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是怎么排练死亡的？

“我们未经演练便出生，也将无机会排练死亡”，这是辛波斯卡的一句诗，从现实的角度上我们无法选择如何死亡，但在中国古代，却有人怀着对死亡的憧憬，将自己关在如墓室一样的黑暗里，就仿佛是在排练死亡一样。

人一生对生死的理解，或许都藏在"埋葬”这场死亡告别仪式里了吧。吉川忠夫在《古代人的梦与死》中通过对古代墓群的分析，研究了中国古代的人对于死后世界的理解。虽然“形骸归于地”的必然让人恐惧，但我们也可以借古人“归精于天”的浪漫来慰藉自己。

本文摘选自《古代人的梦与死》，经出版社授权推送。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

伊洛瀍涧

去年12月26日，我们“中国研究者友好参观团”一行人搭乘RW50647软卧列车（上海—成都）从南京出发，历经十四小时终于于27日上午10点抵达洛阳。如果要前往成都还要越过前面的潼关、翻过秦岭、再一直南下，至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

当时我们住在洛阳的友谊宾馆，宾馆的外观、房间的布局、食堂的餐饮，处处都保留着中苏关系蜜月期的余韵。我们在宾馆里稍作休息并用过午餐后，工作人员就带领我们去参观被迁移到劳动人民公园的汉墓。

洛阳汉墓图源网络

来到公园正门，不知何故竟然让人有身临京都植物园之感。穿过正门往左走就能见到一座吊桥，桥下的黄土地上流淌着一条幽深的河流，河面距离吊桥有十米左右。那正是早在《尚书·禹贡》中就有记载的“伊洛瀍涧既入于河……”的四水中的涧水。不论是此处的涧水，还是次日28日参观龙门石窟时领略到的、从南北两壁之间滔滔流过的伊水，还有往返龙门时经过的洛水，都清冽无比，让人不禁想取一瓢饮。

走下吊桥后映入眼帘的是屹立于道路两旁的松柏，仿佛昭示着我们已经进入茔域。我们走马观花似的路过一个墓地，工作人员只介绍了一句“那是西晋墓”，然后我们便来到了汉墓前。

其中一个是1956年发现的西汉墓，另一个是1954年发现的东汉墓，两个墓之间相距大概不到十米。正红色的门显然是新建的，在一碧如洗的华北天空的衬托之下显得特别耀眼。打开门闩后，我们穿过一条很短的甬道便下到距离地表大约一二米的地下。墓室是用砖筑成的，里头挂着一颗光秃秃的裸灯泡，壁画虽有剥落但依旧鲜艳。墓室由前室、前室左右两侧的耳室以及后面的主室构成。

我们一行人除了十五名团员之外，还有洛阳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包括负责带领我们参观的蒋若是老师等人，以及全程陪同我们的中国国际旅行社的陈平晖先生和陈艳桃女士。新四军出身、体魄魁梧、声音浑厚的陈平晖先生搭配上身材娇小的陈艳桃女士，真是妙趣横生，不知何时开始团员们就管他俩叫“老陈”和“小陈”。

墓室很小，难以同时容纳下我们一行近二十人。后来，我曾站在西安华清池背后的捉蒋亭，眺望到五公里外雄伟的秦始皇陵坟丘，也曾领略过明朝万历皇帝的定陵。明定陵位于北京郊外，宛如一栋巨型建筑的地下器材室。虽然在规模上洛阳汉墓与它们有着天壤之别，但那边长数米、四四方方的空间里确实自有它的一番天地。

毋庸置疑，这也是古代中国人把现实带进死后世界的一种表现。对眼前所见感到异常兴奋的似乎不止我一个人。

参观结束后K先生说把拍照用的打光灯落在墓室里了，当时为了防寒K先生跟别人借了一件棉大衣来穿，仔细找了一圈才发现那打光灯原来一直被K先生揣在棉大衣的口袋里。

古代中国人，尤其是汉朝人，到底对坟墓所体现的死后世界寄托了什么样的念想呢？

金缕玉衣

1959年秋冬之交，在陕西省潼关县往西约十里、渭水南岸的吊桥处，发掘出了一个汉墓群，共七座。墓前立着一座明朝万历元年（1573）的碑，上书“修复汉太尉杨先生茔记”。汉太尉杨先生指的是东汉杨震。杨氏乃西汉名门望族，本籍在弘农郡华阴。如今的潼关县就在西汉的弘农郡内，因此杨震可谓是奠定了弘农杨氏之根基的人物。

杨震墓冢图源网络

发掘过程中发现随葬品中有一个瓶子，瓶腹虽严重剥落，但仍旧可以辨识出十三行朱书，每行七字。其中可见“炀氏”二字，凭此可以断定是杨氏之墓无误。“炀”“杨”发音均为yang，字形的差别并不成问题。七座墓室可以分为十字形墓室、方形或带状墓室以及双主室墓室几种类型，但规模都跟我们在洛阳见到的汉墓相差无几。七座墓室按东西方向排列、间距十五米至二十米，墓道均为南向，据推断位于最东边的便是杨震墓。（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潼关吊桥汉代杨氏墓群发掘简记》，《文物》1961年第1期）

《后汉书》有为杨震立传，但据其中所言，杨震并非一开始就葬在此处。汉安帝延光三年（124），受中常侍樊丰等宦官的谗言所害，杨震被免去太尉之位，还被贬至弘农郡反躬自省。杨震行至洛阳城西的夕阳亭时，谓其诸子门人曰：

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身死之日，以杂木为棺，布单被裁足盖形，勿归冢次，勿设祭祠。

言毕，饮鸩而卒。杨震欲诛杀樊丰等奸臣、严惩安帝的乳母王圣及其女伯荣等嬖女却不能如愿，抑郁不得志的他最终被逼走上了自杀的道路。他认为自身是无用之人，“勿归冢次”，说的是杨震命门人用最简朴的方式将他就地下葬，而不必归葬于桑梓之坟。

但诸子门人似乎觉得有失妥当便没有遵其遗命，打算将其灵柩运至弘农。不料弘农太守对樊丰阿谀奉承，当他们行至陕县时，太守便命人拦下灵柩，致使杨震蒙受灵柩被抛于道旁的屈辱。所幸，杨震很快便沉冤得雪。岁余，顺帝继安帝之位，樊丰等人被诛，门人们为彰显杨震的功绩到处奔走。多得此举，杨震不仅一雪前耻，朝廷还下赐百万钱，以礼改葬于华阴潼亭。

《后汉书》的注释者——唐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与则天武后之子，近年因为在陕西省乾县的李贤墓中发掘出了一系列色彩艳丽的壁画，包括《狩猎出行图》等，而使得李贤声名大噪。李贤为《杨震传》作注释曰：“墓在今潼关西，大道之北”，指的就是如今潼关县的吊桥吧。

《狩猎出行图》图源：陕西历史博物馆

继杨震之后，弘农杨氏还出了杨秉、杨赐、杨彪三代太尉，在东汉时代堪称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繁荣兴盛一时。杨震不仅随着大量的陪葬品被改葬到今日仍遗存于世的墓室，想必后人祭奠他时也是兴师动众、大张旗鼓，与其遗志相悖。

后来，1972年，有报告称在河南省灵宝县（今灵宝市）张湾也发掘出了四座东汉杨氏墓。（河南省博物馆：《灵宝张湾汉墓》，《文物》1975年第11期）灵宝县虽然距离东汉时期的弘农郡华阴县较远，但仍属于弘农郡内，据说是弘农杨氏一支族的坟墓。墓室内遗留的几个罐的腹部上有朱书字迹可辨，如“天帝使者，谨为杨氏之家镇安隐冢墓”。可知此乃镇墓瓶，有咒符之效，同时墓主也姓“杨”。

“天帝使者”，指的是埋葬死者时为安抚管理地下世界的官人，由地上世界地位最高的神——天帝派来的使者。（林巳奈夫：《汉代鬼神的世界》，《东方学报》第46册）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行朱书写道：“君自食地（下）租岁二千万（石），令后世子子孙孙仕宦，位至公侯富贵，将相不绝。”这是在祈愿地下死者生前未能实现的家族繁荣和地上子子孙孙的富贵荣达。杨震墓中必定也有类似的镇墓瓶吧。可以说，“四世太尉”的祈愿自杨震改葬之日起就已成真了。

如此一来，坟墓便沦为一方俗上加俗的世界。古人说“三年之丧”，据《后汉书·陈蕃传》记述，有人葬亲后不封墓道，岂止服丧三年，那人竟在墓室中居丧长达二十多年，人人都称其为孝行者，纷纷向州郡举荐之。但一经调查，就发现他的五个孩子都是在服丧期间出生的。这可谓是以坟墓为舞台演的一出俗不可耐的丑剧。这个例子或许有些太极端了，但确实生者的种种意图、心机通常都会被带进坟墓里，而这些往往与死者的遗志相悖。

于是乎，坟墓便成了生者的意愿或心机的一种体现。

虽然坟墓成为财富和权威的象征并不是某一个时代的特定现象，但在东汉时期，上至贵戚百官下至商贩平民，尽管朝廷再三禁令，也难挡极尽奢华的厚葬之风盛行。据王符的《潜夫论》所述，公元二世纪的人，尤其是京城贵戚，选用棺椁的木材时讲究使用产自江南的檽梓、豫章之木。檽梓豫章伐之高山，引之穷谷，木理细密，需先走海路，再经淮水、黄河、洛水运至洛阳，经过工匠们精心的雕刻才能制成棺椁。这些重达千斤的棺椁不单满足了京城贵戚的需求，还被销往东边的乐浪，西边的敦煌。王符附言道：

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金镂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中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

“金镂玉匣”同“金缕玉衣”，比如那件在河北省满城的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发掘出来的举世闻名的金缕玉衣。

王符批判“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盛行厚葬之风，从他的立场来推断这些人指的应当是宦官及其党羽。

到了公元二世纪，东汉王朝伺候内事的宦官势力骤然扩大，对此深恶痛绝的有为之士们以“清流”“有德之贤者”自居，而称宦官及其牵连的势力为“浊流”，两派的对立抗争日益白炽化。最终，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及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前后发生了两起党锢事件，清流中的激进分子因党人之罪被逐出官界，事件以浊流取胜而告终。

党锢事件使得政局愈加混沌，东汉王朝最终在混乱之中加速走向瓦解。我的目的并不是要细说历史，我想说的是，清流人士列举的浊流的罪证之一就是厚葬风气。比如永兴元年（153），冀州刺史朱穆听说宦官赵忠将其父归葬于冀州部内，并用玙璠、玉匣、偶人等陪葬，速命人调查详情。

玙璠原本是国君才能佩戴的美玉，有一个与玙璠有关的典故，讲的是春秋时代，鲁国季氏的家臣阳虎打算用玙璠来为主人季平子陪葬的愚蠢之事。至于玉匣，也就是用金丝缀编而成的金缕玉衣，原本非国君不能穿，银缕玉衣也只有诸侯王、列侯、始封的贵人、公主才能穿戴，铜缕玉衣则是大贵人、长公主专用的。 “偶人”指的是人形明器。

安平郡吏看朱穆态度非常坚毅，心生畏惧，便挖出赵忠之父的坟墓，破其棺，拖其尸，收监了赵氏家族。对此，批判朱穆行之过甚的声音不绝于耳，致使朱穆反被兴师问罪。后来数千名太学生到宫中上书，朱穆才得以被释放。

可见当时的京师太学是清流势力的一大据点。再举一个张俭的例子，此人正是引发了第二次党锢事件的导火索。在党锢事件之前张俭曾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当时他就曾弹劾过权势滔天的宦官侯览，其奏章中有一节如下：“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破人居室，发掘坟墓。”“寿冢”指的是生前造好的坟墓，据说古人有时还会在寿冢中举办欢宴。让我们暂时把时间轴跳转到距东汉甚远的五胡十六国。据《晋书》记载，后秦时代，西胡有一人叫梁国兒，常与妻妾们在寿冢内饮宴，酒酣时便上“灵床”高歌放吟。

话说回来，既然清流对浊流的厚葬之风持批判态度，那么他们本人自然就应当选择薄葬。朱穆于延熹六年四月丁巳死于洛阳，五月丙申，葬于宛邑之北、万岁亭之阳、旧兆域之南。据蔡邕所书《朱穆坟前方石碑》记载，朱穆对遗子朱野如是顾命：

古者不崇坟，不封墓，祭服虽三年，无不于寝。今则易之，吾不取也。尔其无拘于俗，无废于诚。

再比如范冉，遭遇党锢之后，卒于中平二年（185），享年七十四岁。一生狷介的他留下了遗书如下：

吾生于昏暗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济时，死何忍自同于世。气绝便敛，敛以时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敛毕便穿，穿毕便埋。其明堂之奠，干饭寒水，饮食之物，勿有所下。冢封高下，令足自隐。

坟丘要做多高呢？范冉说，人站着抬起手肘能够到的高度即可。按我们的常识来看，这种葬法恐怕称不上恭敬，想必范冉此举是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批判世间的厚葬风气。

黑暗的空间

不过，也有人无视家人、世人的意愿，只是单纯抱着对死的憧憬去赴死，也没有要特意矫正厚葬之风的意思。

东汉末年有一人叫赵岐，原名赵嘉，他寄身于群雄之一荆州刘表的门下。建安六年（201），当时的局势已经到了是个明眼人都能看穿东汉王朝的穷途末路的境地，九十多岁高龄的赵岐就在此时遽归道山。众所周知，赵岐是第一个给《孟子》作注的人。赵岐逝世前，为自己做了寿藏，即寿冢。寿藏内挂着吴国季札、郑国子产、齐国晏婴、晋国叔向等四位春秋贤者的画像，居宾位，主位上则是赵岐本人的自画像，皆附有赞与颂。赵岐临死之际，留下遗诫如下：

我死之日，墓中聚沙为床，布簟白衣，散发其上，覆以单被，即日便下，下讫便掩。

“白衣”“散发”，这是他放弃生前的衣冠束带的宣言。虽然埋葬的方法很简单，但不得不说赵岐在冥界的生活是真豪华。画中的四位人物必定是赵岐平日敬慕的先贤，与他们面对面“存情好，叙宿尚”才是赵岐设画的目的所在吧。

那么，是否因为支配地下世界的时间系统不同于地上世界，才使得画中跨时代的宴飨得以实现？还是说地下世界根本不存在时间一说呢？墓道，实乃时光隧道也。李贤所作的注释称赵岐墓在荆州古郢城，也就是今湖北省江陵县的东北部，但如今距离李贤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千三百年，赵岐墓是否仍存留于世？画像的纹样如何？赞颂所言何物？我们都无从得知，或许跟山东省嘉祥县武梁祠的画像石上所雕刻的《宴饮图》相似吧。（长广敏雄：《汉代画像的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65，第165页）

《宴饮图》图源网络

不可否认，赵岐心中应该对死亡的世界，或者说对黑暗的世界带有类似于憧憬的情感。但其实他在少壮时期曾留下一份遗书，三十余岁时，赵岐身患重疾病卧床七年，自觉时日无多的他，给兄长之子留下遗书如下：

大丈夫生世，遁无箕山之操，仕无伊吕之勋，天不我与，复何言哉！

赵岐说，我身为男儿大丈夫，既没有像隐居箕山的许由一般明澈的心，也未能像殷周的开国元勋伊尹、太公望吕尚那般立下汗马功劳。现在老天对我弃之不顾，我也无可奈何。你就在我的墓前立一块圆石，刻上这几句话：

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

这份遗书字里行间都流露着赵岐对生的无尽执着。六十年后在他身上看到的类似于对死亡世界的憧憬之类的情感，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一点踪影。能读到的只有一个男人抑郁不得志的呻吟和他对天、对时、对命的怨念。同一个人，对死的态度前后如此悬殊，是否可以说这种态度是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改变呢？

留遗书对任何人而言都是非常意义深沉的行为，相当于已经经历了一次死亡，好比死后重生。虽说赵岐有幸能从重疾中痊愈，活到九十余岁高寿，他的肉体确实死后重生了，可那之后他的人生经历异常坎坷，说是死亡世界的延续也不为过。

汉桓帝延熹元年（158），赵岐任京兆郡功曹。当时，赵岐的长官京兆尹一职原本由一直提拔他的延笃担任，后来唐玹被提拔为京兆尹，赵岐便弃官与侄子赵戬逃避他乡。唐玹是宦官唐衡的兄长，此前在京兆郡任虎牙都尉，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局局长。由于唐玹不是凭德行当的官，受到赵岐等众多士人的强烈批判。赵岐对宦官的憎恶可谓根深蒂固，他担任皮氏县县长时，甚至一听到宦官左悺的兄长将担任其直属长官河东太守一职的消息，就立马卷铺盖撤回故乡京兆郡长陵。

毋庸赘言，赵岐是清流派士人。唐玹一旦上任，必定会对他进行打击报复。于是赵岐便开始了逃亡生活，尽管如此后来其长兄磐、次兄无忌及其家人还是被唐玹一一斩杀，无人幸免。《三国志》注所引的《魏略·勇侠传》的描述和前文介绍的《后汉书·赵岐传》虽有所出入，但赵岐原名嘉，字台卿，后为避难改名岐，字邠卿，这点是没有争议的。其足迹曾到达“江淮”、即长江和淮水一带，还到过“海岱”，即如今山东省青州。他甚至还戴絮巾披布袴，乔装打扮成一卖饼商贩到北海（山东省寿光市）的市场做买卖。

赵岐在那里遇到了一位人物——北海郡安丘县孙嵩。当时孙嵩坐着牛车经过市场，惊于那卖饼大郎非同寻常的模样，便喊他上车，放下帷帐对他说道：“我看先生不像是个卖饼的。方才我叫住先生的时候，看您的表情若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恨要报，便是亡命天涯之人。我乃北海孙宝石，家有百口人，或许能助先生一臂之力。”孙宝石，即孙嵩，乃游侠之士，赵岐早有耳闻，便以实情相告。于是孙嵩把赵岐带回府中，向年迈的母亲禀告：“儿今日出门，结识了一位可以出生入死的朋友。”孙嵩引赵岐入座，设宴款待。

从那时起直到唐衡一族灭门的数年里，赵岐一直躲在孙嵩家中的复壁之内。所谓复壁，也就是双层夹墙，四面皆被封住，呈密室构造，与墓室颇为相似。

不过，就像赵岐要在墓中宴飨季札、子座、晏婴、叔向等人一样，想必他在复壁内的生活也并非只有灰暗的一面。在那一方天地里，赵岐同样宴飨了古代圣贤。赵岐的《孟子》注就是在孙嵩府中的复壁内写成的，这在序言《孟子题辞》中有明确记述：

知命之际，婴戚于天，构屯离蹇，诡姓遁身，经营八纮之内，十有余年，心剿形瘵，何勤如焉！

赵岐回想到他为了躲避唐衡一派的迫害，隐姓埋名、逃难四方的经历，说道：

尝息肩弛担于济岱之间，或有温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眷我皓首，访论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济集，聊欲系志于翰墨，得以乱思遗老也。

“济岱之间”指的是济水和泰山一带，也就是今日的山东省，当地的“温故知新、雅德君子”除了孙嵩别无他人。对照史册就能发现，在那复壁之中，为了能将剪不断理还乱的万千思绪转移到某一个点上，赵岐开始执笔写作，其作品正是《孟子》注：

惟六籍（六经）之学，先觉之士释而辩之者既已详矣。儒家惟有《孟子》闳远微妙，缊奥难见，宜在条理之科。于是乃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

复壁中的生活长达数年，恐怕已经给赵岐带来一种错觉——黑暗的世界才是常态。复壁内的狭小空间自然与阳光无缘，也没有空隙容纳下一段时间让他得以分隔古今。

正因如此，《孟子》中的人物群像才会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才得以和先贤们把手言欢，促膝长谈吧。赵岐为《孟子》所作的注释基本上都忠于原文，既看不到过去他与宦官交锋时的激奋，也不见他在注中寄托自身的感慨，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复壁内那仿佛要将人吞没般的黑暗气息。复壁中的生活终于在数年后画上了句号，赵岐虽然得以重返婆沙世界，但在延熹九年和建宁二年发生的党锢事件中均受到连坐。他没有再捡起旧名赵嘉、旧字台卿，这是否证明他其实并不希望从黑暗世界中重生呢？他在寿藏中挂起四贤像与自画像，其意难道不是想将在复壁中生活的回忆原原本本带进坟墓里吗？

话说，东汉末年还有一位人物和赵岐一样，偏要选择在黑暗的世界里生活，而且同样也是在地上虚构的死亡世界。

那人叫袁闳。汝南汝阳袁氏，从袁闳的高祖父袁安起，袁氏四代均位及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地位显贵，被称作“四世三公”，是能与“四世太尉”的杨氏并肩的东汉名门。袁氏家族的车马衣服无一不奢华到极致，富强之势据说在杨氏之上。

建安五年，即公元200年的官渡之战中败给曹操的袁绍，以及群雄之一袁术，都是袁闳的从祖兄弟。但唯有袁闳厌恶袁氏的繁荣，一生坚持隐居不仕。东晋袁宏在《后汉纪》中提到其为人秉性时写道，“自安至闳，四世三公，贵倾天下。闳玄静履贞，不慕荣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其父袁贺任彭城国相时，袁闳深藏姓名，孤身一人从汝阳走到彭城去谒见双亲。到了国相府前，因打扮太过寒碜，连续数日下人都不替他通报。碰巧有一日，乳母来到门前碰见袁闳，袁闳这才与双亲见上一面。临走时，袁闳又以晕车为由拒绝乘坐府上准备的车马，据说往返途中，无一人认出他是袁闳。

《后汉纪》在提到袁闳的弟弟袁弘时写道：“耻其门族贵势，乃变姓名，徒步师门，不应征辟。”袁闳兄弟改名易姓的行为与赵岐一样，从中都可以看出，他们渴望抹消自己作为一名社会成员的归属性。切断汝南汝阳袁氏这条脐带，自暴自弃般地过上漂泊者的混沌生活，埋头享受这一发不可收拾的崩坏感，这样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对黑暗的一种向往吧。

党锢事件前夕，袁闳终于解冠绝世，切断了与世间的联系。那之后的生活，与死者别无二致。只是，他也有一个难以割舍的人。那便是他年迈的母亲。袁闳原本下定决心归隐深林，但考虑到母亲，他还是选择在庭院里的土屋生活。

土屋没有门，只设有窗户，专门用来递饮食。而且，窗户平时也紧闭着，连兄弟妻子也见不上他一面。所食只有姜菜，如果送来其他饮食，他便会拒绝道：“我是袁氏一族的累赘，你们别再管我了。”尽管如此，他每天清晨必定会朝东拜母，无一例外。唯独母亲来见他时才稍微打开窗户应答。母亲一走他就又回到原本的黑暗世界里。

但据说其母死后，袁闳完全没有要为母亲服丧的意思。

袁闳的母亲是能把土屋里的袁闳和生的世界连接起来的唯一通道，这条通道被切断后，袁闳终于能继续生活在死的世界里了。世人称之为“狂生”，但他本人从未提及在土屋的生活，替他讲述这段历史的是清初的李二曲先生，即李颙。李二曲学风严酷有如他的故乡陕西盩厔的风土，他也厌恶与世间联系，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土屋中度过的。这样的他自然是知道袁闳的。

昔袁闳栖土室……虽骨肉至亲亦不相见。

《李二曲先生全集》卷十六《答张伯钦》中有如上记述，我想再从全集中引用几句：

余土室中人也。灰心槁形，坐以待尽。荆扉反锁，久与世睽。断不破例启钥，接见一人，并旧所从游，亦概多不面。有固求言以自勖者，因书揭壁戒子之言，贻之以代对晤。（卷十九《家戒》书后）

仆土室中人也……世务未尝萦怀，世事绝口弗及。坐以待死，业同就木。（卷十八《东钦差查荒诸公》）

李颙在土屋中的生活，只剩下“待尽”“待死”。不，岂止如此，李颙说自己形同“就木”，也就是一脚踏进棺材的状态。

袁闳在土屋里过了十八年，后来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军在今河北起义，号称要平定乱世，并迅速席卷全国各地。汝南地方也遭到劫掠。当时，袁闳在土屋里不停地诵“经”。

于是黄巾起义军相约不侵犯袁闳所在的闾巷，乡人门都到袁闳那里避难而得以保全性命。此外还有其他黄巾军行军时避开某个特定人物的例子，这并不稀奇。比如济阴武成的孙期，是个出色的学者，因家境贫穷靠养猪为生，有弟子敬慕他学问造诣高深，甚至千里迢迢来到此处，手持经书，在草泽里跟在孙期身后求学问道。据说乡里被其仁让感化，黄巾军路过此地时也相约“不犯孙先生舍”。

此外，乐安博昌的任旌、豫章南昌的徐胤以及北海高密的大儒郑玄亦是如此，有一种解释是，这是因为黄巾反乱的目的就在于促进这些贤者、有德之士带头搞乡邑建设。（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第一部第二章《汉末的抵抗运动》，岩波书店，1982）

确实，袁闳厌恶袁氏一族的骄奢之风，他的身上有着严苛的自我约束精神和对母亲的无垢之爱。但单看袁闳的情况的话，光是他在土屋里不停诵经的样子，就足以让黄巾军心生恐惧了吧。

“头不著巾，身无单衣，足常木蹻”，以这般装束披头散发地沉浸在诵经的世界里，又与居于墓室的鬼神何异？他所诵的“经”，想必是《孝经》吧！侍中向栩听到黄巾军举兵之报，便向朝廷进言：“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消灭。”人们信奉《孝经》，认为《孝经》有如咒文，诵读便能起到除魔之效，如鬼神诵之，必定效果超卓。

在土屋里一味等待死期到来的袁闳，终于在五十七岁那年离世。在此引用其遗书如下：

勿设殡棺，但着褝衫、疏布、单衣、幅巾。亲尸于板床之上，五百墼为藏。

“褝衫”指的是单衣衬衫。“幅巾”即隐士所戴的头巾。“板床”应该是指把土捣实制成的床，与《孟子·公孙丑下》中的“无使土亲肤”恰恰相反。“墼”同砖。

本文摘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