鸭绿江缓缓流淌，千百年来，它作为中朝天然边界，见证了无数历史兴衰。
然而，谁会想到，原本一成不变的土地，在泥沙淤积、河道改道的作用下正日渐易位，而其中消失的不仅仅是几座面积或大或小的小岛，更是中国领土脚下的一片片土地。
新罗、高丽、朝鲜王朝的疆域演变
回顾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疆域的扩展和收缩与王朝更替息息相关，成为该地区历史发展中绕不过的主题。
三国时代是朝鲜半岛政治格局的大分裂时期，新罗、高句丽和百济三足鼎立，不断争夺生存空间和对半岛的主导权。
在此期间，新罗虽位于朝鲜半岛的东南部，地理条件不占优势，但凭借与中国隋唐政权的外交合作和军事援助，以及两次历史性战役——唐朝与新罗联合攻灭百济（660年）和高句丽（668年）的契机，新罗一步步从一个偏安南方的小国成长为全半岛的霸主。
到新罗统一全半岛后，其疆域北抵大同江下游。
新罗的稳定并未持续太久，内部的权力斗争和对外的防御失力使其在10世纪初进入崩溃状态。
替代新罗的是高丽王朝，高丽初期，特别是在高丽太祖的统治下，采取了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战略，加强对北方领土的控制，不断向鸭绿江方向扩张疆域。
最终，高丽的领土北至鸭绿江下游，直接与辽国的疆域接壤，成为半岛历史上又一个强大王朝。
与此同时，高丽通过设立边界防卫设施如“千里长城”，稳定了北部边疆，并利用长时间与中国的关系调整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
14世纪末期，高丽逐渐衰落，权力更替再次发生，继承其疆域的是朝鲜王朝（李氏王朝）。
朝鲜王朝的建立正值明朝取代元朝的时期，与明建立宗藩关系，使其在发展军事、安抚边疆上得到了更多的外部支持。
朝鲜王朝延续并完善了高丽时期的疆域筹划，同时重新确定鸭绿江和图们江为天然边界，这一边界划分自15世纪以来基本沿用直至现代。
中朝边界重绘
到了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方面即提出对长白山及天池部分领土的主权诉求。
朝鲜在其官方文件和外交立场中，重申古代高句丽及高丽疆土范围涵盖长白山，并以此为依据，向中国政府提出领土要求。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朝关系进入“蜜月期”。
随着朝鲜方面对长白山归属问题的反复提起，中国方面为了缓和争议并维护中朝两国关系的稳定，于1962年派出周恩来总理前往平壤，与朝鲜政府签订了《中朝边界条约》。
条约划定了中朝分界线，并将长白山及天池部分区域划归朝鲜。
作为冷战格局中的一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的重要盟友，对其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朝边界争议问题以降温的方式暂时解决。
然而，这一协议虽让长白山的边界问题尘埃落定，但并未彻底终结相关的矛盾——这片山峦和湖泊始终承载着超越地理意义的历史象征。
尤其是70年代开始，鸭绿江流域自然边界的改变，以及后续岛屿归属争议的逐渐显现，令中朝之间在具体边界上的拉锯不曾真正停歇。
从高句丽历史的争议归属到现代条约的执行问题，这些矛盾的根源未曾完全被消解。
河道改道
除此之外，鸭绿江作为中朝重要的天然界河，随地理环境变化而不断调整其轮廓，但这种“天然界标”的动态性却为两国带来了持续的边界困扰。
据上世纪70年代的边界联检数据显示，鸭绿江在浑江口以上地区原有162个岛屿，这些岛屿包括各种大小不一的沙洲、土岛等。
这些岛屿分布于中朝两侧水域，属于自然形成，但却在法律上归属不同的国家。
到了1972年的中朝联合勘测时，这一长期被记录的数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原本的162个岛屿剧减至不足20个。
而归属中国的岛屿更是从此前的57个减少到52个，损失5个岛屿，造成中国领土面积整整缩减了171万平方米。
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泥沙淤积与洪水改道多年积累的结果。
由于鸭绿江上游的植被覆盖破坏及支流水土流失的加剧，大量泥沙随着江水流向下游，逐渐填平了一些面积较小、地势较低的岛屿。
而那些勉强保存下来的岛屿，也因河道的冲刷导致边界逐步向水流强势的一侧偏移。
1972年的联检中，许多导致领土损失的事实被记录下来，但鸭绿江两侧涉及岛屿划界的问题并未因此得以全面解决，模糊且动态的归属争议进一步加剧了复杂性。
1995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特大洪水让鸭绿江边界的稳定情况雪上加霜。
这次洪水不仅冲毁了吉林省境内大堤多达1000余处，还引发了多达5处的河道改道。
由于河流水势在某些关键段落的剧烈转变，一些此前靠近中国一侧水域的土地被江水吞噬，而一些岛屿的实际控制也因河道的偏移转至朝鲜一方。
这次仅以洪水为诱因的改道便致使中国共流失了1300万平方米的国土。
一个小岛的位置若因改道一夜之间从中国靠近朝鲜，甚至横跨主河流而处于中间状态，其法律地位尚未调整的情况下，边界争议便显得尤为棘手。
这些问题在长时间内成为中朝边界事务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也让鸭绿江上的岛屿从宛如画卷般的自然景观变成两国外交可能的分歧点。
同时，鸭绿江并非仅仅是自然边界，也承载了朝鲜半岛多年政治分裂积累的社会问题。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朝鲜因经济困境及粮食短缺等问题频发，“脱北者”现象逐渐增多。
为逃离国内困境，大量难民试图越境进入中国东北，并以鸭绿江这一边界河为主要通道。
作为天然屏障，鸭绿江并不总能阻止绝望的难民跨过河流。
特别是在冬季，鸭绿江结冰后成为一条可通行的“冰路”，极大地便利了北逃群体。
尽管中国边防力量多年来持续加强巡逻，但面对难民从隐秘的边境地点和夜间高峰频繁涌入的现实，巡逻行动显然力不从心。
而这也直接催生了2003年中国政府对边境管理权限的调整，将鸭绿江沿线的边界管理从公安系统正式移交给人民解放军。
军事力量的介入并未彻底解决问题，边界的管控需要更多物理设施的拦截。
2006年，为了有效遏制脱北者跨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中国政府启动了在鸭绿江沿岸某些低洼地带建设围栏的工程。
这些围栏高度达2.5米，由混凝土柱和铁丝网组成，在顶部还安装了刺钢丝。
这一围栏系统从最初的零散地区逐渐覆盖了包括丹东附近的一些重点边界，形成了一定的屏障效应。
2007年，有美国官员在访问边界地区时表示，中国正在部分关键哨所延长和加高围栏设施。
到了2010年，中国再次对鸭绿江沿岸的围栏系统进行升级，将围栏高度增加至4米，并延展至更多关键地段。
丹东——边境城市的机遇
曾有人提出因为水土问题中朝需要重新划定边界，其实大可不必，中朝实力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以丹东为例，丹东作为中国与朝鲜之间的重要门户城市，鸭绿江边界问题的起伏，使得这座美丽的边境城市始终处于历史风云之中。无论是边界争议、岛屿消失，还是河道改道带来的影响，都对丹东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挑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港市“填海造陆”工程的实施。从地图上看，东港位于丹东下辖区域的鸭绿江入海口。在地理学上，这一带本是河流与海洋交汇的泥沙沉积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鸭绿江的持续泥沙淤积和河道变化，中朝边界在这一区域表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
岛屿的增减、界限的模糊化，使得如何保持中国一侧的边界主权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为了巩固我国在鸭绿江一带的边界权益，同时也为地区经济发展寻找新的突破点，东港市启动了一项规模宏大的填海造陆工程。
这一工程首先通过疏浚鸭绿江的入海口河段，将淤积泥沙填入邻近海域的指定区域，逐步形成面积较大的新土地。
同时，这些填海形成的新领域被用来建设港口及经济特区基础设施，如增加工业用地、加强对沿海渔业的管控等。
由于丹东市与朝鲜的新义州市隔河相望，每一片新增土地必然引发边界线调整甚至双边交涉。
从填海造陆的一砖一瓦到其最终的整体形成，是对丹东市地方政府及相关中央部门外交能力与内政执行力的一场双重考验。
幸运的是，丹东的努力在项目完成后得到了切实的成果。
从前一片泥沙淤积的滩涂变成了可开发的沿海资源带，这些新土地如今成为了海上边界的稳定点，还为丹东未来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机会。
在双方关系相对稳定的年份中，丹东与朝鲜经贸往来的规模一度占到中国对朝贸易总额的70%以上。
无论是食品、日用品转口，亦或是机电产品和轻工业品输出，鸭绿江上的繁忙船舶流量一次次见证了这座城市如何融入中朝之间的经济互动中。
参考资料：
姜维公,李凤莲.关于处理历史时期中朝边界问题的几点建议[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