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唐代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也是民俗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唐代的历法不仅是农业生产的时间表，更是国家礼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赐历、民间私印历本的现象，反映了时间意识在社会各阶层的渗透。与此同时，唐代的节日文化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的崇神敬鬼色彩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现世享乐与人文关怀的增强。《浮世长安：唐代的民俗与人文》以民俗学为基础，结合古典文学材料，全面还原唐代社会生活与文化，该书作者认为，唐代的节日不仅仅是庆祝，更是唐人对时间、生命和自然的深刻思考。
《浮世长安：唐代的民俗与人文》
程蔷 董乃斌 著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文｜程蔷 董乃斌
古人的时间意识
中国古人的时间意识起源很早，先秦时代的古籍之中就有相当系统的反映。如《吕氏春秋》有十二纪，自孟春至季冬分为十二章，每章之首篇即述该月时令、物候以及与之相关的诸项事宜。后来的学者为了使这十二章取得更古老的资格，将其单独抄出，置于《礼记》之中，号《月令》篇。又如汉人戴德编著的《大戴礼记》有一篇《夏小正》，就是按月记述某些动植物的习性和活动规律，虽所记甚简，但同样鲜明地贯穿了四季递变的意识。
结合着对于天象、物候的观察和对于农时的经验，中国古人早就把一年四季划分成二十四个节气。以农业立国的古代中国社会，对此极端重视。哪个季节该做何种农事，虽有地区的不同，但各自都有一套相当严密的规定，任何人不能也不会去随意违拗。
这是古代一种典型的民俗文化，并且早已由民俗文化上升为国家的礼法制度。每到一个节气，皇家都会主持一次规模大小不等的祭典，而尤其看重的则是所谓“四立、二分、二至”，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除了与农业生产紧密相关的自然节气，自古以来由于图腾禁忌、祭祀祷祝乃至原始宗教、信仰崇拜的需要，人们还约定俗成地确定了另外许多节日。其中有的与节气相重叠，如清明、夏至、冬至等；有的则与节气无关，如元日、上元、花朝、寒食、上巳、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岁除之类；有的与农业生产或收获有显著的联系，如春秋两社；有的则显然来自宗教的影响，如四月初八的浴佛节，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又称盂兰盆节）；还有的是出于皇家的规定，如自唐玄宗起，就把每个皇帝的诞辰规定为全国性的节日。唐玄宗八月初五生，定名为千秋节（后来改为天长节），由于时间与秋社日相近，有时便两节同过，百官放假，皇帝摆宴相请，民间则赛神祭祖，大酺数日，以造成一派朝野共欢、普天同庆的景象。其他诸帝的生日，如肃宗叫天平地成节，代宗叫天兴节，文宗叫庆成节，武宗叫庆阳节，宣宗叫寿昌节，情况也大抵相同。
皇帝赐历
上述这些节日除了皇诞日为节是自我作古外，大都是世代传承的民俗节日，基本上覆盖了整个中国文化圈，尽管节日的具体过法，各地区有许多不同，但仍可以说是一些全民性的节日。至于各地、各民族、各阶级阶层、各行业根据各自特点或需要而确立的节日，那就名目更多，内容更为复杂了。一年之中如此多的节气、节日，为了农事、政事和一切祭祀活动的协调，全国上下自然需要一个统一的历法。
唐代朝廷与历代统治者一样，对历法十分重视。历法与天文有关，而天文在持“天人合一”世界观的古人看来，则与人文、人间万事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历法的更新是新政权建立和稳固的象征，正如张说《大衍历序》所谓“先王以明时授人，敬天育物者也”，因而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所以唐帝国从它创建伊始，就立刻下令编制《唐历》。
在古代，历法具有全国性重大活动时间表的作用，实际上具有某种程度的法律意义，所以皇家、朝廷对其极端重视。每年的新历日——也就是新的一年的日历——往往由皇帝在岁末亲自颁发，派中使（宦官）赐给大臣，而受到这种恩宠的官员们，便以此为极大的荣耀，除上表称谢外，还常常写入诗文，以志喜庆。
盛唐的张说、中唐的白居易有《贺示历书表》《谢赐钟馗及历日表》《谢赐新历日状》等文，现存于《全唐文》中。有时镇守一方的大吏，也获得这种赏赐。这从刘禹锡的《为淮南杜相公谢赐历日面脂口脂表》和《为淮南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可以看出。杜相公，指当时带同平章事衔（宰相）的淮南节度使杜佑，这两份表章分别上表于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末和二十年（804年）末，看来皇帝向重要藩镇颁赐历日，已形成一种惯例。
皇帝颁赐历日，也是权力的显示，而民间私印，一般是被禁止的。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十二月，甘露之变不久就曾为此下令：“丁酉，敕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陈寅恪批道：“足见当日有私印日历者。”
的确，除了政府和官宦之家，民间也有历日在流传与应用。皇帝给藩镇大吏颁赐历日，其实就有让他们向外、向下传播之意。对此，有的受赐官员心领神会，所以在上表中除了一般的感激语，还有这样的话：“谨当奉扬节候，下告于万人。”皇帝所颁之历日，有时是一年的，有时是十年的，这些历日由官府颁示推广，民间或传抄，或买卖，逐渐渗透到全社会，成为全国上下共同知晓和遵守的时间表。
历本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确定民俗节日的时间。对于长年生活在平平凡凡日子中的民众百姓来说，过节无疑是一件大事，是一次需要隆重对待的庆典。如果说缓慢不息流逝着的时光像一根无头无尾而又平淡无奇的链条，那么各式各样的民俗节日，就是使这链条熠熠生辉，变得美丽多姿的颗颗珍珠。或者换句话说：“在每年一定的日子里，人们心中的人性会周期性地抛开日常生活的烦恼，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满足人们内在的心理需求和调节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是节日及其庆典的两大功能。这不但适用于世界各民族，而且在唐代的有关民俗资料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对节俗传统的改造
在唐代，一系列传统的民俗节日被保存下来，有的甚至通过唐代而一直流传至今。但唐人的贡献更在于，他们又使这些节日获得了富有时代性的意义和某种新的形式，因而使这些节日活动为一度相当繁荣富足的社会生活，增添了诱人的色彩和情调，并集中而鲜明地体现了唐人豪迈乐观，尽情享受人生以充实生命的处世态度。
唐人过节，一方面保持了许多传承而来的仪式，因而显然并未脱尽这些节俗所包含的原初意义，特别是皇家在这些节日举行的祀典，其保守的性质更为明显。但在广大民间，这些节日原有的祷祝、祭祀、信仰、禁忌方面的含义，尽管并未完全消失，实际上却在日趋淡薄。与此同时，节日的游艺娱乐性质却呈日益加强之势。这种变化的趋势，并不始于唐代，也不限于中国，是一个很早就发生的世界性现象，只是到唐代有较大的发展，所以格外令人瞩目。
元旦和上元节自古以来就有狂欢节的意味，这里暂且不说。上巳或三月三日本来是一个祓禊求洁、拂除不祥、招魂续魄、祈求无灾无病和丰收的日子。一切节日活动，巫术意味极强。可是唐人，特别是朝廷与官员，虽仍保存祓禊之礼，却将节日的主要内容变成了饮宴游玩和尽情享乐。
寒食禁火，唐犹尚古风；与之紧接着的清明，本是一个自然节气，此日前后上坟祭祖，并趁机踏青郊游，饮宴作乐之风大盛，则是唐人的新举。由于风气已成，官府难以禁止，也就不得不承认它的合法性。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年）《许士庶寒食上墓诏》云：
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拜扫，申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馔任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常式。
从这道诏书可以看出，一种民俗如何因其势大而终于上升为国家承认的正式礼法，同时也可以看到礼法仍要对民俗加以约束和限制。如这里就规定：寒食、清明上墓之后，不能在坟茔近处食馔，更不得作乐——既然是尽孝致哀，就要有个尽孝致哀的样子。
但恰恰也可以由此看出寒食、清明利用上坟扫墓的机会而行郊游野宴、聚众玩乐之实，在当时确已成风。追溯起来，早在唐高宗龙朔二年（662年），就曾有诏严禁“送葬之时，共为欢饮，递相酬劝，酣醉始归”和“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槚，曾无戚容”的风气。再往前推，则在此三十多年之前的贞观元年，就有当时的御史大夫韦挺向皇帝上过一份表疏，说道：
父母之恩，昊天罔极；创巨之痛，终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谓为重丧；亲宾来吊，辄不临举。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夫妇之道，王化所基，故有三日不息烛、不举乐之感。今昏嫁之初，杂奏丝竹，以穷宴欢。官司习俗，弗为条禁。望一切惩革，申明礼宪。
看来，临丧不哀，却找到机会就要“相与酣醉”“以穷宴欢”一番，是早在唐初就有的情况，虽经大臣上疏要求惩革，但并未能够抑止，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新唐书》编者在《韦挺传》中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是时承隋大乱，风俗薄恶，人不知教”。如果这种说法在唐初还勉强可通，那么，时至龙朔，唐已开国半个世纪，时至开元，则已逾百年，此风却有增无减，又做何解释呢？说唐人“风俗薄恶，人不知教”，显然带有贬义，但指出这是个风俗变化的问题，却很有见地。
联系唐人在全部民俗节日中的一贯表现，我们不妨将这看作唐人对传统节日风俗的改造——这是一种并无明确目的和纲领，也无人筹划或指挥，而以众心合力、自然而然实现的社会运动，因而只能认为其真正的动力，是在于人心，即人性的深处。日渐发达的生产力导致了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也就必然导致人对天地宇宙、自然鬼神认识的加深，必然激起人对现实生命的珍视和对自身欲望的炽烈追求。唐人在保持许多传统节俗形式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它们的性质和意义，不但是寒食、清明，而是几乎所有节俗都冲淡了崇神敬鬼的色彩，降低了悼亡念祖的成分，都大大地增强了亲近大自然，享受大自然，享受人生的意味。表面看来这确乎有点“风俗薄恶，人不知教”，其实质是体现了发自人性深处那种不可违拗的内在力量。在唐代，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人性中的这种力量得到较自由的发挥与张扬。在其以后的朝代，民俗节日崇神敬鬼意义的削弱和现世享乐性质的加强，也仍然几乎是不可阻挡的演变趋势。
（本文摘选自《浮世长安：唐代的民俗与人文》，内容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