命小闯将，期间经历了阶段性的停课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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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一篇“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社论又把上山下乡运动推向了高潮。那时的四个面向只剩下了面向边疆面向农村了，所有知识青年都要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我们这帮所谓的初中毕业生，也别无选择，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了。
当时上海市下乡的去向有: 云南、贵州、江西、安徽、吉林、内蒙古和黑龙江，开始待分配的是上海崇明农场和江苏大丰农场，离上海很近。后来晚走的，就没这么幸运了，要去很远的边疆生产建设兵团或到偏远农村插队落户。
春节过后，街道和学校催得越来越紧，要求我们尽快做出选择，不能再无限期地拖延时间了。我当时只有十六岁，纠结犹豫了好几天，也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去“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北大荒还是去“头顶香蕉、脚踩菠萝”的多彩云南。我父母听人家说去农村插队很苦，要自己做饭吃，不让我去农村插队落户。好在我家根红苗正，家庭没有出身问题，能去兵团能去国营农场。我家二楼邻居家的一位大哥哥就不像我这么幸运了，他的祖父是大资本家，他想去兵团或农场，都过不了政审这一关。
一连又纠结了好几天，我父母也到处打听，问别人到底是去南方好还是去北方好。多数人说东北冬季寒冷，最低气温达到零下四十多度，耳朵都有冻掉的，上海人适应不了那样的环境。也有人说云南有毒蛇，被毒蛇咬一口就没命，还有那里瘴气很大，肝炎病人多，疟疾流行，去哪也不能去云南。这下我们一家人更没主意了，我爸就让我去找我的同学张学文，张学文的妈妈是我们的班主任，还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他爸是机关干部，他家应该有门路。我爸说张学文去哪，就让我跟着去哪。
起初我妈不同意让我去找张学文，因为张学文是男生，我是女生，半大不小的男生女生在一起，怎么也不方便。我妈还担心别人会说闲话，更怕我吃亏。为这事，我爸我妈有了我记事起的第一次争吵。最终我妈妥协了，她领着我去了张学文家。
张学文的母亲非常热情，给我们端茶让座，等我妈说明了来意，张学文的母亲苦笑着说，他们一家也在为孩子的下乡问题犹豫不决。我妈就对她说：“吴主任，您见多识广，我家囡囡和你家学文上小学时就是同学，您就多费心，学文去哪就让我家囡囡跟着一起去哪，我们实在是不晓得去哪里好的呀。”
过了几天，张学文就到我家来了，他说听之前去黑龙江的同学来信说那里确实冷，最低气温零下三十多度，生活也很艰苦，他决定去云南的勐腊国营农场，问我去不去？张学文还说，云南的生活环境到底怎么样，他只是听同学说了个大概，具体情况他也不是很清楚，好与坏只能听天由命，到时候可不能抱怨。
我和父母商量了一下，父母都同意我跟着张学文去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勐腊县国营农场。第一时间，我父母给我准备好被褥和新衣服，该想到的事情都想到了，听说那里蚊虫多，我妈还专门给我买了万金油（清凉油）和蚊帐。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张学文通知我具体的出发时间了。几天后，张学文却给我送来了一张医院的诊断书，诊断书上说我腿受伤了，张学文还告诉我没事别出门，街道干部来了就装瘸。原来这是他爸托关系开具的诊断书，是想推迟下乡的时间，以便更充分地了解去哪里下乡更好一些。当然，张学文也有和我类似的诊断书，好端端的他也成了“瘸子”。
这一招还真管用，一拖再拖，到了1969年的秋天，我们才乘坐火车离开了上海，奔赴祖国的西南边疆。列车到达昆明后，我们在昆明住了一晚，然后又乘坐带拖挂的大卡车继续前行。总共历时十余天，我们总算到达了目的地—勐腊县国营农场，我和张学文分在了同一个分场同一个生产小队，我们成了国营农场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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勐腊农场的生活环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居住的是简易的草棚，除了第一顿接风晚饭还算丰盛以外，以后的日子里别说吃肉了，真的是连个油花都很难见到。好在我们都带了蚊帐，还有一些零食，多亏父母想得周到。
生活的苦还能克服，劳动的苦我们一时真的是难以接受。
勐腊农场并不是种植农作物农场，而是栽种橡胶树的农场，我们的任务是平整土地，挖树穴（栽种橡胶树的树坑），当时雨季已基本结束，马上就进入旱季了，栽树要在雨季的雨天进行，雨天栽树苗成活率高，不用专门取水浇灌。旱季不适合栽树，我们新来的知青就天天跟着老工人去挖树穴，也有一部分人去砍坝烧荒（主要是砍树清理灌木植物）。一天下来，我的手掌就磨起了水泡，双臂累的酸痛，回到住处，连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
那天傍晚收工回到住处，洗漱完毕，我刚在食堂打完饭准备回宿舍，张学文突然走过来，递给我两副线手套和两根香肠，不好意思地说：“徐洁，没想到这里的生活条件这么差，这里的劳动强度这么大，真对不起，我没能帮上你什么忙，反倒连累了你……”
听了张学文的话，我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赶忙笑着说道：“已经给你家添了很多麻烦，我很感激你和你父母的，以后不许再说这样的话。这里条件虽然苦一些，比起到贵州农村插队的同学，我们已经很不错了。”
来到勐腊农场以后，张学文处处都关心我照顾我，我发自内心地感激他。农场的生活虽然苦一些累一些，可我们有工资，有食堂。我的一个女同学去了遵义地区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比我们还苦，只能挣工分分口粮，据说一年的分红还抵不上我们一个月的工资。
第二年春天，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完成，勐腊农场隶属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我们完成了从农场工人到兵团战士的转变。兵团战士虽然不穿军装不配发枪支，我们还是天天上山刨挖树穴，可大家都很高兴，特别是我们这些新来的知青更是兴奋，我们为兵团的番号而骄傲，为我们的身份而自豪，我们成了光荣的兵团战士。成立兵团后，我们连队又陆续来了不少上海知青。
1972年冬季，我和张学文的探亲假批了下来，回上海探亲的途中，我们遭遇了很多困难，要是没有张学文的帮助，凭我的力量，我真的很难回到上海。就是因为那次一起回上海探亲，我对张学文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也对他产生了依赖。我俩虽然同岁，他好像比我成熟很多，就像我的大哥哥。
之后的日子里，张学文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照顾过，那时连队有规定，不提倡兵团战士过早谈恋爱，以免影响橡胶事业的发展。到了1974年6月份，上级突然撤销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我们又成了名副其实的农场工人。虽然我们的待遇没有什么变化，可大家的心情还是莫名其妙地失落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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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77年夏天，张学文成了我们生产队的副队长，我也被安排到农工小组负责种菜养猪。种菜养猪虽然也不轻松，可比上山割胶的工友要轻松很多，最起码不用半夜就起床顶着满天繁星去胶林割胶，也不用顶着烈日到胶林除草松土搞养护。
有一次张学文起大早驾驶队里的拖拉机帮我们去拉芭蕉叶喂猪，下山时拖拉机失控侧翻在路壕里，张学文被压在下面，导致左肩胛骨和左手臂骨折，送到县医院救治。那期间，我昼夜守护在他身边，尽心尽力照顾他的生活。张学文有些不好意思也很感动，他好几次对我说过感激的话。
其实，要不是我在农工组种菜喂猪，张学文也许就不会遭遇车祸，大家都心知肚明，都知道张学文是在帮助我，也都知道我俩的关系，那时我俩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只是我觉得我家是普通工人家庭，他父母都是干部，我觉得配不上他。
因为张学文的伤没好利索，第一年恢复高考，我俩都没能报考。1978年夏季，我俩一起参加了全国统一的大中专院校招生考试，结果我俩都差一点没被录取。张学文就鼓励我不要灰心，我俩一起备战下一年的高考。
1979年春天，距离高考还有几个月的时间，知青可以回城的消息就如三月春风，吹遍了云南大地，吹遍了农场的各个角落。第一时间，知青们都争先恐后地办理回城手续，都担心以后政策有变动不能回城。
当时我和张学文也无心复习功课了，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办理了回城手续，我俩于1979年5月初回到了上海。办理完落户手续后，我俩一起去招生办报名，结果我俩都超龄了，不符合报考年龄，导致无法报考。
高考无望，我接班顶替我母亲的岗位到第二针织厂当了车间工人，张学文被安置到商业部门工作。工作稳定下来，我俩就领取了结婚证，举办了隆重的婚礼。朝夕相处了十年，我俩终于修成了正果。婚后第二年，我和张学文一起报考了电大，圆了我们的大学梦。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好多事情我都渐渐淡忘了，唯独在云南勐腊农场的那十年知青生涯，我至今还记忆深刻，张学文对我的关爱和照顾，我都记在了心里，永远都不会忘记。就是因为他的善良和真诚，我俩才走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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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知青岁月虽已渐行渐远，可知青时代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知青是一个庞大的群体，知青情结已深深地镌刻在了一代人的心里。知青文章所表述的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怀旧情感，我写了近千篇知青题材的文章，看似千篇一律，可每个知青都有自己的故事，就像每一个人，五官大致相同，可每个人的思想灵魂是完全不一样的。知青时代已经翻篇，功与过自有后人评说。我之所以一篇接一篇地编写知青题材的文章，一是为了唤醒知青一代人的记忆，二是为了让后来人对那个时代有所了解。历时的史册上，也会为知青时代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
作者：草根作家（感谢徐洁老师真情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