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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第一次约稿时忐忑不安，约稿失败后心情低落，偶尔还会遇到几个奇葩作者……做编辑哪有不踩“坑”的，就连经验丰富的社长总编们也曾有搞不定的选题、做不出的书，他们是如何应对的？由凤凰传媒总编辑徐海、《文艺报》副总编刘颋主编的《做书：编辑那些事》一书，收录了各大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名编辑的编辑故事，他们的心路历程，或可为“后来者”快速成长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说：“这个时代的理想编辑，几乎是一个全能的人。”
这是基于他几十年来的编辑经验得出的结论，也是对于编辑从业者的勉励之语，更是对《做书：编辑那些事》中乃至全国的编辑从业者的致敬之意。
1月10日，《做书：编辑那些事》在京首发
《做书：编辑那些事》缘起于《文艺报》、凤凰传媒共同主办的“凤凰书评”专刊下设的“编辑故事”专栏，凤凰传媒总编辑、专栏主编徐海在工作之余广约出版业同行，撰写各自编辑生涯中的经验、成长和收获。
全书40多位作者，50余篇文章，覆盖封面装帧设计、策划组稿、与作者交往、如何从单本到套书等编辑工作全流程细节，涉及主题出版、文学出版、古籍出版等多个主题维度，上至出版社的公司层面的变更，下至新人编辑如何快速成长，后附徐海24篇栏目主持人“约稿月记”。
内容生动有趣，真诚优质，干货满满，“所见撰稿者，皆卓然成家的行业大咖”（凤凰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姜小青语）。
其间有与宝藏作者数十年倾心交往的故事，也有跟水平有限但要求颇高的“普信”作者吵架的过程；有第一次向大咖作者约稿时的紧张激动，也有费尽心力却初版出不来的遗憾怅惘；有现身说法、细致拆解和阐述做书心得的实操案例，也有袒露心路历程以启发青年编辑的智慧见解。
致敬出版人，致敬伟大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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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书：编辑那些事》
作者：徐海、刘颋/主编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1月
社长总编们也曾有初版出不来的书
每位编辑的职业生涯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作者，有的合作顺风顺水，有的则因为各种原因而留有遗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汪修荣在《固执又重旧情的钟叔河先生》一文中，讲述了他们二人第一次合作未果的故事。2007年，钟叔河先生有一部散文集《记得青山那一边》，经由著名书籍设计师朱赢椿牵线，到了汪修荣手中。这部书稿以记事怀人为主，情感真切，极有温度，从中可以看出钟叔河先生的人生和性格的另一面。汪修荣本想尽快推出，但在审稿过程中，发现其中有篇文章涉及“右派”问题，鉴于当时的出版语境，明显有些不合时宜。汪修荣建议钟叔河先生将其中过于敏感的部分稍作删改。他以为，钟叔河先生作为出版家，并担任出版社领导多年，自然知道出版的边界。没想到，钟叔河先生非常干脆地拒绝了，而且态度坚决：要么按照原样出，要么就不出了。汪修荣打出了许多“悲情牌”，最终也没能改变钟叔河先生的主意。
虽然这第一次合作无果而终，汪修荣颇感惋惜，但也再次领略了钟叔河先生作为湖南人的性格和文人的执着。大约十年后，汪修荣如愿出版了钟叔河先生的《念楼随笔》，该书于2019年获得了第七届“春风悦读”年度致敬图书奖。
《念楼随笔》，钟叔河/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简称“浙江人民社”）原总编辑王利波也曾有初版出不来的书。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后，她进入出版社工作。在浙江人民社政治编辑部做编辑时，王利波偶然看到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的访谈，谈他为什么用“断裂”来概括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特征。身为编辑对选题的敏感度驱使王利波马上独立去北京拜访了孙教授。交谈过后，孙教授表示，如果出版社愿意的话，他有兴趣整理一下近年来所写的文章，书名可以取为《转型与断裂》。王利波兴冲冲回到社里汇报，但她当时的领导顾虑文章汇编不好卖，话题也较为敏感，否决了这个选题。王利波有些沮丧，同事也劝她不要再争取了。她只好回绝了孙教授。后来这本书在其他出版社出版了。
之后，王利波看到市场上中国史方面的图书热起来，就想着去尝试。由于某种机缘，她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夏明方老师取得了联系。到夏老师处拜访的时候，他约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黄兴涛老师等几位学者。交谈过程中，王利波深感自己视野狭窄、功课做得不到位。学者们的讨论一深入，她根本接不上话，惭愧又尴尬。这次约稿自然无功而返。但这段经历让王利波明白，组织历史学书稿，尤其是学术书，门槛是比较高的，必须要有相应的知识储备。2015年，王利波开始分管浙江人民社文史出版中心，并于2019年，带领编辑团队创立了聚焦世界史和全球史板块的“好望角”品牌。
第一次约稿的经历与那些宝藏作者
与作者交往的故事，往往占据了编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在《做书：编辑那些事》中，我们能看到不少宝藏作者的故事。
比如浙江大学出版社（简称“浙大社”）原总编辑袁亚春在《我与我的作者们（故事六则）》一文里提到的经济学泰斗蒋自强教授。当年主编《经济思想通史》时，蒋教授考虑到浙大社经济实力不强，动用各种力量，为浙大社争取到11万元资助。
蒋教授还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主译者。有一年，这本书因为国家领导人在讲话中提及而名声大噪。有民营书商找到蒋教授，希望在版权到期时，以高价购之。蒋教授没有同意，他说：“商务印书馆当年出版我翻译的这本名著，是有眼光的，我不能因一点钱而对不起他们。”
那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们总是性格纯粹、谦虚审慎，既敬畏自己的专业，也尊重编辑的专业。这使得一些社长总编在他们还是一个年轻编辑时，经历了非常美妙的第一次约稿。
让我们回到1998年，那时，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简称“苏科社”）社长傅梅还是一个年轻编辑，9月，她到北京参加书展，恰逢国家973重点项目公示。其中唯一一位女性首席科学家匡廷云院士的研究课题与傅梅的专业生物学同属一个方向。辗转找到匡院士的联系方式后，傅梅准备碰碰运气。拿起电话前，她是充满顾虑的，用她自己的话说：“我还只是个年轻的小编辑，给这么大一位科学家打电话，会不会太冒失了”，她甚至有点希望这通电话打不通，这样“我也努力过了，将来不会后悔……”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还是拨通了与匡院士的第一个电话，语无伦次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匡院士用同样兴奋的语气回答：“江苏的编辑啊，你都知道我的项目入选973了，消息够灵通啊，你过来吧！”
傅梅用“心脏一通小鹿乱撞，简直不敢相信”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激动得不亚于得知高考分数的那一刻”。她与匡院士的首次见面是在位于北京香山附近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傅梅忐忑不安，一直给自己打气。这次见面中，匡院士欣然答应了她的约稿。
五年后，匡院士的《光合作用原初光能转化过程的原理与调控》在2003年正式出版，入选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并在2004年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直到今天，这本书仍是生物学及相关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促进该领域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助力作用。
傅梅在文章中写道：“对我来说，这本书给我的编辑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照亮了我的前行之路……”而匡院士与苏科社的交往与合作也延续至今，2020年，匡院士大病初愈，就应傅梅的邀请参加了当年的“凤凰作者年会”；2021年，匡院士作为“金凤凰”奖章获得者再次参加“凤凰作者年会”，并上台分享了与苏科社携手同行的故事。
“在我心里，她是照亮我人生的一束光”，傅梅的这句话想必代表了很多遇到过宝藏作者的编辑们的心声。
《做书：编辑那些事》实拍图
做编辑总会碰到点奇葩事儿
有宝藏作者，自然也有奇葩作者。诚如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况正兵所言：“世上作者成千上万，秉性各不相同，编辑一生中总要遇上几个奇葩。”
袁亚春提到一位为出书而走火入魔的A先生，写了一部关于劳动价值率的书稿，说是发现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特别想在浙大社出版。对于所有标榜发现了什么新理论的内容，袁亚春一般都持高度谨慎态度，但他认为，也不排除民间奇人凭借独特的研究方法，填补空白的可能。最后，经过社外专家学者的评审，认为这部书稿虽然不具备完整的理论意义，但依然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可以出版。
图书出版后，A先生表示，希望该书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遂写了一篇推介文章，并表示想以袁亚春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袁亚春说：“那怎么行呢？以我的名义发表的书评，一定得是我本人真正认可的书，并自己动手写才行！”A先生听后，回头将办公室的门关上，然后忽然从衣袋里拿出一大摞人民币，说是预付的稿酬。袁亚春火冒三丈，把A先生赶出了办公室。
奇葩人难躲，奇葩事儿更难防，尤其是当下的网络环境，断章取义有之，歪曲事实更有之。
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党华，参与策划出版了她职业生涯中迄今为止市场表现最好的书——科幻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理想国出品），中文简体版销量达35万余册。
新书上市一段时间后，从天猫旗舰店销售处、从总编室编务老师处、从负责其他网店的营销编辑处，反馈了各种投诉，有说书中有很多明显的错别字，质疑图书质量；有说封面有可疑的黑点，内文纸张透字，怀疑是盗版。
作为责任编辑，党华认真回复了这些投诉：书中确实有一些貌似“错别字”的存在，但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需要修改的“错别字”，它是作者创作的一部分，那是书中那个有智力障碍的孩子写的“抱（报）告”，当他的智力被科技干预之后，疗效显著，于是那种现象消失了。大家可以通读全书，再做判断。
之后，随着该书的畅销，越来越多的读者被它吸引，但难免又有些人在发现错误时，迫不及待地投诉过来，以期吹响哨音，以正书范。
“既然不是个别现象，那就有必要认认真真做一个诚恳的应对。”党华做了一份“河南文艺出版社网络舆情应急演练方案”，经过认真核查资料、查验工作记录、检查样书以及和反映问题的读者之间的互动，终于将一场针对图书质量的舆情顺利化解。
还有一些没人提过的给青年编辑的建议
《做书：编辑那些事》里，撰稿的行业大咖和业界翘楚坦然讲述自己踩过的“坑”，也真诚分享自己的经验和给予青年编辑的建议，其中有一些建议此前少有提及。
1.坚决不能“社恐”。编辑在业界的地位是靠稿子奠定的，组稿可以说是编辑最重要的技能。要组稿就不能“社恐”，中共党史出版社总编辑吴江刚当编辑那阵，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周要认识一个新朋友，逼着自己走出去。他说：“那时认识的很多是退休的老人……这种交流有时也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性，就是聊聊天，对增广见闻也是有益的。”
江苏人民出版社（简称“江苏人民社”）编辑张延安在文章中提到自己与合作近20年之久的作者——刘祯的初相识，竟缘起于他的一次闲逛。2005年初春，张延安在北京出差，经过中国艺术研究院门口，本能地觉得这里应该有出版社需要的东西，“进去瞧瞧呗，让我这个下里巴人也长点艺术细胞，沾点艺术气息，说不定还能有所收获呢。”他进门转悠了一圈，院子不大，也没那么艺术，他有点失望，准备打道回府。刚走到大门口，迎面走来一个长相清秀、和他差不多年纪的人。张延安上前跟对方打招呼，做了一番自我介绍，没想到对方也不“社恐”，邀请张延安到办公室坐坐。这一坐，就出版了后来的国家级项目《中国当代百种曲》，并由此开始了两人长达近20年之久的友谊。
2.总要“逼”作者一把。很多作者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创作只能是见缝插针，身为编辑，时不时要“逼”作者一把，但不能把作者“逼疯”。江苏凤凰电子音像出版社编辑张冬妮在文章中分享了自己策划“著作权知识课”视频课程的过程中，是怎样“步步紧逼”，催着她的作者——徐海，完成项目的。“每次在办公楼或食堂遇见徐总，我除了问候，也会稍微提一下‘著作权知识课’相关的话题”“除了在朋友圈点赞刷存在感，隔十来天我就给他发微信关心进度，催问脚本”“有时正常催促，有时着急装可怜，期间项目入选‘江苏省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立刻被我用作催促的筹码”……2023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前夕，该课程终于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市场的考验。
3.身体可以“躺平”，精神不能。编辑作为内容从业者，永远要面对“有无价值”的拷问。江苏人民社副编审曾偲是一位人文社科图书编辑，与大多数编辑一样，她也时常陷入自我信任危机，“我们出的这些书有用吗？既不能治病，也不能充饥，看多了还惹人胡思乱想，摆在哪都占地方”，但每每这些时候，读者总会给到她更多勇气，“还有人会找到我说‘喜欢这本书’，还有人会追着新书预告问什么时候出版……”从业九年，做编辑到底给曾偲带来了什么？她说：“一份获取劳动报酬的工作，一个能与人发生思想链接的物质载体，一份终身学习吸收未知的通道；甚至它还给我带来了一些不可逆转的习惯——让我的精神和躯体都十分‘突出’——信仰科学与知识，以及承受腰椎间盘突出症带来的疼痛。”她躺着写完了《做书：编辑那些事》中的那篇文章，“但身体可以躺平，而精神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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